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纪亢原名戴季康，1934年，年仅16岁的戴纪亢离开家乡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大场“山海工学团”，不久，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并很快成为大场和沪东区的“中青”组织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内部，许多年轻有为的青年军官对亲日派极为不满，其中以王凤起为首的青年军官，秘密组建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密谋军变。

    1939年6月中旬，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接到要我和另外十几位同志到华中新四军四支队去工作的命令。命令宣布后，我们即离开中央党校，住到中组部招待所。出发前几天，招待所领导通知我们，中央有位领导同志要来同大家谈一次话。

    没想到台北档案中收存的与高敬亭有关的史料还真不少。我随手输入高敬亭的姓名，梁冠英、刘茂恩、刘峙、张学良、何柱国、卫立煌、何成濬、廖磊等国民党将领涉及高敬亭活动情况给蒋介石的电报，居然有582封！

    童志强写《关于高敬亭》一文，关于高敬亭案件主要提出了三点“新见。童文看似分析客观，符合常理，但却经不起细细推敲，有些则犯有逻辑性错误或常识性误读。 

    彭雪枫家书，指的是彭雪枫生前给夫人林颖的信，实有87封（应有88封，因1944年3月16日函已无存）。对这样一部几乎诠释了红色爱情全部内涵的好书，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时都应把它打造成“精品”。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1985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彭雪枫家书》，还是2005年3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彭雪枫将军家书》，都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早在1951年6月，周恩来与叶正大、叶正明兄弟谈话时就已指出：“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这是1939年周恩来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叶挺、陈毅、粟裕等同志合影。长期以来，多家图片资料一直介绍这张照片的右起第二人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唐敦帼一文认为右起第二人系叶挺将军北伐时老部下，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夫君吴正邦（振邦）。赵勤轩一文认为右起第二人是朱克靖无疑。现将两文同时发表，供读者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