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在欣赏《狱中歌本》
1915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从小到上海随父就读，在上海长大成人。1939年11月初，我离沪赴皖参加了新四军。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有三个地名让我终生难忘，那就是安徽泾县的云岭、江西上饶的周田村和福建崇安的老鼠排。每当我看到这三个地名，总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新四军生涯中难忘的岁月。
扑向云岭
我原先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在获悉妹妹冯玲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被敌机轰炸而牺牲的噩耗之后，我便毅然离沪赴皖从军，那年我24岁。
在云岭我们过着正规化的军事生活：我们女同志一律剪成齐耳短发，着一身灰色军装，佩戴蓝白两色图案的臂章，着山袜，缠绑腿，穿麻草鞋，出操、上课、唱歌，全部听凭军号指挥。后来，我被提前分配到三支队政治部搞民运工作。
我们六个女同志（顾励、许可、赵亚、焦恭贞、沈锐和我）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在繁昌县八渡河团部附近开展民运工作。这段时间，我们有幸参加了反击日军第一次对皖南大规模扫荡的何家湾战斗。在14个小时里，尽管敌人出动了飞机、大炮、骑兵、步兵等疯狂进犯，最后还是被我们打得乘夜逃窜。战斗间隙，我们部分女战士正在山腰一座破庙前休息，汪传福举着照相机要为我们拍照，我们都一下子忘记了刚才战斗的疲劳，列好队拍了一张充满硝烟味的战地留影。在皖南事变50周年前夕，我找出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时情涌，吟成七律一首：皖南事变五十秋，战地英姿益风流。绑腿频添千里志，戎装尽染万山幽。烽烟庙畔青春笑，云岭篁边倩影留。我欲因之歌一曲，东西南北和声悠。
丕岭被俘
遵照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的命令，按照部署，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可以优先转移渡江北上的。但是，一向好强的组长沈锐坚持“要走就堂堂正正的走”，使得我们错失了机会，随同五团一起被编在第三纵队。
1941年1月3日傍晚，我们从繁昌冒雨出发。6日，我军行至丕岭地区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几万兵力包围袭击。前方不断有伤病员被抬下来，我们这些搞民运工作的女同志就忙起来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去动员当地的老百姓，用门板做成简易担架抢运伤员，还配合卫生员的包扎救护工作。
12日夜间，我跟随部队在丕岭上突围行军。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我发现只有我和顾励、许可三个女同志在一块，四周再也找不到其他人。连日征战，人已疲惫不堪，当我们在山腰间寻找水源时，听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向我们招呼：“快下来吧，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是自己人。”我们喜出望外，便跌跌撞撞冲下山去。不料这是国民党军第一○八师驻地，我们被引到村中的一座房子里后，才发现我军部敌工部林植夫部长已经坐在那儿了。他认出我们后，无奈地推推眼镜架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我们从此失去自由了！”
押解周田村
两天后，我们被押解到定潭集中营关押。到这里我才知道，皖南事变中我军的损失太惨重了。我们的好多战友都被关押在这儿，大家都更换了名字、编造了假履历，表面上装着互不相识。我知道这是斗争的需要。我几乎没加任何思索，就为自己定下了化名——古新。后来有人问到这化名的由来，我说当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永远是一名新四军战士”。谁知人家写花名册时，竟将“古”字误写成“顾”字，成了“顾新”。与我一块被俘而押解去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女战士共有30人，年龄最大的29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
我们被押解着从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后，先在上饶八部住了半个月，后住进周田村。周田村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附近，上饶集中营便是以周田为大本营，包括附近的李村七峰岩、茅家岭和石底等监狱。我们女生队被编在军官大队五中队三分队，监禁地点在下周田。
为了达到惩罚、感化我们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采用反革命的两手轮番对我们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残酷折磨：一方面不让吃饱饭，逼迫从事繁重的苦役；另一方面强制穿上他们的军服，佩戴有“更新”字样的臂章，天天接受升旗、训话等。
在集中营关押的特殊环境里，女生队悄悄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吕明、徐明、陈月霞等几个经验丰富的党员自然成了女生队的核心。尤其是支部书记吕明由于伪装得非常巧妙，居然被特务们指派为班长。
特务们为了达到策反自首的目的，一会要我们填写学员登记表，一会要写什么自传。我们就在支部的领导下编造假履历，绝不暴露自己在新四军中的真实身份。记得有一次特务通知要给每个学员照张人头像，支部立即察觉出他们的险恶用心，便通知大家照相时把头摇动或低下，结果那次照出的像不是模糊就是见头不见脸，无法派用场，搞得特务们狼狈不堪。
1941年8月的一天，特务突然宣布军训第一期结业，要我们参加所谓政治测验，说什么“如果政治测验成绩好的话，可以毕业而且分配工作”。这个消息早被女生队秘密党组织获悉了，吕明把我们召集到一块，悄悄商量对策。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交白卷”。结果那天政治测验，我们女生队全部交了白卷，甚至连名字都没写。
这可激怒了中队长曾恭生，他对我们进行残酷的惩罚，逼迫我们绕着操场边不停地跑步，还不准上厕所，不准吃饭。我们一个个咬着牙跑到天黑，没有一个人屈服。
大战“航空母舰”
1942年春天，日本侵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大举入侵，战火有弥漫上饶地区之势。国民党第三战区急忙向福建山区撤退，同时也把我们这些被囚禁的抗日志士带着一起转移。他们在日军的进犯面前软弱无能，但对我们却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一路上，我们女生队的施奇被活埋，汪羊被打死，吕明、徐明、徐韧、杨瑞莲、凌鸿、黄兰、陈月霞等人被杀害。6月26日到达福建建阳县徐市镇时，30名被俘的女同志只剩下21人了。
一天，我被分队长女特务程瑛叫到了办公室里训话。程瑛平时蛮横刁钻，加上她个子高，块头大，一脸横肉，我们便叫她“航空母舰”。我知道，被她叫去肯定没有好事。她先装出笑脸，询问我“为什么不拿悔过表？”我说：“我没过可悔，要拿什么悔过表？”她一听立即翻脸，转而破口大骂，妄图用嚣张气焰来镇住我。我毫不畏惧，也与她对骂起来。她顺手拿起一根粗木棒，一下子打在我的腿上。我强忍疼痛，一手挡住木棒，另一只手飞快地抓起脚边的一只小板凳，朝着她的头部狠狠砸去。这时候，特务们都闻声跑了过来把我抓住，才发现我的腿已被她打成骨折了。
“航空母舰”还不解恨，又将我关了两天禁闭。这“禁闭室”是用老百姓家的谷仓改制的，又小又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空气也很稀薄，人在里边难以站立，难以平卧，只能屈膝坐在黑暗中。难友们经常借送饭的机会来鼓励我、安慰我，还买来烧酒让我擦腿散瘀。
老鼠排又关禁闭
1943年四五月间，因为徐市镇发生鼠疫，我们只得移往廻窑镇。后又因廻窑镇宿舍过于分散，复于九十月间进驻崇安县城郊老鼠排村。这时我们女战士只剩许可、李琳、钟时、王轩、李德、金铃和我7人了。
到老鼠排后，敌人表面上似乎放松了警戒，把警戒线扩大到方圆30里范围，甚至也不再骂我们是“女匪”了，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坚持灌输反动思想，也没有停止对我们的劳役折磨。
有一次出劳役，我因为经过多年的折磨，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加之被程瑛打伤的腿旧疾复发，就请假休息，寝室内只剩下我一人。不知什麽时候，特务队长白玉麟冲到我的床前，皮笑肉不笑地说：“顾新，你怎么不去劳动？”我说：“病了。”他便咆哮起来，骂道：“病了？什么病？我看是装病吧！”我当时实在没有力气与他争辩，便不再理睬他。这一下他更生气了，硬说我蔑视长官，把我带到崇安县城团部关禁闭。这是我第二次被关禁闭。
《狱中歌本》
《狱中歌本》是我们几位新四军女战士在敌人集中营里留下的革命文物，虽然饱经沧桑、几遭浩劫、颠沛流离，然而却近乎奇迹般地被我保管得完好如初，在我的手中珍藏了65个年头。
《狱中歌本》呈长方形，长14.5厘米，宽11厘米，厚2厘米，布面硬壳“精”装，封面和封底都有彩色图案。内芯共160页，除了抄写有目录和音乐知识等内容外，其余皆为歌曲作品，一共有63首。虽然笔迹不一，颜色多种，但都笔迹清晰，工整娟秀，许多歌谱小节竖线就像用尺子划出的笔直。歌本中所抄录的歌曲，大多是一些能激发人们向上、期盼自由、充满希望的进步歌曲，比如：《码头工人歌》《高尔基纪念歌》《黄河大合唱》《凯旋歌》《夜半歌声》《苏联红军歌》《巾帼英雄》《新女性》《青春战斗曲》等，歌本中的好几首外国歌曲还是用英文抄写的。歌本的封面和封底图案，分别为“日出”和“月夜”的画面，“日出”画面中的太阳已跃出海面，光芒四射，水上帆船在乘风破浪，天空鸟儿在自由翱翔；“月夜”画面中的月亮正圆，鸟儿正望月遐思，给人鼓舞，引人奋进。
新四军烈士、冯云妹妹冯玲
《狱中歌本》的制作和抄歌，最先是由沈锐倡议的。新四军华侨女战士许可、钟时拿出了刚收到的汇款，做通监狱中司务长的工作，让他上街采购时代买来毛边纸；然后又从厨房借来菜刀，把毛边纸裁成本子大小，做成歌本内芯。封底、封面的硬纸壳是用监狱医务所丢弃的盒子制成的，蒙面白布也是托司务长买来“补衣服”的，粘合剂则用的是稀饭。抄歌用的“钢笔”，是用子弹壳磨成笔尖，然后用棉线绑扎在小木棍上做成的蘸水笔。沈锐的钢笔字写得最好，又是制作歌本抄歌的发起者，因此自然成了抄歌最多的好手。狱中没有写字台，我们只能利用每天繁重的苦役之余，设法躲过看守的目光，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借助昏暗的光线，趴在牢房中的大统铺上完成抄写任务。
我们新四军女战士在开展民运工作、宣传工作中人人都学唱不少歌曲，《狱中歌本》中的歌曲大多是由我们凭着记忆默写出来的，其中的几首实在记不全曲谱了，就只好抄了歌词而没有曲谱。抄歌、读歌本，是我们每天最快乐的时候。虽然不能放声歌唱，但这种心底的歌唱同样能激励斗志。《狱中歌本》是我们这群新四军女战士红色青春的见证，是百折不挠、革命必胜的“铁的新四军”的见证。
逃脱牢笼
1945年7月份，因为日本侵略军已经节节败退，集中营也陷入了有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收到早些时候离队的难友纪培陵托人带来的信，告知我她就要离开任教的赤石小学，让我设法去接她的位子。这是个好机会。我经过多方努力，最后如愿以偿。
到了赤石小学之后，我在纪培陵留赠给我的一件旗袍里面，找到了她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我去南平了，你也不要久留，一有机会就快些离开。”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那件旗袍里除了这封短信外，竟然还有那本我再熟悉不过的《狱中歌本》！我一下子把它紧紧抱在怀中，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我感谢纪培陵用生命实现了《狱中歌本》的安全转移，我发誓决不辜负战友的信任，要用生命把它保存下去直到胜利的那一天。从此，《狱中歌本》一直珍藏在我的手中。
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被囚四年多的我被无条件释放。我离开赤石小学，开始了北上寻找党组织的艰难旅程。 （江志伟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