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三兄弟于江苏工人医院病房合影
求索救国之路
我的家乡在安徽舒城县沟二口镇的椒子冲（这是位于大别山麓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很穷，经常连饭都吃不饱。1929年冬我六岁时，家中生活更为困难，外祖父陈茂槐要我们全家搬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外祖父在沟二口镇开了个中药店，我和二弟在那上小学，费用都是由他负担。
堂兄冰流上过中学，他的父亲夏长庚是位教书先生。1928年他父亲病逝后，冰流便辍学回家，这时他才14岁。冰流15岁就和共产党员金飞霞、陈雨笠等人有接触。1933年，党组织秘密设于庐江县大马槽柏果树街晨钟小学，冰流常去参加活动，有些党员也常到他家走动。
1935年春天，我们离开外祖父家回到村里，我和二弟来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化石小学读书，冰流在那里当老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学校参加了冰流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在日军快要打到我们家乡之前，为了不当亡国奴，1938年初冰流带了他母亲、妻儿和弟妹逃难到湖南省新化县。
1938年6月，日军打到舒城，他们在沟二口到处放火烧房，还不准百姓救火，外祖父家在镇上的房子和所有财物就这样被烧成灰烬。
那时有好几个朋友找我，要我出去参加抗战。1939年初我也曾经和郭小石、陈西畴等六七个同乡一起结伴去六安县找过唐晓光，100多里地走了两天才到。我们到六安县政府一打听，唐晓光已经调到合肥当县长了。我们只好返回家乡。
冰流逃难到湖南后，得知安徽有新四军活动的消息，就在1939年的6月回到家乡，然后找到了共产党员赵平和陈洪，经他俩介绍见到了动委会的工作团团长、共产党员常诚。冰流决定留在工作团，不久即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合肥县工作团副团长。
加入新四军
1939年8月冰流派人到我家，要我和他的小妹夏缉英马上到合肥动委会工作团参加工作。我们在工作团主要是做民运工作，活动地点在三河镇一带，经常到农村演戏做宣传，写抗战标语，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战，打日本鬼子。
到工作团两个多月后，冰流找我个别谈话，试探我对共产党的态度。“参加共产党好不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为穷人服务的。”我说：“好啊，我家就是穷人，我愿意为劳苦大众服务。”经过几次谈话摸底，冰流代表党组织发展我入党。填写入党志愿书是在合肥三河镇近郊农村，有一个很大的村庄叫汪家湾，我就在炊事员烧饭的灶堂前填的志愿书。那时表格很简单，就一张很小的纸头。填好以后交给冰流，举行了一个很简单的入党仪式，并叫我宣誓。入党的时候，我差两个月才满16周岁。那时入党严格保密，对谁都不能讲，而且是单线联系。12月份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开始紧张。工作团里的国民党党员也很多，他们在暗中排查哪些人是共产党。
我们工作团从三河镇转移到合肥西边有个叫鸽子笼的集镇，国民党的合肥县政府驻在这。在那里我们的抗敌工作团和合肥的妇女工作团合并，抗敌工作团的团长常诚秘密地去了新四军，改由冰流当团长，妇女工作团的团长曾余大姐当副团长。国民党打算把工作团的一部分人集中到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县，以集训之名对共产党员进行迫害。根据这一情况，安徽省动委会总干事张劲夫决定组织撤退，把各个工作团的进步青年输送到新四军里去。
撤离大别山的时候，组织上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叫我和李正芳去送一封密信，联系第四、第七、第十工作团，因为我俩人小，在路上不引人注意。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他们当前形势和任务，以及如何联络人员到新四军去的有关事项。我们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把信送过以后，回来马上和大家一起准备撤退。常诚从新四军返回来接应，我们这一批有二十多个人，合肥县长唐晓光协助开具了县政府的通行证，还资助了经费。
我们走到庐江县白石山一带，晚上住在白山镇的旅店。当地区公所来了三四个人到旅店检查过往人员，还背着几支长枪。他们看完我们的通行证，问我们到哪里去，要我们无论如何明天不能走。
等这些区公所的人走了，我们马上开紧急会议，决定半夜上路。走了二十多里路，天才有点放亮，我们看到路边上新四军写的大标语，有的似乎还墨迹未干。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放松下来。我们一路走一路唱着抗战歌曲。到了无为的开城桥，就是新四军的地盘了，那时叫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是孙仲德。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有两个干部接收点，一个叫青年大队，一个叫教导大队，我们就到了教导大队。
两个月后给我们分配工作，我先分到民运队，没多久又被派到巢湖独立团，在连队里当文化教员。后来我和其他一些干部又被抽调出来支援淮南津浦路东地区，1940年5月到达半塔集，路东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分配我去青年抗敌协会工作。在这之前我用的名字叫夏放，因为国民党在家乡通缉我，为了家中的安全，从此改名为肖流。
兄弟相逢新四军
到新四军之前，我从合肥工作团回家一趟，跟家人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可能三年两载回不来。”在合肥入党是严格保密，要去投奔新四军也没敢告诉家里。我参军以后，沟二口镇上有了高小，二弟夏缉显到镇上去上高小。1941年6月，在冰流的安排下，由曾余大姐带缉显投奔新四军。他们拿着地下党搞来的庐江县东汤池区公所的通行证，假扮姐弟到白石山走亲戚，徒步走了一天才到白石山交通站，第二天就被护送到严家桥新四军七师师部驻地。冰流那时在新四军七师财经委员会工作，缉显到新四军后就更名叫夏昭。他年纪小，就被分配到七师文工团，主要做宣传工作。因为夏昭有文化基础，一年后又被调到七师机要科担任机要员，并在1942年9月加入共产党。1943年成立皖江军区以后，他又调到含和支队机要股工作。
1943年初，经组织批准我去七师工作，3月份走的时候集中了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上级指定要我负责带队，把这些干部带到无为七师师部，有一个班战士武装护送。我们行军途中路过七师含和支队，在一个叫耿家油坊的村子里临时休息。
夏昭那时在含和支队机要股当机要员，听说从新四军二师来了很多人，他就过来看看，亲兄弟对面相逢，居然互不相识。他对我说：“我有个哥哥也在二师。”我们聊了一阵，他疑疑惑惑地说：“我怎么看你这个同志好像有点面熟。”我也觉得他有点面熟，就说：“我也觉得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你，你在江北游击纵队呆过吧？”他讲：“没有，那时我还没参军。”我问：“你姓什么？”他说：“我姓夏。”我说：“你姓夏啊，那就对了。”他说：“你是我哥哥吧？”这时整个房子里所有的人哄堂大笑起来，大家说：“这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在战争环境里，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兄弟俩居然会在新四军意外相逢。这时候遇到日军扫荡无为地区，七师师部转移了，师部让我们这些干部在含和支队就地分配工作。我就留在含和地委任宣传干事。不久我被调到白渡区区中队当支部书记，几个月后又回到含和地委。7月时我弟弟就调走了，先调军部工作，后又派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学习，我们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主动放弃江南和皖中一带根据地，全面北撤，那时候我在七师二十一旅旅部工作，冰流在二十一旅六十三团三营当教导员。10月份七师的部队都陆续集中在淮阴一带，有一天我从蒋坝路过，正好冰流带着一支队伍过来，老远就冲我挥手喊：“你就是肖流吧？”我大声答应说：“是啊。”虽然分别六年，看他并没有太大变化。双方匆忙地交谈了几句，告知对方现在所在的单位，就互相道别各自跟队伍继续前进。
1946年8月的时候，新四军部队都到了山东，我俩都调到鲁中独立团，冰流在团里当组织股长兼宣教股长，我当宣教股副股长。我们一起共事将近半年。
1949年我在辽宁凤城高丽门（后改为边门）的一六九师任团政治处主任，那时我已经结婚，就写信让父亲来东北住一段时间。父亲回信说准备来东北，有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和妻子几乎每天到高丽门火车站去接，但一直没有接到。后来收到冰流来信才知道，父亲先到了南京找到冰流，那时冰流在南京任下关区区长、区委书记，他觉得让我父亲一个人去东北不太放心，就留我父亲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这时夏昭在二十五军工作，有一天他去看望冰流，大嫂张静故意指着夏昭对我父亲说：“你还认识这个人吗？”父亲竟然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大嫂告诉他：“这就是缉显啊！”从此我们兄弟就互相联系上了，经常有书信往来。
冰流于1983年离休，离休前是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7年5月去世。我于1985年离休，离休前任镇江船舶学院（现更名为江苏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夏昭于1985年离休，离休前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人事司司长。（夏熙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