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薛园村王老庄，抗日战争时期位处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内，是一个有着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

　　1939年2月，中共苏皖边区特委派人到苏北淮阴、淮安、涟水开展工作，恢复党组织。3月1日，日军侵占涟水县城后，中共淮属中心县委立即领导淮涟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并于1940年10月建立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

　　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由于我父亲王晓楼曾参与和李干成、陈亚昌、林士钧等组建的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和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梯队（对外称淮河大队），被任命为涟水县抗日游击大队队长兼政委，母亲余坤和伯父王雨田也先后被乡村党支部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家中来来往往的抗日干部和爱国人士越来越多，我们家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命名的革命接待站。我的爷爷、伯父、伯母和母亲成为义务招待员。

　　1942年春节过后，我上小学不久，一天下午放学后，正在场边猪圈前看爷爷喂猪，只见王老庄南面的大车路上有一个黄包车夫拉着一位头戴灰色礼帽，身穿灰色长袍，戴着墨镜的人，车子后边还跟着一位身穿灰色中式短衣长裤，身背驳壳枪的人，到场边拐个弯，直奔我家大门口而去。我爷爷见状，扔下手中的大铁勺，慌忙追了上去，一边小跑一边向来的三人喊道：“找谁家？有什么事？”

　　那位戴墨镜的人从黄包车上不慌不忙地下来，摘下墨镜向我爷爷鞠了一躬，然后笑着问道：“这是王晓楼家吗？”

　　我爷爷说：“是。”

　　那个人接着说：“我是王晓楼的老师，最近身体不好，想借贵方宝地休息几天。”

　　我爷爷说：“欢迎！欢迎！请屋里坐下说话。”

　　我爷爷将客人让进堂屋后，先请客人坐下，然后叫我告诉妈妈：“客人来了，赶紧烧开水、泡茶、做饭。”

　　我飞也似地跑到妈妈房里，一看妈妈不在，就向灶房跑去，妈妈、大妈和大伯正在灶房忙着烧水、做饭。我把来客的情况和爷爷的吩咐说了一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知道了！”

　　原来我父亲前两天夜里已回家向爷爷、妈妈和大伯、大妈打了招呼，说他上学时的一个姓胡的老师身体不大好，要来我们家中休息一些日子，并一再叮嘱：“胡老师来后，要好好招待。要特别注意保密，不要让外人知道。他在屋里做什么，不要过问，也不要去干扰他。”

　　我通知完后，又跑回堂屋去听爷爷和客人说话，他们互相很尊敬，很客气。

　　胡先生先问道：“老先生高寿了？”

　　我爷爷说：“还小呢！六十二。听说贵客要来，我们全家非常欢迎。只是我们农家各方面条件不好，招待不周，请多海涵。”

　　胡先生自我介绍说：“我姓胡，虽然是王晓楼的老师，但也是农民子弟，是一家人，不必客气。”并说：“我来这里休养，短则十天八天，也可能要长一些。为了安静，请老人家告诉家人，不要声张。”

　　我爷爷虽然没有上过学，但他心里一直非常尊敬教书的老师，听我父亲说胡先生要来家里做客后，非常高兴，估计是共产党的大干部，立即叫我伯父和伯母从新建的堂屋搬到灶房里间的旧房子去住，待客人来后，请客人住在堂屋里间，以示尊重。胡先生到我家里后，就住进腾空的两间堂屋。

　　胡先生住在我家里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堂屋里间看书写字。吃饭时，由警卫员端去；喝水和用水都由警卫员送去；大小便用马桶，由警卫员及时倒掉、洗刷干净后再拿回来备用。他很讲究卫生，叫警卫员和我家人将他用的碗筷洗干净另放，不要混用，以免传染疾病。

　　胡先生的警卫员住在堂屋外间，也很少走出大门，只是每天早晨到场院粪塘边倒粪便、刷马桶，有时在早晨或太阳快要落山时帮忙到庄后汪塘挑几担水，隔三差五地到庄前庄后去打些干树枝供熬乌鸡汤时使用，其余时间都守卫在家院内。

　　胡先生休养期间，虽没出门，也没闲着，而是一天到晚地看书写作，有时在屋里背着手来回踱步，思考问题。他虽不主动找我家人说话，但见到我们时总是笑容满面，很简练得体地说上几句。我爷爷、伯父、伯母和母亲，还有我，也按父亲的吩咐，不去打扰他。即使有事非去堂屋不可时，也不多停留。那时，我们虽然想到胡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但都牢记我父亲参加革命后的多次嘱咐：“对于来往客人都要以礼相待，不要主动问客人的姓名、身份。”所以，胡先生做客期间，我们始终没有问过他的姓名，也没问过他是干什么的，只是想办法让他休养好，早点康复。

　　我奶奶中年早逝，伯父在15岁时就承担家中做饭的事务，并很快学会一些淮扬菜的手艺，在本村一些农家办红白喜事时常帮忙置办酒席。他听说家里要来贵客，就到梁岔集市上买了一些家中没有的肉菜、干货和调料。胡先生来了之后，他每天都给胡先生做一些可口的、营养丰富的菜。当时家里养了20多只鸡，鸡和鸡蛋是现成的，还存有一些干菜及过冬的蔬菜，每天早中晚都尽量变着花样做给胡先生吃。

　　有一天上午，我伯父到胡先生住的堂屋拿东西，胡先生笑眯眯地问道：“老大，你怎么做一手这么好的淮扬菜？”

　　我伯父答道：“我妈死得早，我十几岁时就跟人家学烧菜，想让家里人尽量吃得可口些。”

　　胡先生夸赞了一番后说：“老大，你们要注意节约，不要太破费了。”并开玩笑地说：“你要是这么给我做好吃的，我就不走了。”

　　胡先生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身体恢复得很好，红光满面。春暖花开时的一个晚上，突然来了一个人，又用黄包车将他拉着往西北方向走了，后面还跟着20多个穿着便衣，背着驳壳枪的卫队。他临走时一再向我爷爷和伯父致谢！

　　胡先生在我家虽然住了一个多月，但除了我父亲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我对妈妈说：“这胡先生好像我在一本书上见过的伟人刘少奇。”因为这句话，我还被妈妈训斥了一顿，并告诫我：“小孩子不许在人前胡猜乱说！”此后，我就再也没敢提这个问题。

　　直到1951年9月我到北京工作后，在团中央看到刘少奇的照片时，我才确定1942年春住在我家的胡先生就是刘少奇同志。

    1952年春，我路过常州看望父亲时提起此事，父亲才说：“1942年春住在我们家休养的胡先生就是刘少奇同志，当时为了安全保密，化名胡服。”并说：“当时少奇同志是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军分会书记。那年他从阜宁回延安途中经过薛园村时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当时他以养病为名，系统地思考、总结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后来就叫部队派人护送他经山东、河北、山西回到延安。他住在我们家休养，涟水县的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少奇同志到我们家的第二晚上和临走前几天的一个夜里，我父亲王晓楼曾秘密回家看过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和我父亲作了两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时，少奇同志主要问了涟水县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权建设、生产建设和文教建设等情况，他自己没有说几句话。我父亲汇报涟水县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后，他再次叮嘱我父亲：告诉家里人不要张扬，注意保密；在饮食招待上不要过分讲究，要注意节约；一般情况不要找他，他要静下来思考和研究一些问题。

　　第二次谈话时，少奇同志先夸奖我伯父王雨田的厨艺，做淮扬菜的水平很高。并告诉我父亲，他打算过两天离开薛园。这时我父亲请他对涟水县的工作作一些指示，并就党内整顿“三风”中自己还有些不清楚的问题请教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笑了笑说，关于根据地建设，我来苏北前后已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你们涟水县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是很有成绩的。然后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以前和目前的困难不如华北抗日根据地。华北抗日根据地是敌我力量最为悬殊、斗争最为残酷的地区。你们要做好准备，从坏处着眼，要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即使没有更大困难，也要注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并考虑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