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天水的麦积山下，有一座军营。军营依山而建，不显峥嵘，如同一柄锋利的匕首，静静地卧在刀鞘之中。
兰州军区有一个红军师，红军师中唯一的红军团——“金刚钻”团就驻扎在这片山塬之下，一个藏龙卧虎的军营。
我出生于军营，于是我有了一个另类的“籍贯”。它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片区域。它仅仅是一个番号，是一个在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数字。
这座军营的部队番号就是我永远的“籍贯”——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
我的父亲刘正昌就是从这支部队中成长起来的。从一个战士，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最后历练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金刚钻”团的团长、红军师的师长、野战军副军长……
战争年代里，已经无法数清他一共参加了多少次战斗，有人说是60多次，也有记载是近百次。但父亲负重伤住院的次数是被准确地记录在档案中，一生负重伤九次。
“文革”前期大串联，我来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的一排宣传橱窗里看到一张照片。我一眼就认出，照片上那位军人就是我的父亲。那张照片在前一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做过封面，在当年的《解放军画报》有专题报道。但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看到父亲熟悉的身影，多少还是让我十分惊喜。一问才知道，这张照片获得了当年的摄影大赛一等奖。橱窗里是获奖作品的展示。
照片上的父亲高高地举着一把大砍刀，激情四溢地向身边的青年战士讲着什么。白云悠悠，秋草瑟瑟。下面写着一行字：“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正昌在平型关前讲传统”。
这张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几乎是印在了我的记忆中。首先是父亲手中弧线优美的大砍刀。在父亲的手中，这把刀似乎有了灵性，它要在空中舞蹈，向敌人的头上砍去。其次是战士们身上刺杀训练护具。穿上它，小伙子们个个如狼似虎。今天的部队，已经很少这种冷兵器相互厮杀的训练。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正昌在平型关前讲传统
我想，也许是冷兵器成就了父亲。
父亲为战争而生，一生充满传奇。大刀是父亲最顺手的武器，最得意的伙伴。有一次，父亲率部队袭击敌人，冲入敌阵后，父亲挥舞着大刀，几个回合之后就杀红了眼，白光舞过之处必然有敌人毙命。这时，一把刺刀突然刺向父亲的背后，没等敌人拔出刺刀，父亲一个回头望月，抡起大刀硬是砍掉了敌人的脑袋。父亲的代价是后背留下了一道两指深的伤疤，这道伤疤致死也没有愈合。
一场恶战留下一个纪念。血战，负伤，再血战，再负伤……
我至今都无法想象，父亲经历的战斗和九次重伤之间是怎样的间隔？父亲又是如何在其间穿梭游走，一路打杀过来的？
为战争而生的父亲踩着硝烟走进了新中国，又披着征尘为祖国的和平而奋斗，直到再次流血，直到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
1976年，父亲在一次勘察地形的途中因车祸殉职。作为副军长的父亲当天正是要去这支红军师检查工作。他成长在这支部队中，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也是赶往这支部队，冥冥之中也许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那一天，西线无战事。一个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军人，就这样倒下了，把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流淌在了他曾经守卫过的大西北的土地上。
在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大。1968年，我率先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海军战士。接着弟妹们也都参军入伍。至少在我们看来，穿上军装，军队的光荣传统便一脉相传；努力工作，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在我们的心中，父亲永远活着。
直到有一天，我出差去兰州军区，看见大院的道路旁的灯箱上，霍然印着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一身戎装毕现英雄气概，目光坚毅，直逼前方，虽照片因老旧而沧桑，但光芒仍在，让人肃然。
我停住步子，端详着父亲。我告诉陪同的人：“他是我的父亲。”
陪同者先是惊讶，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英雄可是我们兰州军区的一面旗帜。”
后来，我在二十一军军史馆、六十一师军史馆里又看到了这张照片。2006年春节，我与妈妈一同来到一八一团时，在大礼堂前再次看到了这张照片。
解说员告诉我，1950年，二十一军在浙江黄岩召开的第二届英模代表大会上，刘正昌等八位一级人民英雄和刘益民等四名二级人民英雄被树立为12面英模旗帜。
那以后，我有了新的认识。父亲不仅仅活在我们心中，他不仅仅属于我们的家庭。只要这支部队还在，这支人民军队还在，父亲就永远活着。因为他是这支部队的一面旗帜。
作为亲人，父亲是属于我们兄弟姐妹的；作为军人，父亲是属于他所在的部队，他的事迹已经写在了团、师、军，甚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之中，他永远是这支部队战斗精神中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