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章央芬（左三）与王雨田（左一）、崔义田（左二）、王聿先（左四）、沈其震（左五）、宫乃泉（左六）合影
为参加新四军而放弃毕业文凭
1914年8月，章央芬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时还是小康之家，但到父亲时却家道中落，加之父亲离家出走，六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拉扯长大。尽管生活艰辛，三餐半饥半饱，但母亲坚持让六个孩子进学校读书。在章央芬第一次进小学读书时，因一时拿不出两块银元的学费而推迟一年入学。母亲节衣缩食，终于凑够了学费。章氏兄妹个个刻苦学习，得到了优等生奖学金的资助。就这样，章氏兄妹六人除长兄外，其余五人都读完了大学。母亲的坚强、聪慧、开明在章央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章央芬初中毕业后，考取了苏州省立女子高级师范学校女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校成立了学生会，章央芬任学生会主席，罗琼任纠察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罗琼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并到南京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让章央芬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并从此决心学真本领，为中国抗战出力。1932年秋，章央芬离开苏州女师，考入上海医学院。
在考取上海医学院之前，章央芬没有学过英语，也没有做实验。而上海医学院的课程全部是用英语教学，又有大量的实验。一时间，章央芬手足无措，难以适应，以致班主任要她休学一年，补习英语。章央芬坚定地说：“不，我不能休学，也不能留级。我要快快毕业，好早上抗日战场，去救国。”章央芬的抗日热情感染了老师，同意她留下来继续学习。章央芬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每天学习十五六个小时，实验做不好就反复做。期末考试后，老师和同学们无不惊讶：章央芬的成绩全部及格。
1937年读完5年大学课程，章央芬到南京中央医院当实习医生。“八一三”事变后，中央医院改为伤兵医院，一批一批伤兵送到这里。工作虽然十分劳累，但章央芬感到实现了学医抗日的理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日军的铁蹄沿长江西进，逼近南京。10月，章央芬随中央医院撤到武汉。
在武汉，章央芬的同学吴之理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他欢迎有志抗日的青年医生参加新四军。而章央芬对蒋介石政府的所谓抗日早已失望，对国民党军医系统的腐败也深恶痛绝，她深信在新四军中一定可以有所作为，下定决心与吴之理一起参加新四军。当章央芬向中央医院的院长提出要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抗日时，这位院长竟一口拒绝。他生硬地说：“不！你不能去。新四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如果你去，以后就别想拿到毕业文凭。”章央芬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干脆地回答：“国难当头，一张文凭有什么用？我不要了。院长，再见！”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1938年1月底，章央芬和吴之理从长沙乘火车到了南昌。那时正是数九寒天，他们在火车上手脚都冻僵了。但到了南昌新四军军部筹备处后，见到了沈其震、宫乃泉，还有上海医学院的两个同班同学戎和卿、郑乃光，一下子又感到无比温暖。7月，章央芬随军部到达安徽泾县云岭。
1941年12月29日，吴之理与章央芬结婚照
一名小战士带来的思想震撼
章央芬参加新四军的最初目的就是不当亡国奴，走向战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然而，在她加入新四军后，一系列人与事，使章央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那时，军医处只有六七个医生，人手少，常常忙不过来。军部便给每位医生派来一名战士做帮手。来给章央芬帮忙的是一位小战士，叫陈绍善，只有12岁。可从外表看起来，又瘦又小，像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虽然年龄小，长得小，但聪明伶俐，手脚勤快，什么活儿一看就会。
每天起床号一响，小陈就参加早操。早饭后，他把装有炉子、水壶、消毒锅、换药器械的担子挑到门诊部。接着，烧开水，消毒器械，打扫卫生，把一天的准备工作做好。门诊开始后，帮助维持秩序，搀扶病人，有时还帮病人绑绷带。他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工作认真、态度诚恳、待人热心。每到晚上，他还要章央芬教他一点医务常识，说要多学点本领为抗日救国出力。章央芬和医院的病人都喜欢这个勤劳聪明的小战士。
然而，在相处过程中，章央芬总觉得小战士与她之间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阂，好像是有意保持距离。他称指导员“同志”，却称章央芬为“章医官”。那时，“同志”是最光荣、最亲切的称呼。
直到一个月后，这一情况才发生变化。一天晚上，陈绍善忽然特别亲切地对章央芬叫了一声“章同志”，并说：“以后我也叫你‘同志’，好吗？”章央芬立即说，那我太高兴了。可心中却十分诧异，他为什么突然改口了？陈绍善说：“今天指导员给我们上课，说你们这些医生都是好人，都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好日子，到这里和我们一同吃苦、打鬼子的。这一个月，我看你天天给同志们看病，晚上还看书到深夜，和我过去看到的那些国民党的官儿不一样。”他还说：“我家是佃农，父亲给红军送信让国民党杀了。他们还把我抓去当勤务兵，我每天挨打受骂，幸亏周子昆参谋长救了我，我才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队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小战士的一番话，让章央芬大吃一惊。她想起自己参加新四军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对共产党、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知之甚少。而眼前的这名还是个大孩子的战士却懂得这么多道理。陈绍善的一席话，让章央芬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小陈患有慢性疟疾，一两个月总要发作一次，同时伴有重度贫血，肚子里有一个大痞块。章央芬看到他发育不良的样子，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鸡蛋给他吃。章央芬发现他并没有吃，而是把鸡蛋送给了医院重伤的战士。章央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过去吃不饱饭才不长个子，现在吃得饱饱的，有点小病怕啥子，我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为自己谋私利，一心为劳苦大众。新四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拥护新四军，军民团结一条心，就一定能打败鬼子兵。”章央芬听了，心里暖暖的，感到又上了生动的一课。
后来，章央芬随部队开拔到敌后打游击，就与小陈分开了，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这是一位极为普通的新四军小战士，却成了章央芬人生道路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启蒙者。
给史沫特莱当翻译
1938年10月，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云岭，她是以红十字会记者名义来新四军采访的。史沫特莱不大会说中国话，而当时云岭会说英语的人又很少。军部领导经过再三挑选，决定让章央芬做史沫特莱在云岭的翻译。
刚刚见到史沫特莱时，给章央芬的印象是：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短发，四十八九岁的她在年轻的章央芬眼里，感觉已是一个老太太。她的行李很简单，一台打字机却时刻不离手。她对章央芬说：“这个打字机是我的宝贝，就像你们医生的听筒、手术刀一样重要。”
为了便于联系，军部领导将史沫特莱安排在医院宿舍，章央芬与她相邻而居。几天相处下来，章央芬感到这个“老太太”工作起来竟是不知疲倦。她白天不停地采访，夜晚整理资料，经常彻夜不眠地写作。在采访活动中，她又看、又问、又记，非常认真，把事实弄得清清楚楚。她将采访来的内容有的整理成新闻，有的写成专题报道，定期寄给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以及美国的一些进步报刊，从不同角度介绍新四军的战况、英雄事迹和战士们的部队生活。
史沫特莱对章央芬说，写文章既要反映真实情况，又要让报纸能够刊登出来，所以对文字要反复斟酌。有时白天采访结束后，章央芬就到医院继续工作，史沫特莱就在房间里整理采访材料，常常工作到深夜。作为医生，章央芬总是提醒她要劳逸结合，不要累病了。史沫特莱有胃病，经常因为过度劳累而犯病。章央芬就劝她：“已经不年轻了，不能总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史沫特莱说：“每当我向国外或国民党统治区发去一篇报道，感到就像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因为，我能使全世界正义的人们知道在这里正在进行艰苦的斗争，知道你们正在卓有成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都会来支援你们。我做了这样的事，心里特别愉快。”
史沫特莱不仅从舆论上声援中国抗战，而且积极争取来自各方的物质援助，在云岭期间她还主动参与救治伤员。由于她的住地靠近医院，经常看到一批批从前线下来的伤员被送进医院。只要遇到这样的场景，史沫特莱就会主动参加抢救工作，给伤员解绷带、换血衣、喂水喂饭，还帮护士给伤员换药、喂药。连给伤员端尿盆的事情她也抢着做，即使在很冷的冬天，她也忙得满头是汗。章央芬觉得抢救伤员的工作又脏又累，劝她不要去。她却生气地说：“你们都能为前线抗日战士服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这个权利？” 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章医生。一个外国人尚且这样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抗战，作为中国的一个知识女性，还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心地参加抗战呢？
有一次，章央芬陪同史沫特莱到云岭附近的一支国民党军队采访，受到了隆重接待。然而，当她看到军官的奢靡享乐、士兵的庸懒散漫和丰盛的晚宴时，史沫特莱气愤地说，这样的氛围和中国的抗战太不相称了。国民党在重庆是这样，想不到在前线也是这样。官太太们的珠光宝气和你们身上的旧军衣真是鲜明的对照。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有着天壤之别。她还对章央芬说：“章大夫，你的路走对了。”
史沫特莱个性鲜明，感情丰富，性格率真。她看见章央芬总是戴着口罩，便开玩笑地说：“章大夫身上长了一个口罩。”相处的时间长了，她们渐渐无话不谈。有一天晚上，她喝一点酒，给章央芬讲了她的人生经历。章央芬了解到她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工人家庭，兄弟姐妹五六个。父亲是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经常酗酒，喝醉了就打母亲。史沫特莱个性倔强，就阻止父亲，所以也经常挨打。她十五六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虽然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但她聪明执着，靠自己的努力成了著名的记者。她喝了酒什么都讲，讲到伤心的时候就哭起来，讲到高兴的时候就笑起来，还要拉着章央芬跳舞。
她们互相学习、互相感染与影响，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与章央芬朝夕相处11个月后，史沫特莱离开了云岭。此后章央芬再也没有见过她。在史沫特莱写的回忆录《中国的战歌》中，记录了章央芬给她做翻译、陪同她采访的情况。1950年，史沫特莱在美国病逝。按照她的生前意愿，她的一部分骨灰被送回中国，安葬在八宝山公墓。
战胜黑热病
1943年秋，章央芬调到新四军三师，得以与丈夫吴之理团聚。吴之理是三师卫生部部长，章央芬任三师卫生部医务主任。刚到三师时，常听到人们喊师长黄克诚为“黄老头”。章央芬想，他一定是一位老者。然而，有一次章央芬给黄师长的女儿看病，见到黄师长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朝气的40岁左右的人。章央芬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黄克诚师长治军有方，办事老练，加之年龄又大些，才有了这样一个亲切的称呼。
章央芬到三师不久，就建起了师部医院。医院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只有章央芬和吴之理，还有八九个从院校出来的护士，他们既做护理，又参加诊疗。人手虽少，但师部医院却承担着为部队战士治病和给地方百姓把诊问药的双重任务。
1943年前后，盐阜地区流行黑热病。因为病人肚子里长有一个大硬块，老百姓称之为“团子病”或“痞块病”。得了这种病，如不用特效药锑制剂及时治疗，死亡率高达85％，有的家庭甚至因全家得病而惨遭灭顶之灾。
自从三师师部医院成立后，患黑热病的老百姓纷纷前来求医。多数病人都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门诊室的，他们面色蜡黄，极度贫血，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章央芬曾看到一个已经病重的中年男子一抬进病室就哀求医生：“救救我吧！我上有老母，下有儿女，是家里唯一能干活的人。我若死了，我一家也完了。”当章央芬揭开破棉被，惊呆了：高高隆起的肚子上布满了淡绿色的皮下扩张静脉，油光发亮，早就腹水。太晚了，医生已无能为力。章央芬痛心不已。
染上黑热病的战士和老百姓越来越多。师长黄克诚要求卫生部大力防治。章央芬与吴之理等一方面编写有关黑热病传染途经、症状诊断、治疗预防等科普宣传材料，分发到连队，广泛宣传，及早发现病情；一方面开办黑热病专题轮训班，对连以上的医务人员进行短期轮训。李启宇化验师开办了化验训练班，帮助诊断。药剂师洪振声和吕家杰开办了制剂培训班，培训制造酒石酸锑钠注射剂的技术人员。
为了能收治更多的患者，师部医院在小杨庄借老百姓的房子开办了黑热病疗养所，增加病床40多张，增设了注射治疗室，新建了制剂室。疗养所20余名医务人员每人负责3～5个病人。每天上午，病人集中到治疗室静脉注射酒石酸锑钠。对不能集中治疗的病人，就到老百姓家中观察治疗。章央芬上午在师部医院诊治病人，每天或隔一天就骑马去小杨庄黑热病病房和医生们共同讨论和解决治疗中的疑难问题，还为正在所内开办的黑热病轮训班讲课。在章央芬等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一年多时间内治愈了近千名的黑热病人。病人治愈后不仅跪谢医务人员，还高呼共产党是救命恩人。
1946年后，章央芬先后在新四军卫生部后方医院、齐齐哈尔西满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从医。1949年10月，离开部队，任沈阳中国医大妇婴学院院长，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妇儿专科医生。1954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1961年调到中国医科大学（现协和医科大学），先后任协和医院副院长、学校副校长，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骨干力量和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