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世人皆知郭沫若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那个“别妇抛雏”的壮举，但很少有人关注过老舍也曾有过同样的抛妻别子的行动。
那是1937年11月15日的黄昏，济南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三道红色的闪电，紧接着便是三声惊天动地的爆炸，齐鲁大学院内的树木被震得摇晃不止，片片叶子如同雨点般簌簌而下。38岁的老舍恋恋不舍地将身边的一双小儿女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然后又深情地望了一眼正在床上为怀中婴儿哺乳的妻子，便毅然站起身来，拎起了书桌旁那个早已收拾好的小皮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我去车站看看有没有火车，如果没有马上就回来……”这是他给家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也是他舍身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中去的八年生活。
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于1938年5月4日创刊
读书人的“气节”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们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头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去。
——这是老舍事后写下的一段文字。就这样，他走了，不为别的，只为读书人心中所坚守的那个“气节”，那个被他所认为的“最宝贵的东西”。
……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车厢里人满为患哭闹喧天；为了逃命，不少人甚至爬上了车顶，竟以自己的生命进行一拼。老舍的心在狂跳，但他没有犹豫，更没有去兑现离开家时留给妻子的那句话，他硬是用两块银元敲开了一节车厢的窗户，然后艰难地爬了进去……
他丢下了自己的家，丢下了自己的亲人，此时最大的孩子才满四岁，最小的刚刚三个月。他心里很明白，这一走，无疑将是一次生离死别——一边是自己前途莫测，生死未卜；一边是济南即将沦陷，柔弱的妻子带领着三个年幼的儿女将不知何以为生。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语因伤别潸成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这是老舍死里逃生后写下的诗句，读着它，让人如何不落泪？让人如何不联想起当年蔡文姬离开匈奴时面对亲生儿女所写下的那首《悲愤诗》？但是为了读书人最珍贵的气节，老舍同样抛弃了儿女情长。抵达武汉后他给友人陶亢德写了一封信：“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字里行间是何等的壮烈！
为此，当年的“大兵诗人”冯玉祥曾异常激动地赋诗一首：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老舍的这一出走，毅然决然的出走，其动力无疑来自于他的爱国主义情操。然而与其他人相比，他似乎又更加具有自己的独特背景：他的父亲——一名普通的八旗小兵，即战死于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而襁褓中的他，同样险些葬身于侵略强盗的刺刀。为此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写的就是打倒日本、报仇雪耻的故事；而他后来的小说，被讽刺被鞭笞的对象，也几乎都是那些洋牧师或是吃洋教饭的家伙们。
正因为如此，当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打响之后，老舍的心受到了较一般人更为深切的创痛。他义愤填膺地拿起笔来，将日本强盗的血腥暴行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这里面没有了他往日的风格，也没有了他一贯的幽默，这里面记载的全是血，全是尸体，全是他以“身临其境”为代价而获得的铁一般的“证据”。
这是在济南——
……不但看见了敌机，而且看见他们投弹，看见我们受伤的人。到我快离开济南的那天，自早七时至下午四点，完全在警报中。三架来了，投弹，飞去；另三架又来了……如是往还，安然自在，飞得低，投弹时更须下降，如蜻蜓点水；一低一斜地，就震颤了。
这是在武汉——
（1938年）7月12日，急速的成功了好几座地狱。民房、铺户、防空壕，都在那巨响中被魔手击碎，瓦飞了，砖碎了，器物成了烟尘；这还都不要紧，假若那瓦上、砖上，与器物的碎屑残片上没有粘着人的骨，洒着人的血。啊！电线折断了，上面挂着条小孩的发辫和其他的器物……
7月19日，我躲在院外，弹落之处，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平生所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过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为呼召着人魂，那天死伤过千！
这是在重庆——
（1939年5月4日）七时了，解除警报。由洞里慢慢出来，只见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脚底下是泥水，碎木破砖，焦炭断线；脸上觉到两旁的热气；鼻中闻到焦味与血腥。砖柱焦黑的静立，守着一团团的残火，像多少巨大的炭盆。失了家，失了父母或儿女的男女，在这里徘徊，低着头，像寻找什么最宝贵的东西似的。
……
汉口总商会。1938年3月27日，文协成立大会在此举行
尽责尽力的“小卒”
“文协”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它成立于1938年的3月27日。它的成立，标志着战时的文艺界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标志着全国各派作家开始以集体的力量为抗日战争服务，更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告成。当年亲自部署与领导这一工作的周恩来这样称颂它：“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老舍的心情也同样不例外，他在《我们携起手来》一文中这样写道：“分散开来，他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
为此，他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性格——“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而是挺身以出，担当起了从今往后必须“见生人”、必须“办杂事”、必须“出头露面”的总务部主任，也就是文协于事实上的总负责人。在入会的誓词上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这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老舍的人生，从这一天开始谱写出了新的篇章；老舍的历史，从这一天开始闪烁出了灿烂的光芒。……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老舍在文协的领导岗位上连选连任，一干就是将近八年！舒乙对自己的父亲充满自豪与敬仰，他写道：“老舍的决定由跨出济南常柏路2号门槛的那一刹开始，使他由一个教授、学者、作家，一下子成了一个到处为家的战士，一个挥舞十八般武器、高举抗战旗帜、转战大江南北、奋力拼杀的战士。老舍的决定，使他由单枪匹马的状态中走出来，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的确，这一步对于老舍的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结果上，更体现在它那将近八年的过程当中——
首先，这一过程使得老舍获得了亲赴前线的机会，从而使他亲身体验到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激情。
那是1939年的6月，老舍报名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这一次的时间将近半年；这一次的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等十余个省市、五个战区，可谓遍及了小半个北中国的一次长征。文协没有钱，老舍便自酬行装，其“征衣”竟是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中山装，被友人笑为“斯文扫地的衣裳”。这一路不仅山高水长，而且险象环生，老舍自谓命大，竟然是三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是在河南陕县，慰问团遭到敌机轰炸，险些丢掉性命；第二次是在陕西黄龙山中，公路桥年久失修，桥面突然断裂，汽车坠入山涧，幸有密林支撑，方得死而复生；第三次是在由陕北秋林返回宜川的途中，骡队正在渡河，山洪突然暴发，向导弃骡而逃，只剩老舍一人被困在了齐鞍深的洪水之中，幸而骡子喜群，挤成一堆，前拥后挤，终于被冲上了堤岸……后怕吗？还真的不能不承认——这毕竟是一次对于生命的挑战，是一次对于心灵的搏击。但是老舍却这样看待它们：“在大时代中，专凭着看与听，是不能够了解它的，是不能明白事态中人物的情感的。看别人荷枪赴前线，并不能体念到战士的心情。”为此他要舍身一拼，他要义无反顾；不求别的，只求通过这样的机会，脚踏实地地同民众接触，同战士接触，同祖国的山川大地接触，以使自己更加深刻地了解抗战，了解中华民族的精髓之所在。
一路上，车声炮响，
并掩不住抗战的歌唱：
在城镇，在塞外，在村庄，
中华儿女都高唱着奋起救亡；
用头颅与热血保证希望，
今日的长城建在人心上！
到处，人影旗光，风尘浩荡，
我遇上中华的铁汉开往前方；
任凭乌纱岭上的积雪十丈，
还是瀚海里的亘古饥荒，
都拦不住健儿的前进，健儿的歌唱……
这是老舍在《剑北篇》中写下的诗句，而这样的诗句，老舍以往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如此的一番经历，不仅让老舍真正寻找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也为他后来能够成为一名“人民艺术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这一过程使得老舍能够获得机会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并逐步成长为优秀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抗战爆发之前，老舍只是一名书生，一名十足的书生。他曾经自动辞去了收入颇丰的“劝学员”的职务，为的是不与官府“同流合污”；他也曾经自动辞去了受人尊敬的齐鲁大学的教职，为的是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喜静的人”，是一个“喜清洁与秩序的人”，他的“理想”并不高，只要一张“干净的桌子”，一副“合手的纸笔”，还有一园“可爱的花草”。然而，当文协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之后，他没有推卸，慨然相承，而且一干就足足干了七个多年头。
老舍的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绩，那是众人皆知的。——第一，文协最早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并且多次组织各种形式的战地访问团或慰劳团，深入民众和军队，深入前线和后方，极大地促进了文艺与抗战的结合；第二，文协大力支持并发动作家为前线将士创作各种各样的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第三，文协始终注意开展多方面的联谊活动，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沦陷区除外），如成都、贵阳、桂林、昆明以及延安、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既加强了文艺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又使得这一组织严密有序步调一致；第四，文协坚持出版自己的会刊《抗战文艺》，它不仅是抗战期间寿命最长的一份刊物，而且成为抗战之中文艺界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就连老舍自己也美不自禁地夸赞道：“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这一系列的繁重工作中，老舍不仅亲自执掌帅旗，而且处处率马以骥。比如说在发动援助贫病作家的运动中以及为前线将士募捐的活动中，都是他亲自起草呼吁书，甚至献字献稿进行义卖；在组织作家参加战地访问团或慰问团的过程中，同样是他带头报名，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在发动作家为士兵编写通俗读物的活动中，又是他带头当教员，带头写作品，他创作的鼓词《抗战一年》，竟于一天之内散发了一万多份；在声讨周作人附逆投敌的斗争中，依然是他亲自撰写公开信，代表文协公开进行战斗……
对于自己的成绩，老舍从不宣扬。胡风曾感动地说：“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充分表现出了“舍己的胸怀”。茅盾的评价亦是如此：“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第三，这一过程使得老舍能够获得机会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从而使他对这一政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老舍与毛泽东的接触，是通过北路慰问团抵达延安而获得的机会。那天他不仅在各界的欢迎大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聆听了他的讲话，而且在招待宴会上还与他并肩而坐。毛泽东举杯向老舍敬酒，他一饮而尽，并起身回敬道：“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是一个人，毛主席身边则是亿万人民群众啊！”酒宴结束后，老舍禁不住又表演了一段京戏清唱，以表达自己对革命圣地及革命领袖的热爱。
回到重庆后，老舍写下了一首数千行的长诗《剑北篇》。他记载下了作为战地慰问团的一名成员在西北的全部经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中尤其记载下了他对延安的认识：
看，那是什么？在山下，在山间，
灯光闪闪，火炬团团？
那是人民，那是商店，
那是呀劫后新创的：
山沟为市，窑洞满山，
山前山后，新开的菜圃梯田；
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
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
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
一直，一直延到大河两岸！
轰炸的威风啊，只引起歌声一片：
唱着，我们开山，
唱着，我们开田，
唱着，我们耕田，
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
1942年，冯玉祥(前排站立左五)、老舍(前排站立左六)
心中的“八方风雨”
在重庆，与老舍有着更多接触的是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的周恩来。他不仅密切地关注着他的写作——经常来看他写的戏，给他的剧本提出宝贵的意见，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生活与安全——他曾一再叮嘱身边的报童：给先生投送《新华日报》时，一定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以防引起特务的注意。对于老舍的工作，他更是自始至终给予全力的支持——他曾经这样向众人说道：“文协的事务一定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由他出面最好！”
也正因为这一切，老舍曾一度被国民党的要人们抓住了“把柄”，并以此威胁道：“你可要提防被人利用啊！”老舍哈哈一笑，他的回答既干脆利落又铿锵有力：“我被谁利用？我只知道老百姓，我只知道抗战！我看你们也应该叫老百姓利用利用了！”那是抗战结束后，老舍为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了一个总结：“这几年，我别的长进也许不怎么大，但是非曲直总算看清楚了：救中国还得靠这个——”说到这里，他用手指比划出了一个“八”字。
无庸回避，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更多地是被当作了一名虚心接受改造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此之前，他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不懂得应当如何去革命；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恬淡的生活，一种与世无争的写作。是八年的抗日斗争——准确地说，是他毅然跨出济南常柏路2号门槛的那一刻开始，是他毅然投奔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之后，才真正地成熟起来。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受：
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
什么是他的“兴奋”？什么是他的“风雨”？老舍是一名作家，作家的内心情感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抗战期间老舍的创作颇丰，小说、散文、诗歌、剧本、通俗读物……应有尽有，可谓一名响当当的“多产作家”。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属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那部被他自己称作是“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四世同堂》。
这部长篇巨著将近80万字，动笔于1944年元月，完稿于1949年秋，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组成。它以沦陷的北平为背景，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真实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物的浮沉荣辱、生死存亡。这里有日军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亦有古老、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恐与震撼，更有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有人说，它是一部史诗般的宏伟巨制；有人说，它是作者划时代的不朽作品。
北大教授钱理群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对该书的作者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说：“老舍早期作品大都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民百姓锄奸，从而获得‘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这不仅显示出老舍的真诚、天真，也暴露了老舍思想的平庸面。……随着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也在深化。特别是抗战时期所写的《四世同堂》里，自觉地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老舍在小说中明确地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也是‘旧的’，但‘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这瞩望于未来的眼光，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的确，这正是《四世同堂》的精髓之所在——经历了“八方风雨”的老舍，开始从民族心理，从文化传统，从历史所赋予的内聚力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挖掘了。在作品当中，他一方面回答了中国的抗战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了偌大的一个中国为什么竟会让小小的日本收拾得如此之惨的真正内涵。为此，这时的老舍不再是以前的老舍了，这时他笔下的“北京文化”也不再是以前的“北京文化”了。
民族，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
国家，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
人民，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
正义，带着它的庄严、神圣和人道，光荣地战胜了邪恶、侵略和野蛮。
这是胡絜青和舒乙为《四世同堂》所总结出的基调。的确，此时的老舍对他笔下的人物不再含有悲悯和遗憾了，此时的老舍对他笔下的社会不再含有惋惜与眷恋了。这一重大的变化，不仅一改他以往作品的基调与色彩，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上留下了清晰的记录。而作为先后两次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的这部小说，更是在中国的观众中无不家喻户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