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
作为一名年轻的职业革命者，他风华正茂，激情四射。他是首批“红色麦加”的中国朝圣者，却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铩羽而归。他背着沉重的枷锁，成为刀尖上的舞者，开启了“孤岛”抗战文化的时代。一次行程的阻断，他选择了那片湛蓝的天空，让“宋亮”的名字在苏北根据地传颂。在抗战热土中的实践与积淀，也成为他一代经济学大家的发轫。有鉴于他对中国经济学的杰出贡献，经济学界形成共识，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经济科学奖，其他人不再享此殊荣。他就是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
文委书记与“孤岛”抗战文化
上海贝勒路是当年公董局以一名法国海军军官名字命名的，地处法租界，现为黄陂南路，跨卢湾区与黄浦区，为上海著名街道之一。其树德里3号为中共一大会址，贝勒路因此更加遐迩闻名。1937年11月的一天，在夜色的掩护下，重建不久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悄然来到贝勒路，叩开了一家住户的房门。虽然抗战已经爆发，但中共在上海的活动仍处在地下状态。主人立刻将沙文汉迎入室内。继之的一场谈话，则开启了“孤岛”的一段历史。
这住户的主人就是从莫斯科回国的薛萼果。读者对这个名字或许会有些陌生，但他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而新改的名字孙冶方，显然让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沙文汉对孙冶方说：“江苏省委刚刚重建，刘晓同志任书记，我负责宣传事宜。省委下辖工委、文委、学委、职委、妇委、教委等组织。省委决定由你担任文委书记，负责领导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江苏的抗战文化工作。这项工作任务很繁重，要辛苦你了。”
孙冶方觉得很突然。时在上海文化战线上的老同志很多，如夏衍、阿英、钱俊瑞、田汉、曹荻秋等，其资历和影响力都超过自己，组织上为何会选中他？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担此重任，并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没想到沙文汉非常坚定地说：“组织上已反复考虑过，就是你了。其他人员一是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二是组织上正准备疏散一些文化人到大后方去，不少人都在名单之列。我们这些人是要坚持下来的，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
“信任和重托”，沙文汉此言分量甚重。孙冶方觉得有一种深深撞击的力量，并不免为此感动。孙冶方的这份感动是有缘由的。
早在1924年，孙冶方就在家乡无锡由早期共产党人董亦湘介绍，从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支部书记。时年16岁。这正是金色少年，懵懂之时，却是孙冶方革命生涯的开端。次年10月，孙冶方被幸运地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行者多数成为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王明、秦邦宪、蒋经国、屈武等。孙冶方是带着一片虔诚和崇高的信仰，犹如朝圣者般前往那“红色麦加”的。然而，那并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历史。共产国际的党内斗争迅速在学校蔓延。在“肃托”运动的影响下，中大内部斗争激烈，孙冶方也因此成为所谓“江浙同乡会”和“二十八个半”成员之一。之后，随着王明的逐步得势，坚定反对王明的孙冶方自然厄运降临。他被定为“托派”、“阶级异己分子”。王明要将他开除出党，甚至要求处决他。在如此危险的境地前，孙冶方坚不屈服，向联共中央作出申诉。结果联共中央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处分。孙冶方不仅保住了生命，还保住了党籍。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年轻的孙冶方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智慧，同时也锻炼了胆识和意志。
在上海时的孙冶方夫妇
1930年，孙冶方回到上海。在基层的实际斗争中经受党组织对他这个“海归”的考验。1931年，发生了震惊上海滩的“东方旅社事件”，何孟雄、林毓南、胡也频、柔石等20多名共产党人被捕并惨遭杀害。受此事件累及的孙冶方虽然当时侥幸脱险，却在此后不幸被捕。在著名社会学者陈翰笙和钱俊瑞的出面担保下，囹圄七日的孙冶方出狱。但却因此被党组织视为自动脱党。一个职业革命者从此处于人生的漂泊状态。在陈翰笙的邀请下，孙冶方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此举成为他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发端。其间，孙冶方多次找党，却倍受冷落。直到1937年，经沙文汉与陈修良的证明，孙冶方才重新恢复组织关系。一个漫长的六年，孙冶方有过孤独无助，有过心力交瘁，有过尴尬无奈，却始终没有失去信念。他凭着坚定与执着，终于重回党的怀抱。
梳理出孙冶方这一曲折的经历，就不难理解面对组织的“信任和重托”，他会有着怎样的激动和感慨。
孙冶方正式出任省委文委书记。他的副手即是他以后一生中最为契合的挚友、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顾准。此时的上海虽然沦陷，但他们却共同开启了“孤岛抗战文化”的时代。他们利用租界之利，在日军占领的上海，以抗战文化开辟出另一条战线。其声势壮阔，影响力远播，一扫上海滩沦陷后的沉闷，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为之感到精神一振。
当时，在文委直接领导下公开发行的报刊有《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学习》《求知丛刊》等。这些都成为抗战文化的有效阵地。孙冶方于此陆续发表了《展开全面战争》《向上海文艺界呼吁》《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抗战建国的好榜样》《租界当局和居民对日方恫吓应有的认识》等抗战文章，号召全民坚持抗战到底，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这一时期的进步出版物则更让人刮目相看。通过复社、北社和新知书店等一些出版单位，《鲁迅全集》《西行漫记》《上海一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先后面世。这俨然是一个奇迹。
而上海抗战的文艺演出则更具特色，更加丰富多彩。孙冶方后来回忆说：“当时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璇容剧场演出，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宝剧场演出。各业余话剧团轮流在每星期日演出一次，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继之，在文委的领导下，上海文艺界整合力量，组织了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抗日战场进行宣传演出，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袁牧之、金山、王莹，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著名戏剧家洪深、宋之的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加入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改编为战地演剧队，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主力。著名作家茅盾后来在评价上海“孤岛文化”的作用时说：“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此‘孤岛’上艰苦斗争了四年多，而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成绩尤其灿烂。”
作为上海抗战文化的年轻领导者，孙冶方已经显现出他卓绝的领导力以及睿智与激情。正是在这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孙冶方收获了他的爱情。在省委妇委书记陈修良的介绍下，他与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才女洪克平相识相爱，并结为伉俪。这是一段美满的姻缘。从此他们执手相伴，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当时，孙冶方的家也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经常出入其间的有潘汉年、沙文汉、曹荻秋、夏衍等。很多抗战文化活动的策划即酝酿于此。孙冶方其时还负责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即每天编辑出版延安新华社电讯。为此，他对妻子说：“克平，如果晚上过了12点钟还不见我回来，你就不用等我了！那一定是我出了事。你赶紧把紧要的文件材料销毁，想法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住。”
这无疑是一种使命和境界，一种大义凛然。孙冶方工作环境之险，由此可见。然而令人寒心的是，孙冶方义无反顾地为抗战文化的开展呕心沥血、赴汤蹈火之时，背后却有冷箭射来，令他猝不及防。
其时，王明正把持着长江局的大权，他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孙冶方结下的芥蒂依然不能释怀。当薛暮桥从上海撤退到武汉长江局报道时，王明就问他：“中国农村研究会里有一个名叫薛萼果的，是个‘托派’分子，他现在哪里？” 薛暮桥闻之十分吃惊，没想到王明还将孙冶方视为“托派”，并预感到孙冶方还会因此有劫难。果然不久，王明通过在延安掌握整风审干实权的康生通知江苏省委，要求孙冶方立刻绕道重庆前往延安，接受组织对他历史问题的审查。事情来得很突然，孙冶方立刻交接工作，匆匆启程。时间是1940年9月。他由上海乘船往香港。为避日军长江封锁线，辗转广东、广西、贵州等地，跋山涉水，几经周折，经三个月终抵重庆。
周恩来认为他到苏北是一个好的选择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云集着各种政治力量。但也正如其“雾都”的名称一样，政治风云的变化扑朔迷离，云遮雾障。孙冶方抵达重庆时，正值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弥漫重庆上空的已不再是抗日民族统统一战线的和谐气氛，而是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中国抗战的政治走向与军事走向均在变数中。
重庆曾家岩50号是当时八路军驻城内办事处所在地，亦称“周公馆”。孙冶方正是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十几年前，周恩来曾经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听取了孙冶方等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的申述，并主持为他们平了反。因此，对于孙冶方还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这时，大后方的工作已由长江局划归南方局领导。对于孙冶方取道重庆往延安，周恩来告诉他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皖南事变后，重庆往延安的交通已为之中断。这似有出乎孙冶方的意料，不免显得有些茫然。他原来目的地即是延安，如不能前行，将如何择定下一步目标？周恩来看出孙冶方的心思，便说：“不能去延安是客观因素导致的。你可以留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你以前担任过文委书记，可以发挥你的强项，做好宣传文化工作。当然也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考虑去苏北盐城。刘少奇、陈毅他们已在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那里急需大量人才从事根据地建设。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专家型人才。”
孙冶方很愿意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对周恩来始终怀有深厚的崇敬之情，而且特别钦佩他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但孙冶方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前往苏北，加入新四军。孙冶方长期在国统区和敌占区工作，他太希望有一片晴朗的天空和一抹明媚的阳光，让心情为之舒畅和释放。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当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中，许多现在重庆国民党政府中任高官甚至特务。他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似有不便。周恩来尊重他的选择，嘱其可尽快离渝。为了应对皖南事变后的复杂局面，周恩来正在有意识地疏散重庆的进步文化人。他也认为孙冶方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好的选择。
由于当时重庆的复杂环境，在离开办事处的一段时间内，孙冶方直接住在其二哥薛明剑家中。薛明剑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做过国大代表、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民间社会活动家。显然，他与孙冶方选择的是两条不同道路。薛明剑一生走的是实业救国之路；而孙冶方则终身致力革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同胞感情。他们兄弟俩可谓是个奇迹，均为中国经济学扛鼎式人物。以后曾有研究者提出“这兄弟俩到底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亦或是‘参商二星’，依然没有定论”。此说充分证明了这兄弟间的特殊关系和异样情感。
这时的薛明剑作为一个内迁工厂的经理，在那经济萧条、炮火封锁的严峻环境里，每日都在来去匆匆地为着打破原料紧缺、市场疲软的困扰而奔走，为冲破官僚买办阶级的层层垄断而奔走。当时，中共的统战政策已将这些困厄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薛明剑亦在其中。他与冯玉祥、吴稚晖、黄炎培、马寅初等国民党元老或民主人士都有来往，也参加各种聚会和签名，为发展国计民生、实现民族自救而呼吁。孙冶方显然看到了二哥的这种变化，这也是他为之欣慰的。这种变化也是兄弟俩以后一直维系感情纽带的基础。数天后，正是在二哥的帮助下，孙冶方在朝天门码头悄然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客轮，安全离开重庆。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俩
由于香港特殊的地域环境和政治环境，已成为孙冶方的往返驿站。在中共驻香港工作委员会，孙冶方意外地遇见故交刘少文。他们是1925年一同由上海乘轮船去莫斯科学习的老同学，在江苏省委工作那段时间里又经常接触，现在异地重逢倍感亲切。刘少文是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调至香港工作的。非常熟悉孙冶方的刘少文热情地挽留他在香港工作。但孙冶方并未动心，他情之所系的依然是苏北那方热土，那既陌生又充满魅力的地方。刘少文对孙冶方的坚持表示理解。随后，他将孙冶方介绍给廖承志、潘汉年等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
正是这次在香港，孙冶方还干了一件值得记述的事。那天，他意外地见到商务印书馆驻港印刷厂厂长糜文溶。他与糜文溶曾是大革命时期的旧识与同乡。糜文溶以后脱党，并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与孙冶方的香港邂逅，让糜文溶十分高兴。此刻他正为一事发愁，即商务印书馆准备在赣州新建一个分厂，急需寻找人脉关系。他知道孙冶方与现任赣州专员蒋经国在莫斯科时有同学之谊，便请他致函蒋经国，给予关照。孙冶方认为发展文化事业是件好事，便予答应。为慎重起见，孙冶方之后专门征求刘少文意见，并示其草拟的信函：
经国学兄鉴：
别后十余载未通音信。近闻吾兄在赣任专员之职，对地方建设热心倡导。兹有敝同乡糜文溶受商务印书馆委托，拟来赣建设一印厂，吾兄素来热心文化事业，望能给予便利。仅此。
下面是用中、俄两种文字的签名。
刘少文看过笑了笑说：“这样的信是可以给他写的，但别的关系可不能发生！”
这种关系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但孙冶方并未避嫌。他是一个热心人，更何况是发展文化事业，没有理由推辞。此举措也能充分体现孙冶方的性格。此后，他将此信函交与糜文溶。至于以后的事情发展以及是否派上用场，他就不得而知了。
对孙冶方的行程，周恩来以及中共南方局一直非常关注，并及时联系上海地下党安排孙冶方赴苏北事宜。
这天，中共香港工委接到中共南方局来电，要求他们立刻通知孙冶方赶往上海，准备前往苏北新四军军部。上海地下党已经做了安排。
与香港的别离显得有些匆忙，但孙冶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那天，他在海轮的甲板上迎着扑面的海风，显得异常的兴奋。他知道此行北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海浪的颠簸中，一种期待与向往始终与之伴行。
刘少奇的一封回信让他声名大作
上海，一个特别熟悉的环境。这里曾是孙冶方的主战场，视线中的每一条街道与商铺都显得异常亲切与熟稔。而这次，上海对于他仅仅是一个驿站。
他在等待。急切地盼望离开。这样的心境似乎与他这样的“老上海”有些相悖。
1941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在上海地下交通员的安排下，孙冶方携妻子洪克平悄然登上一艘开往苏北的客轮。他们过去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相互勉励，执手前行。但因地下斗争的需要，不免处处谨慎，如履薄冰。今天，他们终于可以前往一处崭新的世界，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当轮船鸣着汽笛缓缓移动时，从他们彼此会心的眼神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急迫般的心往神驰。
孙冶方抵达盐城的时间是7月1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孙冶方为此印象极深。这时的盐城距重建军部已达半年之久，根据地各项建设蔚然盛兴。在刘少奇、陈毅领导下，盐城已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军事、政治中心。同样，也是著名的敌后文化城。孙冶方在盐城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浓烈的抗战氛围和抗日军民的激情与精神风貌。
刘少奇在城内抗大五分校二层楼的住处接待了孙冶方。此前从重庆的来电中，刘少奇已经知道孙冶方将来新四军，并已为他的工作做了安排。
刘少奇详细地了解孙冶方此行的经过，并且询问他多年来在白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特别是最近两年来领导“孤岛”抗日文化活动的情况。之后，刘少奇说：“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非常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专业型的人才，共同参与抗战事业的开展。之前如钱俊瑞、薛暮桥、骆耕漠等人都已先后抵达盐城，你在上海时与他们都很熟悉，大家在一起工作也较方便。”刘少奇充满温情的话让孙冶方的心温暖了许多，他对新的工作亦有了一种信心和期盼。
刘少奇又说：“你一路劳顿，可稍作休息适应。关于工作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请你到华中局宣传部工作，担任教育科长，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宜。同时，还想请你兼任华中局党校的教育科长并担任马列主义科的教员。”
孙冶方爽然接受，并表态一定努力做好工作。继之，刘少奇秘书陆璀向孙冶方介绍了盐阜区根据地和新四军的一些情况，并重点介绍了华中党校。孙冶方由此知道了华中党校于两个月前成立，是一所主要培养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专门学校，刘少奇直接兼任校长，并经常到校讲课。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兼任副校长。
1953年孙冶方（左）与冯定在青岛
孙冶方对新的工作非常投入。他在这个新的集体中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的气象以及团结和谐与温暖的氛围。这也更激发起孙冶方的工作热情。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他就自己编写《马列主义原理》，尽可能做到通俗、浅显、易懂。他记得刘少奇此前对他说的：“要依照马列主义原著来讲，也要联系我国革命斗争的实际。要重视理论，尊重科学，更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孙冶方知道自己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对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他为此谦虚地向在盐阜根据地的专家学者、同行以及新四军中领导人请教，积累资料，丰富教学内容。他敏而好学的姿态和虚心真诚，给接触他的人留下深刻影响。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吕振羽、哲学家冯定、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以及军队领导黄克诚、张爱萍等。他还善于与学员沟通，了解他们在基层部队和地方工作战斗的实例，并有意识地融入到教学中。
孙冶方特别善于思考。这是一个很可贵的特质。一天，刘少奇到党校做报告，题目是《论党内斗争》。孙冶方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与学员一道边听边记录。刘少奇一身土灰军装，稍显消瘦，但却精神抖擞，充满激情。他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一支又一支的香烟，烟雾袅袅。不停地抽烟几乎成了刘少奇的一个习惯。
刘少奇的报告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他首先讲了党内存在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继之，开始剖析在党内斗争中出现的种种偏向。言辞非常尖锐，给孙冶方很大震撼。他连想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王明、康生在米夫的支持下，以肃托的名义大搞党内斗争，也致他长期生活在一个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的阴影之下。他担心这种党内斗争是一种普遍倾向，甚至会在根据地重演。数日思考，孙冶方仍然无解。他是一个执着的人，他希望首先能在理论层面解决这样的问题。思虑再三，孙冶方选择了以写信的方式向刘少奇请教。
刘少奇的性格严谨、认真，也是党内公认的极富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可谓日理万机。在收到孙冶方信后，他极为重视，竟在当天即亲笔写了3000字的复信。这便是著名的《答宋亮同志》。孙冶方又名宋亮，党内同志常以“宋亮”称之。刘少奇以这种最简洁的题目，可以让思想更自由一些，不需要拘泥于一般文章的结构框架。在信中，刘少奇从党内斗争延伸到很多话题，包括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此批评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但又强调不能完全做一个“学院派”，还要重视实际斗争经验。这就是辩证法。
刘少奇的《答宋亮同志》后来发表在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理》第2期上。在刘少奇的经典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又特别附有《答宋亮同志》以及孙冶方原信。这部著作后被列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在党内以至于在整个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宋亮的名字亦随之变得尽人皆知。
孙冶方没有料到一封就理论问题请教的信，竟然引起刘少奇如此的重视，并专门拨冗答复，并且公开发表。他觉得这对自己也是一个鞭策，对做好党校教员也更加有了信心。
7月下旬，日军集中兵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并占领盐城。华中党校随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转移阜宁。这时的条件异常艰苦，常需行军转移，对文化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孙冶方常常是身上背着一个布挎包，挎包里装着纸笔和几本参考书，一边行军一边构思。晚上住宿时即在油灯下写教案。就这样，他逐步适应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以后华中党校长驻阜宁汪朱集。那是一个偏僻小镇，条件简陋。然而，孙冶方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在党校的教学岗位，为根据地培养干部呕心沥血。
整风运动的幸存者
1942年底，孙冶方随军部转移至淮南黄花塘。次年4月，华中局调其到淮南路西担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地方工作没有党校工作那么单纯，但却极锻炼人。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孙冶方，终于有了从事地方实际工作以及增加人生历练的机会。作为路西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根据规定，孙冶方配有警卫员、勤务员和马夫等。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些。孙冶方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希冀能有所作为。
但形势的走向却与孙冶方的理想相差甚远，甚至完全相悖。突然出现的严峻现实另孙冶方始料未及。几乎与孙冶方新的任命同时的是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开展。此前，延安由整风偏离到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做法，已经影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华中地区当然也不例外。作为宣传部长，孙冶方既要去领导整风运动，自己却又是整风对象，不免觉得处处掣肘。由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以及曾经的被捕一节，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他必然受到怀疑和冷落。这是他到根据地后第一次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孙冶方被送回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运动。在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智慧、热情和信念几乎全被冻结。他无法施展才华和贡献力量，唯一需做的事就是一次一次地坦露心怀，捧出一颗赤子的心，接受党组织对他细心的、剥茧抽丝般的历史审查。
孙冶方（后排中）1978年5月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时同基诺族群众合影
原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以后在一次纪念孙冶方的会上说过：“孙冶方的一生，是坎坷不平、屡遭不幸的一生。他为追求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是最为沉重的。”这其中自然包括根据地的这次整风之坎。孙冶方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后来又曾被捕入狱脱党六年之久。如此经历自然也就成了运动的重点和历史审查的主要对象了。
孙冶方被分在由县团级以上干部组成的整风第三队。地点在安徽天长县新铺镇的村庄里。学习、对照、检查、揭发、斗争，这样的程序日复一日地进行。颇具意味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即是必学文件，其中就附有《答宋亮同志》。
再次静下心来仔细研读刘少奇的信，他心中依然仍寻到一丝亮光，并以此作为精神的一种支撑。那天，刘少奇《论党内斗争》的报告犹在耳边：“有些同志以为党内斗争是斗争得愈凶就愈好，问题提得愈严重愈好，搜集别人的错误愈多愈好，给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评的语句愈尖刻愈好，批评与斗争的方式和态度愈严峻愈粗暴愈好，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以为是愈好，就以为是‘最革命不过’的了。他们在党内斗争与自我批评中不讲求适当，不讲求分寸，不讲求适可而止，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虽然此时刘少奇早已离开华中调延安工作，但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依然留在华中，留在党内。孙冶方虽然不知道眼下的这种残酷斗争源于康生在延安的阴谋和不择手段，但他坚信总有云开日霁之时。
整风运动成为被记录在党史上的一次重要运动，可谓毁誉参半。凡经历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心理轨迹：孤独、无奈、苦闷甚至绝望。所幸的是中央及时地纠正了运动的扩大化和所谓的“抢救失足者”。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深深地一鞠躬，化解了多少人的心头愤懑。华中的整风相对延安本来即稍显温和，在延安纠偏后，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很快便在原迹的轨道上减速、刹车。孙冶方终于等到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结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强加给他的所谓托派和给予的处分均不能成立，应与撤销。至于1931年被捕和最后以“查无实据，找保释放”的问题，因知情者军部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的证明以及资料查证而予廓清。关于出狱后长达六年之久的脱党党龄问题，因有争议悬而未决。直到1958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审查干部时才正式做出结论，为孙冶方恢复了脱党期间的党龄，党籍从1924年算起。
孙冶方是幸运的。他成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受益者。减负后的孙冶方又恢复了以前的精神状态。他将挫折转化为动力，将苦难变为历练。他依然执着前行，循着心中的那丝亮光。他知道征途上还会有荆棘和坎坷，但义无反顾。
这时抗战已经结束，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根据地合组成苏皖边区政府。孙冶方随之被任命为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开始了他所擅长的经济工作。之后，他一直活跃在解放区的经济战线上，可谓得心应手，驾驭自如。正是这段时间的积累和在解放区的实践，奠定了他以后在新中国所从事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家的发轫。
位于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礼社古街的孙冶方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