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地怀念我的母亲！她不仅给了我宝贵的生命，而且帮我走上了正直的人生旅程！每当我环顾已经长大成人的七个儿女时，总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母亲付出的心血！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和我的儿女，从来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一滴，直到默默地逝去……

　　我永远也不能忘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在抗日救亡潮流下，刚刚14岁的我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高唱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丹阳县，那虽然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小县城，但封建思想的影响却很深。像我这样年轻的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议论，一些亲戚朋友都责备我的母亲，说她管教不严。特别是我的祖父思想守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曾经撕过我的入学通知书，反对我上学。现在我居然敢上街演戏，他几乎气晕过去，威胁我母亲说：“如果不把她拉回来，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

　　当时我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我刚懂事的时候，她曾经含泪对我讲过，她从小就失去了亲生母亲，受过后母的不少虐待，吃不饱，穿不暖。嫁到我们束家来以后，由于父亲不能赚钱，再加上她生了三个女儿，在家庭中也很受歧视。她没有文化，对外界的大事知道得很少。可是她亲眼见到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心里是非常气愤的。所以，她面临亲友的责难和外界的压力时，只是默默承受着，既不反驳也不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当我演出街头剧需要服装时，她就想方设法去帮助借；当我要带头购买“救国公债”时，她就把自己的一点点积蓄拿出来。

　　1937年秋，我们逃到丹阳访仙桥镇。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我的思想觉悟日渐提高。1938年春，我们几个同学偷偷商量要去参加新四军。我怕母亲承受不住，迟迟不敢开口。母亲的心总是和女儿紧紧相连的，她从我的一言一行中感觉到了一些事情。

　　有一天，母亲叹了口气，叫着我的小名说：“你要走就走吧，妈妈不拦你！”

　　我激动地抱住母亲，说：“我的好妈妈，女儿想上学去。”

　　母亲说：“你不要再瞒我啦！我都知道，你们是去当兵！你去吧，好好干，把小日本打跑了，也有个出头之日，不要像妈妈一样家里家外受欺辱……”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母亲几乎一夜没睡，帮我准备衣物。每当我睡醒过来，看见母亲坐在身旁呆呆地看着我……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忙着帮我做了几个韭菜馅的烙饼，看着我吃完，又帮我拎着包裹一直送到镇边的小桥旁。我感觉到她的心里很难过，可是她怕影响我的情绪，硬是把眼泪给憋回去，向我摆摆手说：“走吧！走吧！”当我走出一段路以后，禁不住回头张望一下，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小桥上……

　　从此，我在母亲的支持下，走上了漫长的革命征程！

　　在抗日的烽火中，我逐渐成长起来。每当战斗间隙，我也禁不住要思念我的母亲。我知道，我走了以后她会遭受到各方面更大的压力，加之妹妹年龄又小，她心里的苦闷向谁去说呢？特别是和我一起去参军的表姐，被她家人拉了后腿回去以后，我就更加替母亲担心了。可是想通个信也很难，因为我家在敌占区，几乎音讯断绝。就这样，我们母女分散两地，苦苦忍受着感情的煎熬。

　　直到1943年，我害了一场大病，几天几夜昏迷不醒，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有一天我从昏睡中惊醒过来，突然看见母亲就坐在我的身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梦中相会。母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是妈来看你啦！”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知道，自从表姐被拉回去以后，家乡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共妻”，还说许多人都被打死了等等，亲戚朋友都责怪母亲，说她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送。母亲一气之下，就揣上“良民证”一个人到部队来找我。一路上，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有时坐一段独轮车，有时步行，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关卡。这对缠过脚的母亲来说，艰难可想而知，可她却硬是凭着对女儿的一片爱心，走一路问一路，终于找到部队来了。

　　和母亲相聚这段日子，令我终生难忘！我好像又回到了孩童时代，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当她知道我已经有了爱人的时候非常高兴，而且对我爱人观察得非常仔细。临走那一天，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这回我放心了！同志们对你都非常好，你爱人对你也是诚心诚意的。那天他给我送鸡汤来，我见他怕汤里的油太重，不好消化，就用草纸将上面那层浮油刮去了。他是个细心的人，比你父亲强多了！”

　　母亲回到家乡以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到处讲述新四军的好处，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谣言，还把我妹妹也送到部队上来。妹妹能够参加新四军，经历的波折比我还要大。因为她从小由大伯做主给订了婚，要参军就得先解除婚约，退回一笔数目不小的彩礼钱。母亲顶住了各方面的责难，省吃俭用甚至给别人帮工，终于把彩礼钱如数退还，有力地支援妹妹参军。

　　1944年，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母亲闻讯赶来，带着一大包给孩子做的衣帽鞋袜，甚至连尿布也背来了。从此，她就在部队长期住下了，将全部心血都放在抚育第三代人身上。战争生活是艰苦的，部队经常转移，她就带着孩子和部队一起行军，睡门板，吃粗粮。有时情况紧张，部队要打仗，不得不将家属和孩子留在群众家中，当时称作“打埋伏”。那时群众生活也很苦，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缺医少药，有许多孩子就在“打埋伏”时饿死病死了。可是我的孩子在母亲精心照料下却一直很安全。有一次，日军大扫荡，当地群众就将她们送到离村不远的草垛里埋伏起来，隔几天给送点吃的东西。战争是残酷的，有的女同志背着孩子过封锁线，怕孩子哭叫暴露行踪，不得不将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等过了封锁线要给孩子喂奶时，才发现孩子已经给闷死了！见到这种情景，我就想我的孩子。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我随部队回到原驻地时，竟发现我的孩子在母亲照料下健康成长，已经牙牙学语了！我感动得抱住母亲想说感激的话，但是母亲摆摆手说：“别说了，我不光是为你，我抚养的是新四军的后代！”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犯，自卫战争开始了，这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又降临人间。母亲一如既往，同时帮我照料两个孩子。我见母亲很辛苦，就劝她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母亲却说：“我的两个女儿都在新四军，新四军就是我的家！”毅然决然地留在部队里。根据当时部队的制度规定，她按普通战士的待遇领一份口粮，成为一名没有军籍的女战士！

　　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一样残忍，对新四军的家属和孩子都惨无人道地加以杀害。因此，部队决定将家属和孩子撤往山东解放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母亲带着两个二三岁的孩子，跟随家属队一路跋山涉水，从苏北向山东行军。哪知到了山东仍然不安全，又从山东飘洋过海撤到东北辽东半岛。正赶上国民党军队向南满地区大举进攻，家属又不得不跟随部队撤往长白山区。时值寒冬，冰天雪地，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0多度，许多年轻战士都因为缺吃少穿冻饿而死。我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那艰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哺育两个孩子，她自己忍饥挨饿，却利用自己的体温将冻成冰疙瘩的玉米饼子暖化，又一口口地嚼烂喂孩子吃……我亲爱的母亲啊！她为了哺育我的孩子，究竟是怎样度过那段艰苦岁月的，她从来不肯透露一字一句，只是说：“别人怎么过，我也怎么过呗！”直到1948年形势好转，他们才辗转返回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家进城工作，生活逐渐安定下来。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我又连着生了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由我母亲带大的。那时我们的工资也不多，生活仍然很艰苦，不要说别的，孩子们的衣服、袜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可是母亲却从无怨言，只是默默地手脚不停地帮助我料理家务。她从来也不提个人要求，餐桌上如果有点荤菜，我夹到她碗里，一转眼又被她夹到孩子们的碗里去了。

　　十年浩劫中，我们家被冲击得支离破碎，有的被关“牛棚”，有的被下放劳动。她又挺身而出照顾着我们的七个儿女，终于郁闷成疾，多种病痛缠身。特别是她得了严重的三叉神经痛病，疼痛起来难以忍受。尽管如此，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一下，她还是要被遣送回乡。在火车上，她的三叉神经痛病犯了，疼得死去活来，车过南京时不得不下车就医。经过医生诊断，决定做开颅手术。那时，我的母亲已是70余岁的老人！但是她非常刚强，就坐在那里，仅仅用了针刺局部麻醉，忍受了几个小时的开颅手术，没有一滴泪，没有叫一声疼，许多医务人员都感到震惊！

　　后来，当局势有所好转，我的儿女们又去将我老母亲背回来住院就医，可是为时已晚了……

　　我的母亲，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她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和博大的爱，她将这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后代，献给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她的名字叫汤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