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敏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云集鄂中，造成鄂中地区严重的兵祸匪患。
翌年，担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的陈少敏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针对驻扎在鄂豫地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不同情况，采取了“支持抗战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派”的方针，尤其在作戴焕章的统战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精力，卓有成效。
1940年，鄂豫边区党委与国民党右路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戴焕章部结成的统战关系，正处于巩固发展阶段。一天，陈少敏正在边区党委机关所在地——京山县小花岭一所房子里办公，她要找的边区社会部部长朱明达推门进来。
“明达，来，有个事和你研究一下。”
朱明达一听，赶紧说道：“研究什么，大姐只管布置就行了！”
“不行！我得听听你的意见。”陈少敏接着说：“开辟边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第一团前团长张文津同志最近从延安回来，因他是负责干部，大洪山的一些反动派都熟悉他，路上很危险，所以必须找戴焕章配合，设法把他安全接到边区来。”
朱明达略思片刻：“大姐，我保证完成任务！”
按照预定方案，正月十五晚上，朱明达在戴焕章的秘密护送下回到襄阳双沟朱家集，张文津及爱人洪学敏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在河南省委交通员王亚清的护送下，也按期到达朱家集。
几天后，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洪学敏扮作川军官太太，坐着一乘“滑竿”向东而行。随行的老周挑着一担挂面，装着岳丈伴送。朱明达和张文津分别向戴焕章借了两支驳壳枪，同戴焕章派的两个武装便衣一道，随轿护送。他们绕道向西南方向，巧妙地闯过水陆和山区的多条封锁线，半月后安全地回到了小花岭。
几天以后，戴焕章派的两个武装便衣要回去了，朱明达向张文津要驳壳枪，以便让那两个便衣带回去。当时，手枪是很宝贵的，何况张文津刚到敌后，手中无枪，朱明达向他索取时，他舍不得给。没有办法，朱明达只好把这件事向陈少敏作了汇报。陈少敏听后，找到张文津严厉批评道：“搞抗战，要讲信用。人家把你送过了重重封锁线，感激都来不及，还怎能不讲信用呢？”张文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把抢交了出来。
1941年3月，由于日寇实行紧急封锁，戴焕章的部队没有粮食和食盐，造成军心涣散。戴焕章没办法，只好派人向新四军陈少敏求援。
陈少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定随枣地委书记余益庵负责这项工作，责成随南县政府具体筹办。在很短的时间里，筹集了一批粮食和食盐，集中在随南曹王庙，然后通知戴焕章派人运走。
戴焕章派一个排的人，来到指定地点。不料他们嫌粮少，当即将曹王庙、古城畈一带老百姓的粮食抢了一些。他们的抢劫行径，激起了随南军民的义愤。古城区中队派人追上他们，一下活捉二十余人，追回了大部分粮盐，并将活捉的人员关押在区署，请示随枣地委处理。
随枣地委得知这事后，赶紧向陈少敏作了汇报。陈少敏亲自来到关押地点，向干部战士们反复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放出被扣人员，并设宴款待有关头目，还派部队护送被扣押人员和粮盐到戴部解释、道歉。戴焕章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后，深为陈少敏的行为所感动，他一方面下令归还抢来的物品，一方面派人给边区送来了15担子弹和木耳，以示负荆请罪。
在陈少敏和边区党委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新四军第五师与戴焕章的统战关系越来愈好，以致达到戴部主动向新四军提供情报、弹药、枪械并配合新四军作战的程度。
为了搞到更准确的情报和更多的枪、弹、粮、药，边区党委决定协助戴焕章，让他进入李宗仁的高级幕僚之中。一天，陈少敏找到朱明达，向他布置了去戴焕章处的任务后，又交给朱明达一支日本手枪和一块日本手表，说：“戴焕章喜欢炫耀自己，为了取信于李宗仁，他还要什么，你随时跟我们联系。”
朱明达来到戴部，把“礼物”送给戴焕章。戴激动得连声说：“新四军真够意思！李先念好！陈少敏够朋友！”谢过之后，戴竟然真的像陈少敏分析的那样，又开口要战利品：“明达，你能不能再帮我搞一些日本货？”
朱明达立即向边区党委作了汇报，陈少敏收集了一些日本战刀、甜红豆罐头、太阳牌香烟、太阳旗和日本慰问袋等，派人送给戴焕章。戴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没过几天，他带着这些东西到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他这一着居然获得了李宗仁及参谋长对他新的赏识，同时还讨好了李宗仁及其部下的“长官太太”们。戴焕章满面春风地归来，兴奋地对朱明达说：“你们送给我的手表和那些甜红豆罐头，我送给了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李宗仁的小女儿吃完罐头后，还哭着要。郭德洁说：‘没有了呀！这是戴司令打日本人缴来的，下次戴司令打了胜仗再送给你吃！’”戴焕章说罢，哈哈地大笑起来。
在战场上，陈少敏也有意地给戴焕章“创造”立功的机会。只要是戴的部队进攻，新四军便主动撤出一些地方，让戴的部队占领。时间一长，次数一多，五战区司令部便称赞戴焕章“能征善战”。于是，戴焕章日益为李宗仁所器重，以至于有一次李宗仁看到了一份戴焕章“通匪”的报告，当即往桌上一扔：“焕章不会通新四军，共产党也不会要焕章！”
1941年冬，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又遇上天旱，加之日伪清剿，新四军第五师的武器、弹药、粮食、医药等都十分缺乏，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6月的一天晚上，陈少敏召集有关同志，风趣地说：“李宗仁知道我们发生了困难，特地给我们送来了礼品，今晚请你们辛苦一趟，到山中坟里去取回来……”
她这一说不打紧，可把同志们搞糊涂了：李宗仁怎么会帮我们的忙？礼品怎么又会在坟中呢？
原来，陈少敏见新四军的供应发生困难，便写信向戴焕章求援，不料戴部这时也十分困难。陈少敏经过几天周密考虑，想出了一个向李宗仁要枪、弹、粮、药的方法，并通知了戴焕章。戴一听，认为立功的机会又到了，便满口应承下来。
按照事先的计划，新四军派出由宋彬率领的随枣支队百余人枪，挺进随（县）西、枣（阳）南、襄（阳）东一带。一方面牵制顽军，切断顽军后方物资供应；另一方面扩大部队，积极出击，为戴焕章“领赏”创造条件。
随枣支队在短暂的月余时间内，很快收复了茅茨畈、清潭等20余个集镇，直接威胁到顽军占领的襄樊。李宗仁慌忙调兵堵截，但一时又抽不出人来。正当这时，戴焕章主动向李宗仁请战。他带着部队，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地点，向新四军占领的清潭、茅茨畈等地发动“进攻”。双方相互朝天对射一阵，然后新四军便主动撤出阵地。
威胁解除了，戴焕章一方面向李宗仁请功，另一方面要求补充武器和物资。李宗仁一高兴，给了戴焕章一大笔钱和不少的枪、弹、粮、药。戴焕章通过新四军随西澴潭地下交通站，把80余支枪和1000排子弹运往随南抗日根据地，同时把粮食、医药等装入棺材埋进山里，派人通知新四军连夜取回。当时出于保密，受令去山里坟中取礼品的战士们当然解不开这个“谜”。但知内情的同志，无不为陈少敏高超的统战工作所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