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初创之际，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武器弹药的补充采取限制政策，使新四军处于“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的困难境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维修枪械起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逐步发展军工生产，保障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武器弹药的供给，为保卫华中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皖南事变后，因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必须完全靠自己来解决武器弹药和一切军需品的供给问题。为此，在重建军部时，单独成立了以韩振纪为部长，吴师孟、孙象涵为副部长的军工部。

    1941年8月，军部决定撤销军工部，把设备、人员就近分散到第一、第二、第三师组成小厂继续生产。1942年2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华中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提出了要求，要求“生产应集中在手榴弹、地雷及马刀的制造。”这一时期华中根据地军工生产的设备有了改善，技术力量有增强。苏中地区从上海动员了一批技术工人到根据地军工厂工作，皖江地区也从南京、上海等地聘来大批军工骨干和技术工人，使军工生产队伍有所扩大。军工生产由以往的修理为主转为以制造为主，发展为生产和研制相结合。苏北根据地研制成射程200多米的第一代碰炸式带尾枪榴弹，用枪榴筒发射的第二代枪榴弹，空炸的第三代枪榴弹，37平射炮、平曲射两用追击炮，拉发、踏发地雷，用铜板制造铜子弹头。军工生产的种类增多了，产量也提高了，军工生产普及化。

    新四军军部于1944年9月21日至10月6日，在黄花塘召开了华中兵工生产会议，介绍了兵工生产的情况和经验，举行了军工产品的展览，进行了改装和研制武器的射击表演，表彰了坚持武器弹药研制而多次负伤的第二师军工部工务科科长，军工战线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等一批军工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模范。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华中军区军工部成立，部长孙象涵，政委罗龙生。原苏中、淮北、苏北地区的军工厂，分别改为华中第一、第二、第三总厂，淮南地区的军工部门保留，苏中地区部分军工战士和皖江地区的军工部门撤往山东临沂，成立山东军区军工部。1947年1月华东军区成立，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军工部合并组成华东军区军工部。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各地发动局部攻势作战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同时，充分利用时机，抓紧进行整风，开展大生产和军政整训运动，从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为新四军大发展和积极准备对日军战略反攻作战创造条件。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空义思想教育运动。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42年6月至年底为初步整风阶段。主要是系境地学习整风文件，认清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军直属队从6月起先行整风学习。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7月26日作出《关于各战略单位整风的决定》后，各师的整风学习陆续展开。军直属队和第二、第三、第四师因环境比较安定，组织全体排以上干部参加学习；其他各师则因战斗环境比较紧张，仅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大多数干部是在职学习，少数团以上干部进华中党校学习。1942年冬和1943年春，为对付日军大“扫荡”，整风学习暂时停止。从1943年6月至1945年初为深入整风阶段。这一阶段中又分两步。第一步，除少数干部坚持在职整风学习外，大部分干部分批进党校、整风队，进行半年左右的专门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改造思想方法；反对宗派主义，以增强团结；反对个人主义，以改造思想意识，着重解决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问题。在深入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每个干部认真严肃的进行自我反省和批评帮助，谈表现，论危害，挖根源，制订改正措施和今后奋斗目标。第二步，是在1944年干部进行反省时，结合进行审查干部工作，对排以上干部的历史和思想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这次审干全面系统深入，虽然有少数单位对政策的掌握不好，发生过逼、供、信问题，但清理了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为正确选拔使用和培养干部打下子基础。从1945年3月至8月为总结阶段。各单位对少数未经系统整风学习的干部作了补课。对审干中发现的重大历史政治问题，一一进行复查和甄别。由下到上总结了整风运动的成绩、经验和教训，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团结。至日本投降前夕，历时3年多的新四军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程度不同地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了党性，较好地克服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战略反攻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党外人士李鼎铭的建议，在1941年12月17日发出“精兵简政”的口号。1942年9月26日，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向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各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精简委员会，全面进行精兵简政工作。在精兵方面主要是将部分主力充实到地方武装，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简政方面，着重爱惜民力，免除替军队服劳役的自卫军的岗哨，减轻负担，除田赋公粮负担外，一切募捐、变相派款均禁止。缩小编并行政区，并乡，并区，并县。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减少行政机构的层次。精兵简政的进行，节省了大量民力和经费，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和部队的战斗力。精兵简政后，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合并办公，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灵活机动，适应了战争环境，提高了各乡机构的战斗力。精兵简政还提高了政权机构的整体素质，加速了政权机构运转速度，使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建立了不可战胜的群众基础。

    皖南事变后，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2年，各根据地基本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县以上的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般经过局部改造，也有了初步的民主设施，根据地内半数以上的乡已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基本确立。但在乡以下的基层政权中，保甲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封建势力仍然根深蒂固，阻碍着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为回忆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改造工作，1942年3月16日，华中局发出了《关于改造鄂豫边区根据地内政权机构的指示》。《指示》强调：要特别注意对下层(区乡)政权的改造，并使下层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可靠的群众与积极分子手中，然后才能打破封建势力对下层政权的操纵，否则真正的三三制政权亦无法实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教育，在反复酝酿的基础上，以村为单位登记选民，推选出行政委员会候选人，进行竞选。在选出村行政委员会和正副村长后，再依法选举乡、区的行政委员会和乡长、区长，民政、武装、治安、文教等委员会也由民主选举产生。在基层政权改造过程中，各地还合并了一些机构，裁减了多余的行政人员，减轻人民负担。大多数根据地将基层政权改造写进《施政纲领》中。

    为适应政权建设的需要，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还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和行政学校，轮训县、区、乡各级干部，同时从农村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知识青年中招收学员，经过培训后充实各乡政权，以推动基层政权的进一步改造。各根据地在政权改造中，还根据中心区、游击区和边缘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各根据地在基层政权改造中，通过一系列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将一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官僚赶下了台，许多工农分子当选为乡保委员或负责人，有的地方还破天荒地第一次出现了女乡长、女保长。到1944年8月，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改造工作通过乡选活动已基本完成。

    对基层政权的改造，是对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势力的冲击，是农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变革，并最终铲除了封建的保甲制度，削弱了日伪和国民党赖以统治农村的社会基础，使工农群众当家作主，根据地的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为了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团结各阶级、阶层的人民，把抗战引向胜利，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原则。指示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并在各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政权组成上必须实行“三三制”的政策原则。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是华中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代表各抗日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结构模式。
    皖南事变后，华中地区在实现党和军队统一领导的同时，政权建设也在华中局的统一部署下开展起来。参照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经验，各根据地一般要求建立起“参议会一一行政委员会一一行政公署一一专员公署一一县政府”的政权体制。其中参议会是根据地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委员会是根据地政权的最高执行机关，行政公署是行政委员会设立的政务机关即办事机构。但是，由于各地政权工作的基础不一样，斗争环境和任务也各不相同，因此，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工作是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实现的。从实施情况看，各根据地因皖南事变后激烈的三角斗争环境，一般未能及时召开民选的参议会，而是首先建立起比较统一的各级行政机关，即“行政委员会（行政公署）一一专员公署一一县政府”的政权系统，成为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全民抗战的强有力的杠杆。
    在苏南根据地，1941年3月，由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等人发起组织江南行政委员会。4月1日正式成立江南行政委员会，何克希任主任，下辖6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着又筹建江南行政公署，后因斗争环境险恶被迫中断。1943年3月，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苏南行政委员会，建立了苏南行政公署，江渭清兼行署主任，邓振询任行署副主任。在苏中根据地，1941年即筹备召开苏中参议会，并一直沿用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名称。1942年5月，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组为苏中行政公署，管文蔚任行署主任。在苏北根据地，1941年9月，盐阜区行政公署成立，宋乃德任行署主任，贺希明、计雨亭（党外人士）任副主任。1942年3月淮海区专员公署撤销，淮海区行政公署成立，李一氓任行署主任，陈月斋（党外人土）任副主任。1942年淮海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金明当选为参议长，吴月波（党外人士）当选为副参议长。同年10月21日，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在阜宁县农村召开，黄克诚当选为参议长，党外人士宋泽夫、庞友兰当选为副参议长，曹荻秋当选为行署主任，贺希明、计雨亭当选为行署副主任。1945年6月，盐阜、淮海两区合并，成立统一的苏北行政区，7月，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李一氓任主任委员，曹荻秋、计雨亭任副主任委员。原盐阜、淮海两个行署分别改为专员公署。在淮南根据地，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选举邓子恢为参议长，党外人士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并选举邓子恢为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主任。1942午1月，路东联防办事处改为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方毅、汪道涵分任行署正、副主任。1943年1月，成立了统一领导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地区的淮南行政公署。方毅、汪道涵分任行署正、副主任。在淮北根据地，选举产生了苏皖边区第一届参议员，接着召开了苏皖边区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党外人土孔祖南、吴静宜分别当选为正、副参议长。1941年8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刘瑞龙、刘玉柱分别任行署正、副主任。1942年10月，召开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刘子久、吴静宣为正、副议长，刘瑞龙、陈荫南为行署正、副主任。在皖江抗日根据地，1942年7月，成立皖中行政公署（后改名为皖江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副主任唐晓光。同月，皖中参议会正式成立，选举爱国民主人士金稚石为议长，周新武与民主人士陈可亭为副议长。1945年1月，浙东行政公署在余姚梁弄成立。连柏生为主任，吴山民为副主任，辖四明、三北、会稽、淞沪4个专区、10个县级政权及6个县级办事处。

   部队整编后，苏浙军区立即确定了南进的部署。2月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开辟了莫干山地区。正当新四军连续歼灭日伪军收复国土，胜利发展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却指令其苏浙皖边挺进军、忠义救国军、保安团等共5个团，向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第七支队进攻。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奋起自卫还击，从2月12日起，经5日激战歼顽军1700余人，乘胜解放了孝丰城，取得了第一次天目山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

    3月，国民党军又向新四军发起进攻，企图夺取孝丰城，歼灭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新四军出天目山以北地区。苏浙军区连续战斗，再次粉碎了顽军的进攻，乘胜占领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地区，取得了第二次天目山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

    5月20日，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南渡富春江．与浙东纵队一部会合，打通了浙西与浙东两块根据地的联系，22日，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第二十五集团军之第七十九师、突击总队，进占新登城周围，切断了富春江两岸新四军的联系。准备渡江的第四纵队第十支队被阻于富春江北。苏浙军区命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三纵队第七支队会同第十支队，于5月29日发起新登战役，占领了新登县城。此时苏浙军区获悉，国民党第三战区乘机调集第二十五集团军14个主力师，共6.6万余人，企图聚歼新四军于天目山地区。6月4日，苏浙军区主动放弃新登，撤出临安、天目山地区。部队集结在孝丰城北地区，休整待机，作好自卫反击战前准备。6月19日至23日，发起天目山第三次反顽自卫战，取得胜利。三次天目山反顽自卫战，在军事上提早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到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也为打大兵团运动战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战役的胜利，粉碎了顽军的进攻，为坚持孝丰、天目山、杭嘉湖敌后新区，进一步巩固苏浙皖边反顽基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4年8月，侵华日军发动浙东作战。9月占领温州，10月占领福州，闽浙两省沿海地区迅速沦为敌后。中共中央得悉美国有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的意图，并希望在登陆作战时能得到中共的配合。在此背景下，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华中局抽调一批原苏南、浙江干部和苏中两个主力团渡江，汇合第十六旅，共同担负南进任务。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主动请缨，提出亲率第一师主力南进任务，得到批准。

1945年1月6日，两路南下部队全部到达浙江省长兴县仰峰岕，与在此坚持抗日斗争的第十六旅会合。1945年1月13日，苏浙军区成立，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部队。1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又决定组成江南区党委，由粟裕暂兼任书记，江渭清为第一副书记，吴仲超为第二副书记。粟裕以华中局代表身份指导浙东区党委。苏浙军区辖3个纵队，2个军分区。

    为了加强与团结浙东敌后各阶层人士、各党派、各团体抗击日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巩固和扩大浙东抗日根据地，1944年1月15日在四明山茭湖村成立了以连柏生为主任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1943年12月初至1944年5月底，日伪军向浙东根据地进攻，两次发动千人以上兵力大“扫荡”，一度侵占了梁弄和上虞县城等地。浙东游击纵队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相互配合，袭扰敌人，并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为了在杭州湾北部建立立足点，以便打通与苏南、浦东与浙西的联系，中共浙东区委决定组成“北海支队”，在海北地区袭扰日伪军，牵制日伪军增兵三北。为了开辟舟山群岛的海上游击根据地，8月19日，海防大队第一中队68名指战员，奉命渡海深入舟山敌后活动，25日，在岱山以西大鱼山岛，遭到日军海军陆战队200余人、伪军300余人和两架飞机、2艘军舰、6艘汽艇的陆海空联合进攻，经7小时浴血奋战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除26人突出重围，其余牺牲或被俘。

    此外，浦东支队也在上海近郊，粉碎了日军的报复“扫荡”，歼日伪军120余人。浦东支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主力发展到300余人，11月，浦东支队改称淞沪支队，进一步扩大在浦东地区的活动范围。

    经过浙东军民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坚持斗争，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扫荡”、“蚕食”和“围剿”。1944年2月，主力重返四明地区，浙东地区的斗争形势趋于稳定。

    新四军浙东抗日武装，是1941年5月以后，由中共江南区委、路南特委领导的浦东渡海南下武装为主，结合中共浙东地方组织领导的部分武装组建起来的，新四军军部和第六、第一师先后输送了大批干部，经艰苦奋斗，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浙东敌后抗日的主要力量。并开辟了包括淞沪、三北（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地区）、四明、金萧4个地区的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对新四军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其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

    中共中央中原局（1941年4月改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贯彻中共中央军委上述指示，决定将开辟浙东、浙西的任务暂交中共江南区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同时决定原中共皖南特委书记谭启龙在上海组织闽、浙、赣、皖4省联络站，负责打通与这4个省委的联系。

    1941年，浦东部队先后有800多人分批南渡杭州湾到达王北。这些部队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也是后来组成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浦东武装南渡到三北后，立即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初步开辟出三北抗日游击区。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浙东抗日武装在中共地方组织支持下，建立了政权性质的办事处。至此，浙东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创立。

    1942年6月下旬，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谭启龙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敌后的抗日斗争。同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第六、第一师选派的干部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到达浙东，加强了浙东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7月28日，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中共浙东区委正式成立，谭启龙任书记。8月19日、浙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何克希任书记，对浙东抗日武装实行统一领导。同月，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化名何静），政治委员谭启龙（化名胡志萍），副司令员连柏生，参谋长刘亨云（化名刘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随即将浙东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三、第四、第五支队，以及南进支队、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海防中队、教导队和特务连。为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共浙东区委对浙东的中共地方组织进行了调整，除继续领导路南特委外，还建立了4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鄞县、镇海、奉化三县东部地区）工委、会稽工委。不久，各工委改称地委。各部队的办事处正式转为地方政权，并成立了三北总办事处。

    由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部队进入浙东虽然时间不长，并且使用国民党军第三战团的番号，以地方武装面目出现，但由于抗日坚决，发动群众广泛，很快引起日伪顽的注意。1942年8月以后，日伪军即对三北游击司令部部队发动“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亦乘机加紧在浙东反共，日、顽、我三角斗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迅速调整部署，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三北游击司令部机关及第四支队和教导队挺进四明山，控制了余姚、慈溪南部的一部分地区；由刘亨云率领第五支队坚持三北；由连柏生率特务大队和新国民兵团开辟慈溪东部和西部地区。

    10月上旬，扫伪军调集上千兵力“扫荡”三北。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指派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等部3000余兵力于10月下旬南渡杭州海，分别在临山（余姚县北部）、段头湾（慈溪县北部）等地登陆，妄图将三北游击司令部部队消灭在沿海地域。

    中共浙东区委、三北游击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指示，决定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转变方针，集中力量首先巩固三北阵地，并以游击战坚持姚（余姚）南、慈（溪）南原有阵地，并尽可能地争取发展。1942年11月，为保卫和巩固三北阵地，中共浙东区委、三北游击司令部被迫集中全部军事力量进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1943年初，三北游击司令部部队再度挺进四明山，攻克了梁弄，控制整个四明山地区，迅速推动姚江两岸和四明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1943年4~5月间，诸暨北部抗日武装发展到六七十人。同年12月，建立了诸北办事处，后开辟了金萧游击根据地。原在金华东部、义乌西部活动的第八大队，于1943年7月进入诸（暨）义（乌）东（阳），开辟了以义乌北乡为中心的诸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样，金（华）萧（山）地区的局面初步打开。

    至此，以四明山地区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主力部队已发展到近3000人。

    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命令三北游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下辖第三、第五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后改称淞沪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共有主力2300余人，地方武装1300余人。

    1944年冬，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新四军第七师广泛出击，先后攻克多处日伪据点，缴获大批武器弹药，1945年春，华中日军兵力大批由长江东调，皖江地区的日军也只能固守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沿线的据点，已无力对皖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皖江地区的抗日形势和局面获得好转，改变了过去被日伪顽三方夹击的不利地位。根据地军民在长期浴血奋战中得到了锻炼，1944年各地掀起参军热潮，大大加强了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这都为反击日军、收复失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1月，第七师部队及地方武装即逐渐实行外线作战。先后夜袭桐荫镇、奔袭高林桥、攻克水龙山据点。扩大了根据地，向西与沿江中心县委开辟的桐（城）贵（池）青（阳）地区衔接，实现了长江南岸皖南支队与沿江支队东西地区的相互策应。4月，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旅长覃健奉命率部开抵皖江地区。皖江反攻日军的实力更加雄厚。6月，第七师进行了一次扩编，以沿江支队和师属巢湖大队为基础，重新组建了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旅长林维先，政委黄火星。1945年夏，巢无中心区、沿江地区、皖南地区即开始了战略反击，拉开了对日军大反攻的序幕。5月中下旬，沿江支队三渡巢湖作战。皖南支队两次攻打芜湖市清水河的伪军。7月，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在师特务营配合下，向巢湖南岸的盛家湾、长岗井、散兵镇等日伪据点发起进攻。一夜之间，连克3个日伪据点，歼灭日伪军300余人。同时，含和支队一部渡江到采石、当涂至芜湖、宣城一带，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