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梅与丈夫李东波
接受采访的陈仲梅
程仲梅，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地下工作撤出到新四军中打游击，经中原突围到达晋冀鲁豫地区，后随刘邓大军南下，从湖北到东北、华东，她一生工作了几十个岗位，把闪光的足迹印遍了半个中国，留下了许多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吃饭唱”
程仲梅出生于1922年1月，沔阳杜家窑乡纳河岸边，其父程书林是杜窑一带的有名塾师。她是家中独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从1927年起，贺龙同志率红军三进沔阳城，红色火种迅速燎原，乡村苏维埃政权遍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异常活跃。
1928年秋，程仲梅刚满6岁，便成了儿童团中的活跃分子。当时儿童团经常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首歌，歌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余力国民革命，齐欢畅，齐欢畅。儿童团员们不理解“齐欢畅”的意思，就唱成了“吃饭唱”。原来，在沔阳方言中，“吃”和“齐”、“饭”和“欢”音近，“唱”与“畅”同音。一天，程仲梅在家里唱得正欢，母亲笑着说：“这丫头子就只晓得吃饭，唱歌都是‘吃饭唱’!”程老对我们说：“‘齐欢畅’大家都记不住，‘吃饭唱’一唱就会!”此后，“吃饭唱”就成了老人家中几代人的一个笑谈。
杜窑村苏维埃主席程田哉与妇协主席辑姑是夫妻，两人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成为还乡团报复的首要对象。程仲梅亲眼目睹了他们夫妇惨死的情景。那天，还乡团团丁们将程田哉夫妇堵在屋里，当着众人的面，用绳子将程田哉活活勒死，其妻辑姑拼命挣脱团丁的手，冲向纳河边，纵身跳入河中，挣扎着想逃向对岸。团丁们站在河边，只要辑姑一露头，他们就开枪；辑姑中枪后，拼命在水面挣扎，鲜血染红了河水。程仲梅说，杀了程田哉夫妇，还乡团还不解恨，在杜窑一带大肆搜捕农会积极分子，抓到一个就杀一个，那些天，纳河里到处漂浮着革命者的尸体。
作为不满6岁的孩子，在程仲梅幼小的心灵中，永远留下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老人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讲起这段血色的记忆。她说：“从此，我才晓得了什么叫反动派!”
勇救蒋中策
1928年秋，程仲梅随母亲到武昌读书。日军占领武汉后，1939年，她随学校转移到湖北省第四区松滋师范。在学校，她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进步学生运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前夕，她奉党组织安排，与黄松翘(李东波)假扮夫妻，在湘鄂西从事秘密工作，任区委委员、县委秘书。期间，有一段时间程仲梅与中共党员蒋中策夫妇同住在湖南陵醴县蒋家祠堂，并且同为地下工作者，既有工作上的联系，又是私交很密的邻居。蒋中策的父亲蒋翊吾，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广州起义失败后，72烈士葬身黄花岗，蒋翊吾幸免于难。
一天，由于叛徒出卖，蒋中策被特务抓走，押往陵醴县城。蒋中策的妻子一时没了主意，只知哭泣。程仲梅劝她说，你爹是县党部书记，或许能说得上话，快点去找他老人家。蒋中策的岳父住在乡下老家。程仲梅和蒋妻连忙赶往乡下，请老人出面救女婿。老人连夜动身，往县城赶。
到了县政府，蒋中策的岳父径直去找县长。经县长同意，程仲梅陪着蒋妻见到了蒋中策。一见面，程仲梅就把蒋拉到一边，对他说，你要做到三条：一、绝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二、不管怎样受刑，都不要叛变；三、将你父亲蒋老先生的功绩、大名搬出来，使他们有所顾忌。蒋中策心领神会地说：“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程仲梅说完三条后，立即赶往津市镇去完成另一项更重要的工作。
按照当时我党地下工作的纪律，凡有人被捕，必须立即通报组织，转移所有与被捕人有联系的同志，切断线索，以防不测。程仲梅安排了营救蒋中策的事情后，立即赶往百多里外的津市，找到联络员韩三姐，报告了蒋中策被捕的情况，请组织作好相应的处置。
有了蒋中策对这三条的坚守，加上岳父的奔走斡旋，一周后，蒋中策被放了出来。
假夫妻成为真夫妻
从1940年起，程仲梅长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在中原一带从事地下斗争。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她不能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更不能与家里联系。10多年杳无音信，母亲思女心切，竟致精神恍惚，每逢有外地人或本地外出的人回到杜窑，母亲总要问：“你看到我们家仲梅没有?是不是她叫你回来把信的?”闻者无不心酸。
就在这段时间，程仲梅与李东波以夫妻名义，住在隐匿之地，从事秘密工作。两位年轻人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理想，干着共同的工作，日子一长，自然产生了感情。时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的曾淳顺水做了一次红媒。在一次晚餐时，曾淳掏出两毛钱，买了点酒水、花生米，对两个年轻人说，今天你们就算结婚了，我是主婚人，也是证婚人。于是这对年轻恋人结束了假夫妻历史，成了一生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老人回忆说，结婚的时候，还不知道丈夫的真实姓名。
两位大姐争着要
1945年前后，程仲梅夫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门工作，属钱瑛直接领导。
钱瑛(1903—1973)，湖北咸宁人，1927年入党，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1945年冬任中共中央重庆局、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人们都尊称为“钱大姐”。程仲梅夫妇当时是我党十分宝贵的知识分子，而且又是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年轻干部，钱大姐自然倍加珍爱。
其实，像程仲梅夫妇这样的干部，党内各级各地都视为珍宝。这其中，特别想把她们调到自己身边的就还有一位大姐——陈少敏。
陈少敏(1902—1977)，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具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被毛泽东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
陈少敏和钱英这两位大姐虽分属中原局和南方局，但活动的区域互相交错，又同时是从事组织工作与地下工作的，工作内容上也有交叉和重迭，二人往来甚密，关系很好。
但这样的两位女战友，却经常因为程仲梅夫妇而“吵架”。原来，陈大姐也看中了这对年轻人，多次要求把两人调到身边。钱大姐自然不答应，所以两人见面，谈别的事有说有笑，一谈到程仲梅夫妇的去留，立即就争得脸红脖子粗，常惹得身边的警卫员、工作人员捧腹大笑。
一次，钱瑛派李东波到五师找陈少敏联系公务。陈大姐一看有机可趁，立即下令将李东波“扣下”。钱大姐急了，几次打电话要人，陈大姐就是不放，还说你不把程仲梅给我调过来，我就不让她们夫妻团圆。钱大姐说，李东波手中有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你不让他回来交出文件，出了问题谁负责?陈大姐听了这话，也只得让李东波先回去。李东波一回来，钱大姐就说：“我再也不敢让你到五师那边去了!”
两位大姐争抢人才的事，一直在中南局、中原局流传，成为党内美谈。作为当事人，程仲梅夫妇对两位大姐是既崇敬，又感激。
与周副主席的一面之缘
程仲梅长期在湘鄂西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属中原局领导，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副主席的下属，但一直无缘与周副主席直接见面。
1946年1月，周副主席作为三人调处小组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执行调处工作。一天，周副主席要到宣化店部署工作，中原局安排程仲梅带几十个同志抢修道路。经过一天一夜的抢修，确保了通行。她说，看到周副主席的车经过，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因车子不能过河，周副主席下车挽起裤腿，涉水过河。同志们半推半扛，将吉普车弄过了河。周副主席坐上车，程仲梅站在人群中朝他招手。周副主席从车窗探出身子，边招手边对他们说：“谢谢大家，谢谢同志们!”
直到现在，老人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十分怀念。她说：“我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有好多次见面的机会都错过了，就只跟他老人家见过这一次面，听他老人家对我说过这一句话。”
刘伯承司令员连声说，还好!还好！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调集10个整编师共30多万兵力，首先对我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6月26日，中原军区部队在防区内秘密集结，29日冲破国民党重兵封锁的平汉线，实施战略转移，中原突围开始。
程仲梅随部队从宣化店出发，一路且战且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形势十分险恶。她们这一路到达广水后，很多人担心突围不出去，认为还不如退回去坚守根据地。程仲梅跟大家说，好歹在此一举，冲出去就是胜利。7月19日，5000余人冲破国民党军最后一道防线，到达新乡，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派来迎接的部队(黄镇带队)。部队到达新乡时乘坐上了火车，迎接部队给每个车厢送了一盒红枣。一个车厢几百人，一盒红枣根本无法分，但不管是吃到了还是没有吃到的人，都感觉到是脱险了，到家了。
部队到达解放区，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前来迎接。他站在司令部礼堂前，见程仲梅她们走过来，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连声说：“还好!还好!”
从随军南下到“满天飞”
中原突围胜利后，程仲梅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校长是薄一波，她们那一届的主管是边区政治部主任宋任穷。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程仲梅随部队南下，先后任江汉党委城工部秘书，宜昌地委秘书，宜昌市委办公室主任。
从1954年起，程仲梅开始了“满天飞”的历程，1954年，转工业战线，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财务副处长；1957年，任一机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党委第一副书记；1960年，任哈尔滨南岗区副区长、党委副书记；1962年，任一机部哈尔滨汽轮机厂党委副书记。
1971年，程仲梅又“飞”回湖北，先后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十堰市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十堰市委宣传部长、十堰市委常委、武汉建材工业学院副院长；1979年，任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副院长，直至1984年2月离休。
桑梓情深
程仲梅离休后，定居武汉。老人说，她1938年离开家乡，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然没有回过杜窑，但对家乡始终魂牵梦绕。
老人始终关注着家乡，故里的每一点进步，都令她激动不已，每一点困难，都令她万分揪心。为纪念著名革命者李之龙，1991年12月，杜窑中学更名为之龙中学。老人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激动，从自己的离休费中挤出数千元，捐给学校改善教学条件。此后，又多次为之龙中学捐赠苗木花卉。现在之龙中学校园内葱茏的花木，大多为老人所赠。1998年，西流河遭受特大洪涝，2006年，西流河遭受龙卷风袭击，2008年遭受雪灾，老人每次至少捐款3000元，为家乡分忧解困。而她儿媳们双双下岗，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西流河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会武汉分会成立时，老人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参加成立大会庆典，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西流河籍在外人士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尽智尽力。
老人家乡西流河镇党委、政府和杜窑村的干部多次到武汉看望老人。每次去，她除了为家乡建设捐款，为故乡亲友送钱送物外，说得最多的就是：为党为人民多费一点精神，那就叫革命!你们要多往下跑，多给百姓做点事。
（转自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地方革命史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