为解决盘踞苏皖解放区内一些城市的伪军，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东返，发起收复两淮的战斗。淮阴曾是韩德勤主持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日本投降后，伪军潘干臣的第二十八师连同保安团、常备旅等反动地方武装共9000余人仍盘踞淮阴城。为争取战机，黄克诚在率主力东返途中，便电告洪学智、第十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刘震，要部队提前行动向两淮开进，并首先攻下淮阴。同时指定由刘震直接指挥这次战斗。1945年8月27日战斗打响，9月6日总攻开始，曾在阜宁战役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的师特务团第七连班长徐佳标，第一个登上城墙，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碉堡射孔，为突击队登城开路。在广大指战员的勇猛攻击下，各团四面登城，迅速突破城门城墙，进行激烈巷战。守城伪军纷纷投降，淮阴战斗胜利结束。

    淮阴战斗结束后，第十旅进至淮安，与原在该地监视的各县武装，将淮安城紧紧包围。15日，第七、第八旅抵达淮安城下，黄克诚遂令第七、第八旅接替第十旅，在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独立团配合下，担任攻取淮安任务。并任命洪学智为淮安前线指挥，彭明治为副指挥，共同指挥淮安战斗。22日，战斗胜利结束，消灭城内全部守敌，击毙伪旅长以下300余人，俘伪团长以下4300余人．缴获火炮5门、轻重机枪50挺，长短枪3800余支，马匹车辆等大批物资、两淮战役至此胜利结束。淮阴攻克后，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于9月19日离淮南盱眙县千棵柳，于21日到达淮阴城。从此，淮阴城成为华中解放区的首府。

    与此同时，苏中军区部队打响解放盐城的战斗。1945年10月11日，盐城战役胜利结束，拔除了日伪军楔入苏北解放区的最后一个县城据点，打通了通榆公路，使国民党军利用它作为进攻华中解放区“内应”的企图破产。此外，第二、第四师进行破路拔点作战，阻滞顽伪向解放区伸进，为完善和巩固华中解放区，掩护全党全军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

    当蒋介石8月11日得知日本发出乞降要求时，竟无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下令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而同时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还下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急调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十战区李品仙等部向沪宁杭、津浦路等交通线和上海、南京、杭州、芜湖、蚌埠、徐州等城市急进，抢占战略要地。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下令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军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投降缴械。针对蒋介石依靠美军纵容、搜罗日伪，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抢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霸道行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军事急剧变化的形势，和华中地区的日伪军拒不向新四军投降，以及国民党军勾结日伪抢占上海、南京、杭州及沪宁、沪杭等交通要道的情况，于8月12日调整了华中的作战方针。决定新四军江南部队“就现地向四周扩张，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新四军军部命令各部遵照执行，就地向四周展开反攻作战，解放中小县城及广大乡村，收缴日伪武器资财。向当地日伪军送出通牒，命令其就近向新四军投降缴械，同时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猛烈进攻。苏浙军区部队自8月9日起就发起了全面反攻作战，先后收复了句容等共11个县城。三北、四明纵横数百里内之日伪军基本被歼，基本上完成了毛泽东提出的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许多县城及广大乡村连成一片，创造苏、浙、皖边纵横数百里广大根据地的任务。

    苏中军区部队首先攻克了三垛、河口、黄桥、姜堰等集镇，切断了泰（州）、海（安）、泰扬（州）公路，拔除了日伪军据点30余处。8月23日，苏中军区发起大规模攻坚战。同日，进攻宝应城。攻克界首、泛水、马棚湾、六安闸等运河沿线据点，控制高邮至淮安近100公里运河。围攻兴化县城，经4天激战，全歼守城伪军。接着主力一部东进，配合第四军分区对串场河沿线日伪军据点进攻，连克10余处据点，迫使日伪军于29日放弃启东，撤出海门和东台县城。并将苏中地区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全部逼入泰兴、如皋、高邮、泰州、扬州、南通等县市。

    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包围了滁县和全椒城，攻克定远县。独立旅及路东地方武装，先后收复来安、盱眙、嘉山、天长、六合县城。南京支队于8月底渡江南下，兵临南京城下。至9月2日，收复定远等6座县城及大批村镇据点，使淮南解放区面积扩大到2万平方公里。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会同第二、第四师主力共同组织路西战役，先后攻克众兴集、沭阳、宿迁、涟水等县城，使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同时扫清了淮阴外围据点，为攻克淮阴打下了基础。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先后攻克泗县、五河县城，直逼宿县和怀远县城，攻克了宿县至商丘公路中心点的河南永城县城。至9月2日，共收复泗县、五河、永城县城，部队逼近津浦、陇海两铁路和徐州、宿县城下。第五师兼湘鄂豫皖军区部队迅速从大悟山南进，至9月2日，共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大大鼓舞了长期孤悬敌后的中原军民。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部队攻克了距巢县城4公里的水陆交通枢纽望城岗。至9月2日，解放了无为县城，攻克了望城岗、雍家镇等10个据点，歼日伪军3000人，收复了巢湖以南、长江以北全部地区和皖南东部的广大地区，打通了与苏浙军区的联系。

    新四军全军自8月10日起，在大江南北，黄海之滨，淮河、运河两岸，太湖、洪泽湖周围，中原大地，宁沪近郊，津浦沿线的广大地区就地进攻中，至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时，共收复县城33座，攻克大小集镇400余个，歼灭和迫降日伪军4.15万人，其中俘日军大佐以下70余人，伪军1.76万余人。基本上完成了占领武汉周围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长江以北苏皖地区的许多县城及广大乡村地区，挫败了蒋介石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受降，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狂妄企图。

    1945年7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使用原子弹对日本广岛和长崎实施轰炸。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联红军分4路向侵占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同日，为配合苏联红军进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10日，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之日军送出通谍，限期缴械投降，对拒绝投降之日军，给予坚决消灭。同日，中共中央下达新四军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任务。

    同时中共中央还根据上海工人运动情况，决定由叶飞率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横渡太湖，配合上海地下军、工人武装发动起义，用里应外合办法解放上海。据此，新四军迅速向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的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在苏、美盟军及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统治集团为避免日本遭到毁灭，在8月10日内阁会议上，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在保留天皇体制下，结束战争。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之久的反侵略战争，终以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而宣告结束，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得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一些国际友人还不辞辛劳地来到华中敌后根据地，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1年5月，著名德籍作家兼记者、德共党员汉斯·希伯偕夫人秋迪，在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的帮助下，来到苏北根据地。在盐城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参加了根据地召开的政治集会和各项活动。撰写了《重访新四军占领区》等长篇通讯，发表在《美亚评论》上，及时向外界报道了被国民党当局宣布已“解散”的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和方针政策，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41年11月30日，希伯在山东大青山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后，秋迪女士继续与新四军保持密切的关系，为华中军民的抗战事业奔走呐喊。罗生特大夫是奥地利著名的泌尿科医学专家。1938年，他因遭受德国法西斯的政治迫害来到上海。1941年春，在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的动员下，秘密来到苏北盐城，在新四军从事医疗工作。他以精湛的医术为新四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救死扶伤，解除病痛，赢得了军民的信赖。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聘为着四军卫生部顾问。

    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活跃着日本、朝鲜等国反战人士建立的反战组织。在各反战同盟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反战宣传活动。盟员们在新四军敌工部门的协助下，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学习华北等地反战同盟的工作经验，利用自己所熟悉的日军内部情形和日军士兵的反战情绪，开展多种行之有效的反战宣传。至1943年底，各支部向华中日军印发的宣传品已达20多万份。盟员们普遍开展了战场喊话工作，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匍匐到阵地前沿喊话，使日军士气低沉，无心恋战，为新四军取得战斗胜利立下功劳。在新四军一师发起的车桥战役中，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在火线喊话时不幸中弹牺牲。与此同时，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做出解散反战同盟、成立解放联盟，以扩大日本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议，在华中的反战同盟各支部纷纷响应。1944年5月5日，华中各反战同盟支部在淮南根据地举行首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议会”。在苏北、淮北、苏中等根据地，还有一批朝鲜青年活跃在抗日斗争的火线上。1942年初，新四军第三师在阜宁成立了“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会员通过散发朝文传单、战场喊话等方式，发动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倒戈。1944年春，朝鲜友人以苏北分会为基础，成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华中分盟”，同时组建了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与新四军部队并肩开展反“扫荡”、反伪化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多次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其中有：一、1944年2月25日，美国驻华空军在轰炸安徽省芜湖荻港一带日军时，一架美机负伤坠落长江中。新四军第六师部队闻讯，立即派出10余人救援，以牺牲1名战士的代价，使1名美国飞行员得救。二、1944年5月6日，美国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代理中队长葛莱格中尉和飞行员柏纳德中尉，驾机在武汉上空与日本空军作战时座机负伤，分别坠毁在湖北省沔阳县东沙湖、监利县周利嘴附近。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和当地群众及时赶往营救，使他们得以脱险。第五师还在天汉等地营救了叶里格拉等4名美国飞行员。三、1944年8月20日，美国一架驻华空军B-29型轰炸机在轰炸日本本土时负伤，返航途中坠落在江苏省建阳县湖垛镇附近。湖垛据点日军倾巢出动，搜捕机组人员。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盐阜独立团和建阳大队闻讯赶至坠机地点，在民兵、群众配合下，以牺牲4名战士的代价，援救萨沃埃中校等飞行员脱险，并将其护送至新四军军部休养。四、1944年10月上旬，一架美国驻华空军轰炸机在轰炸日军时负伤，坠落在安徽省嘉山县管店附近。新四军第二师部队和当地民兵立即前往营救，将5名机组人员救出并护送到新四军军部。五、1945年1月2日，美国驻华空军少校瓦特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座机负伤，迫降在安徽省宿县东南白庙村附近，经新四军第四师营救脱险。六、1945年1月21日，美国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中尉托勒特，驾机空袭驻上海日军时座机中弹，坠落在上海近郊龙华嘴，经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淞沪支队及当地群众抢救脱脸，并给予及时治疗。七、1945年6月12日凌晨，一架美国空军B-24型轰炸机在轰炸长江中日本军舰时。因机器发生故障，坠落在江苏省海门县宋季镇附近沙滩上。新四军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闻讯及时赶去营救，并将其护送至新四军军部。

    从1938年5月新四军东进江南，至1941年初皖南事变这两年半时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主要以战地服务团的组织形式展开。1938年1月，在南昌就成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朱克靖。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如白丁（徐平羽）、韦布、杜宣、李增援、吴晓邦、丘东平、涂克、陈子谷，是战地服务团的最早成员。这年8月，战地服务团随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云岭后，就组成几个分队，先后随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渡江北上。新四军每到一地，战地服务团既是文艺宣传队，又是民运工作队。他们通过写标语、办墙报、教唱歌、演戏剧、展出图画，发表演讲等活动，动员抗日救亡，揭露日军暴行，传播胜利消息，鼓舞战斗士气，成为新回军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的得力助手和开路先锋，直接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以后，各支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战地服务团。

    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是围绕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都把文化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刘少奇先后两次主持华中局会议，讨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决定办学校，培训大批文化人才，以适应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需要。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开学，刘少奇兼任院长，丘东平任教导主任，陈岛、刘保罗、莫朴、何士德、孟波分任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系和普通系主任，学员先后有千余人。淮南的苏皖边区行政学院设艺术系，后改为淮南艺术专门学校，祈式潜任校长，张泽易、孙峥、何秋征等任教，先后培训3期共600余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淮北）、第五（苏北）、第八（淮南）、第九（苏中）、第十（豫鄂边）分校和浙东鲁迅学院，都分别设有文艺班或文艺系培训文化干部。浙东鲁迅学院由著名作家黄源、楼适夷任正副院长，芳信、章泯等任教。华中各地还先后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成立文化协会，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文化人，壮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1941年4月，苏北召开文代会，选举产生了以钱俊瑞为理事长的苏北文化协会，接着又成立了以吴天石为理事长的苏北文协苏中分会。接着，在淮南、淮北、苏南、浙东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文化协会。为了使投奔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人更好地从事抗日文艺创作，陈毅于1941年8月在阜宁县卖饭曹专设文化村，派扬帆负责文化人的工作和生活。同年11月，陈毅又倡仪成立湖海艺文社，通过诗歌唱和，宣传抗日，宣传团结，扩大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明了文化运动的根本方向。为了深入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华中局决定，在环境比较稳定的淮南津浦路东地区举办文化实验区，从改革报刊、发展民间戏曲入手，使文艺更大众化、更普及。这个时期的文艺创作十分活跃，改编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创作了话剧《李闯王》、京剧《九宫山》。1942年冬，新四军文艺小战士何仿在淮南金牛山地区采风时，搜集到当地流传已久的民歌《鲜花调》，新中国成立后，经他整理改编定名为《茉莉花》，现已唱红全世界。

    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时向人民介绍国际国内的抗战形势，粉碎日伪奴化教育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真相，克服敌后环境的多种困难，出版了种类齐全、内容丰富多彩的各类报刊。

    新四军政治部创办的《抗敌报》和《抗敌》杂志，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报刊。皖南事变以后，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普遍发行、影响最大的当数《江淮日报》与《真理》杂志。《江淮日报》是中原局（后称华中局）机关报，《真理》杂志是华中局宣传部创办的党内理论刊物。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区党委也都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苏中是《苏中报》、淮南是《淮南日报》，苏北是《盐阜报》、《淮海报》和后来的《苏北报》，淮北是《拂晓报》，鄂豫边区是《七七报》，苏南是《苏南报》（后改《苏浙日报》），皖江是《大江报》，浙东是《新浙东报》。还有新四军第三师的《先锋报》，第五师的《挺进报》，第七师的《武装报》，浙东游击纵队的《战斗报》等。其中，发行范围最广，出版时间最长的是《拂晓报》。《拂晓报》、拂晓剧团、骑兵团并称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三件宝”。报纸发行范围很广，还几经辗转，远涉重洋，传到了纽约、莫斯科及东南亚各国。1943年，《拂晓报》在巴黎参加国际展览，很多参观者竟看不出是一张油印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拂晓报》先后成为中共华中七地委、江淮六地委、宿县地委机关报。

    华中局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组织及民主政府都极为重视出版工作，华中局宣传部和各区党委宣传部都设立了出版科，负责领导和组织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很多图书是由报社、杂志社、书店、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群众团体、部队政治部编辑出版的。在专门的出版机构中，江南社、江淮出版社、七七出版社、苏中出版社、苏南出版社等都为出版图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1941年后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推动下，上海的新知、生活、读书三家进步书店联合起来，在苏北盐城设立了大众书店，接着又在黄桥、淮安、东台开办了大众书店分店。盐城的大众书店实际上成为华中图书发行的总店，主要任务是从上梅秘密运送和发行根据地急需的政治、军事、哲学读物，出售根据地出版的书刊。经销的主要图书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以及《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大纲》、《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自学丛书》、《世界知识丛书》、《时论丛刊》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其他一些书店，也在复杂环境下，通过各种斗争方式，努力做好书刊的发行工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包围之中，斗争激烈，环境艰险。在分散的农村和敌后环境下，要发展大工业是极其困难的。各战略区从实际出发，注重建立一些小工厂，发展小型公营工业和合作工业，解决军需民用物品，改善人民的生活。根据地内，先后建有织布厂、弹棉花厂、染布厂、被服厂、皮革厂、肥皂厂、香烟厂、面粉厂、榨油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公营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合作事业的发展。1941年春，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天长县钢城创办了“新群烟草公司”，生产著名的“飞马牌”香烟，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友邻根据地，同时打人芜湖、南京、镇江、常州、无锡等敌占城市。华中各战略区对个体手工业采取扶植、奖励和引导的方针，积极创造条件，促其恢复和发展。各战略区给农民提供贷款，扩大种棉种麻的面积，增产纺织原料，鼓励发展农村手工纺织业，农户生产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满足军民的需要。手工纺织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封锁，活跃了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为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及党政机关、学校、团体，提供了必要的被服及各种军用物资，为支援抗日作出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华中一方面采取严厉的封锁政策，一方面对根据地农产品的输出积极吸收，使根据地农业生产成为它的附庸品和掠夺对象。为了保护抗日根据地的物质资源，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繁荣市场，稳定金融，华中根据地实行“对内自由贸易，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在根据地内部，以发展公营商业为主，同时保护私营商业，但限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取缔奸商，反对投机倒把。对外贸易方面，禁止一切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输入与根据地必需品的输出，奖励根据地必需品的输入与根据地多余物品的输出。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民主政府还实行进出口物资管制，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政策，保障根据地所需物资的供给。敌人占领城市和交通线，控制工业品，抗日民主政府以农村为根据地，控制农副产品，特别是控制着粮、棉、油、猪等敌人最需要的主要生活物资，与敌人展开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华中根据地为了排斥伪币、保护物资、活跃金融、扶植生产和繁荣经济，建立了独立的金融机构，广大农村和城市先后使用过抗币和华中币。1941年4月，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在盐城成立了江淮银行。这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成立最早的一所银行。在如东栟茶镇成立了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建立印钞厂。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各战略区成立地方银行。当抗战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对敌经济斗争日益激烈。1945年8月1日，新四军政治部命令，在盱眙县张公辅成立华中银行，并授权发行统一的华中币。华中各战略区原设立的地方银行，一律改组为华中银行所属的分行。

    抗日战争中，由于日军不断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民生活十分困苦。开展生产运动，便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项基本政策。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中各根据地军民于1942年开始了以改善生活为主的生产运动，1943年开展了以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1944年又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热潮，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为全面反攻进行物质准备。各地还就垦荒、农业贷款、优待抗属、组织代耕代工、发展副业生产等做出许多具体的规定，使大生产运动目的明确、讲求实效地开展起来。抗日军民为了打破日伪的封锁，减少对城市工业品的依赖性，广泛开展了生活日用品和必需品的自产运动、代用运动，自力更生制造出纸张、墨水、粉笔、蜡烛、皮革等产品。对于水患严重的江淮地区，抗日军民即开展了兴修水利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41年夏，苏北盐阜根据地军民在大海啸到来之前抢筑“宋公堤”的壮举。刚刚成立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等人，为根除本县人民饱受海水倒灌之苦，以县政府的盐税收入作抵押担保，发行修堤专项公债，并说服地方绅民共同行动。经数万民工及新四军指战员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在大海潮到来之前筑成一条90公里长的大海堤。当地老百姓为表达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感激之情，将其称为“宋公堤”，以与宋朝名臣范仲淹在苏北修筑的“范公堤”相媲美。新四军各部队在协助各地群众开展生产运动的同时，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禽家畜、种植青麻和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组织运输和修理，开展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环境比较安定、生产发展较快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和军直属队，基本上达到了蔬菜自给8个月，油、盐、肉食自给4个月的目标。这个时期，新四军的军工和军需生产也有较大发展。据1944年8月底的统计，新四军所生产的手榴弹已能自给，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自给70%，其他弹药自给30-35%。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四军军工厂已发展到46个，枪、弹自给率进一步提高。各师还建立了生产被服、装具和日用品的军需工厂，保障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通过开展生产运动，粉碎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使部队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使军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

    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它是根据全民族抗战的需要而提出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紧迫，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1937年8月，在党的洛川会议上决定停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其他文件中也多次提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适应包括地主士绅在内的全民族的抗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1941年5月，华中局发出了《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遵照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各地先后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但根据地建立初期，政权不巩固，同时由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剿”，顽固派破坏干扰，地方伪化势力的猖獗，使减租减息难以全面推开。即使是中心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也出现了明减暗不减的情况。1943年5月，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夏季工作的指示》，号召各地在夏收运动中广泛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苏中抗日根据地公开贴出布告，向广大人民宣布政府的减租减息法令和破坏减租减息的惩治条例。全面彻底搞好减租减息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1943年秋，要求尚未普遍实行减租的地区，必须普遍减租，减的不彻底的，必须彻底减租。鄂东、鄂中、襄东、豫南等基本区，还发动群众组织评租，以保证减租减息运动的健康发展。1943年秋，各根据地中心区普遍开展了退租、查租工作，各地组织了查租小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相配合，对过去不减租和种种假减租的现象，进行深入地检查与纠正，对过去减租不彻底的，普遍发动了退租运动，对不减租和假减租的顽固地主发动大规模的斗争。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发展不平衡，盐阜抗日根据地减租达40%—50%，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心区减租较彻底，工作差的地区则减租不彻底；而某些边区则减得极少，甚至根本未减。

    1944年春季，新四军开始局部反攻，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乘着军事上的胜利，各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广大农民卷入了减租减息的浪潮，佃租户、雇工真正抬起了头，敢于积极的起来与地主雇主做坚决的斗争，尤其是佃户中的落后分子也卷入到斗争中来。各根据地彻底执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巩固农民的既得利益，在已经普遍实行“双减”的地区，开展复查，解决“双减”不彻底的问题，凡是明减暗不减，或减得不彻底的地方，都发动农民进行坚决的退租运动。打击违反“双减”法令者，较彻底地打垮封建堡垒，在中心区基本区全面地确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

    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千百年来对农民沉重的封建剥削得以减轻，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后，地租率一般降低25—30%，废除了高利贷剥削，利率限制在年利一分至一分半以下，取消了押租和各种陋规，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减租减息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开发。根据地的农民在畜力、生产工具极端缺乏，在日伪军的掠夺、“扫荡”的环境中，坚持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减租减息还改变了根据地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民展开了赎当田的斗争，同时佃租户买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而使根据地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土地关系的变化，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部分佃贫农上升为中农，佃中农上升为佃富农，地主一般则是有所下降。经过历年减租减息运动及其他反恶霸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向封建堡垒进攻，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同时在政治上亦削弱了封建势力。工农的优势经过这一运动进—步地确立起来了。减租减息运动发展和巩固了共产党和群众组织，加强了政权建设。经过减租减息和查租增资运动，党员和民兵发展了。加强了农村党和群众团体的建设，不仅数量增加了，而且质量亦提高了一步。

    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为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1944年春节前后，新四军各部队利用多种形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军、师、旅、团领导亲自向部队和群众作报告，阐明开展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在大张旗鼓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各单位派出纪律捡查组、访问团，以新四军制订的拥政爱民公约和群众纪律为依据，深入到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检查在对待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态度上有无军阀作风；在宿营、行军、作战中有无不爱惜民力、损坏群众物品等不良行为；在生产中有无与民争利的现象。并就检查出来的问题，公开向政府和群众道歉，赔偿群众的损失。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还以“拥政爱民”为横批，写了一副对联：“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为本分”，并要求各部队贴在各单位俱乐部的墙上。各部队提出：爱护群众如同爱护自己父母一样，尊重政府如同尊重部队首长一样，服从政府法令如同服从部队命令一样。春节时，各部队还向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拜年，慰问军烈属，邀请当地党政机关负责人座谈、联欢。与此同时，华中各根据地党政机关也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拥军优抗(抗日军人家属)的教育，制订了《拥军优抗公约》。通过这一运动，华中各根据地的军政军民关系进一步密切，拥政爱贯，拥军优抗蔚然成风。

   新四军成立时政治部设有敌工部，负责对日伪军工作的组织领导。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对新四军的敌军工作提出要求：“用—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他们部队里面反战情结高涨，不愿意打仗”，“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他，而且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要“利用维持会、伪军等做内线，为我们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将来时机成熟可以里应外合”，“在大城市中建立秘密的工作”。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随着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豫鄂、皖中（皖江）、浙东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敌军工作亦成为各根据地一项重要工作。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加强对敌伪军工作的组织领导，华中局于1941年10月25日发出专门指示，强调指出：加强敌伪军工作，已成为华中全党全军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必须以最大决心和毅力来加强这一工作，才能长期坚持华中，才能保证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相继建立并逐步健全了敌伪军工作的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各地委、县委亦成立了敌军工作部门，在与敌伪接近的地区成立了敌工站。在皖江，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曾亲自兼任区党委联络(敌工)部部长。在淮北，第四师号召全区要挑选最好的干部到敌占区去，并将区党委敌工部和第四师敌工部合并，统一领导地方和部队的敌军工作。各根据地从上到下建立起了—套完整的敌军工作机构，为开展敌伪军工作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

    由于日伪军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在兵力上和装备上又处于优势，给根据地造成极大的损失。为了化被动为主动，粉碎日伪军的阴谋，及时获知敌军的动向就成为对敌斗争中的紧迫任务。为此，各根据地派出大量得力人员，采取各种形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到敌人内部去猎取情报。建立情报网，做到知己知彼，以避敌锋芒，乘机打击敌人。淮北区经过一年多工作，，在伪军据点建立了情报关系。其中11个据点能主动向新四军送情报，45个据点敌人出发时新四军可以及时获悉。苏南区敌工委派人打入浦东日伪军内部，每次当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时，新四军均可及时获悉，使根据地军民能安然转移，随日伪军尾部打转，情况最紧急时甚至可以进入伪军据点隐蔽。在丹北地区，不少战斗都是敌工站先派人收集情报，找向导，配合内应，取得胜利。皖江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联络(敌工)部下设敌工、情报、交通三个部门。从敌人内部搞到的情报，依赖于“交通”的迅速传递，否则就不能发挥作用。当时日伪据点星罗棋布，封锁线纵横交错，中间又有长江天险阻隔，传送情报的工作任务繁重而艰险，由于根据地各级党委的重视，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为了动摇日伪军的军心，各根据地大力加强了宣传工作，在敌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刷写醒目的大标语：印制各类宣传品，通过散发、张贴、邮寄、送交等各种方法，不断地将宣传品送到日伪军和伪组织等伪方人员中，将根据地出版的报纸，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和伪军、伪组织散发。浙东区还出版了日文版的《解放周报》，专门对日军开展宣传攻势，从而使日军的思想情绪逐渐发生变化，由思乡、悲观，发展到厌战、怠战、反战，削弱日军的战斗力。有的日军主动向新西军投诚。伪军、伪组织人员在强大的、经常不断的宣传攻势下，纷纷从附逆变为能为新四军利用的“两面派”或“三面派”。各根据地还普遍进行了伪属的调查和登记工作。在广泛调查登记的基础上，动员伪属争取伪军和伪组织人员。

    抗日根据地在伪军中开展的“红黑点运动”，是群众性敌军工作的又一创造。苏中区党委敌工委、地委敌工分委、县委敌工部成立后，于1943年在全区范围内对伪军开展了“红黑点运动”，即对伪军、伪警、伪组织人员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在一定时间予以公布，张贴在碉堡、岗楼、电杆上。用红点鼓励伪方人员改恶向善，用黑点给以警告，促其自新，对坚决扰害人民的则予以镇压，造成对伪方人员强大政治压力，促进了伪军伪组织内部的分化。

    各根据地还开展了交通要道的敌军工作，长江工委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建立起了连接长江两岸的秘密交通线，掩护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安全地在敌人严密封锁的长江防线上通行无阻。皖江根据地设立沿江秘密交通线，第七师抽调得力干部秘密进入长江中心的老洲，组织了以伪军名义出现的小分队，还建立了“两面派”政权老洲乡公所，使老洲这个江心小岛牢牢地掌握在第七师手中，日、伪、顽都无法插足，滚滚长江成了皖江区和新四军第七师人员南来北往的坦途。苏北根据地中共盐阜地委还开辟了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海上交通线，打破了敌人对盐阜及整个苏北区的封锁，完成了运送干部和大批军需民用物资等艰巨任务。

    各根据地通过组织敌后武工队，开展边缘区敌军工作。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人民紧缺的各种物资，还秘密派出人员到敌占城市开展工作。淮北区党委特地成立徐州工委和蚌埠工委，专门争取大股伪军反正。徐州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重点争取汪伪淮海省省长兼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郝鹏举反正。经过一段时间构工作，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亲自接见伪军上层人物，终于将伪淮海省宣传处长兼军政干部学院少将教育长高汉、伪第六路军第一师师长乜庭宾、第二师师长张奇等人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搞到了日伪的大量情报。抗战甫告胜利，即策动了郝鹏举部伪军2万人反正，在华中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