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奚如
从黄埔军人，到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及至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吴奚如有着枪林弹雨的体验。左联作家、秘密战线、中共与鲁迅、张学良的联系人，他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张弛自如，游刃有余。跌宕起伏的人生，至死不悔的文学情结，充分彰显其鲜明的个性色彩。他见证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波澜起伏，也以普罗米修斯般盗火者的经历为真理而殉葬。他就是吴奚如，一个传奇性的新四军文化战士。
西安事变的参与者
西安建国路金家巷5号，东西排列三幢三层砖木结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大隐于市的独特位置，乳白色的围墙,以及园中茂盛的香樟、雪松、紫藤、玉兰等，均体现着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及审美。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张学良将军公馆。1936年9月的一天，在公馆中楼的会客厅，张学良秘密会见一位客人。客人中等身材，方阔脸庞，眉宇间透露出一种智慧和自信。他即是此前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吴奚如。此行由周恩来直接安排，任务是在张学良身边谋一工作，并以此为掩护成为中共与张学良的联系人。会谈的气氛融洽和睦。吴奚如有备而来，侃侃而谈，从对形势的分析、中国抗战的前途，进而谈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张学良听得很过瘾，很久没有与中共代表如此酣畅淋漓地讨论时局与主张。为此对吴奚如刮目相看。
张学良说：“你讲得很好！我在政治上有了新的理想，和贵党结下了生死与共的同盟。双方目标一致，逼蒋抗战，拯救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到此，张学良显得异常激动，也凸显少帅的豪情与张扬的性格。
根据张学良的安排，吴奚如负责创办和主编以对外宣传为主的《文化周报》。吴奚如即以此为阵地，以充满才气的文笔，挥洒激情，笔动风雷。社论、时评、通讯、消息几乎均由一人所为，既表达东北军的政治主张，营造打回东北老家去的舆论氛围。又巧妙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文化周报》在西安面世后即被抢购一空，产生很大影响。这张报纸一共出版了9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北军，为后来促成“西安事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吴奚如所为是因为背后有着张学良的支持。
在此过程，张学良经常会与吴奚如单独接触聊天。张学良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们从历史论到当下，从蒋介石谈到周恩来，几乎熟悉的话题都能言及。吴奚如对张学良坦诚相见，为此也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而让张学良特别感兴趣的是吴奚如较为传奇的文武经历。
吴奚如曾由董必武介绍成为黄埔军校的“入伍生”，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胜利回师后升为黄埔第三期正式学员。1926年8月毕业时拒绝蒋介石的分配，成为黄埔办校以来的为数不多者。后来，周恩来直接派他到叶挺独立团，担任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早年的军人生涯，锻炼了他的意志，以及坚定了追求真理的一种信念。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吴奚如义无反顾地出任湖北讨蒋委员会常委、《讨蒋周刊》主编，成为站在反蒋斗争前列的先锋战士。其亲属因此被国民党杀害。反动派曾扬言：“知奚如下落者，重赏。”吴奚如闻讯后怒发冲冠，大吼道：“小蒋，你今天要我的脑袋，明天我就要取你的人头！”这就是吴奚如，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他亦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并在此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代书记。吴奚如曾在武汉遭到当局逮捕，营救出狱后即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工作方式，从枪林弹雨、驰骋沙场，到西装革履、十里洋场，吴奚如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他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同时有一个更加特别的使命，即担任鲁迅先生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人。其时鲁迅与周扬等中共文委领导人产生隔阂，联络不畅，急需物色新的人选保持与鲁迅联络。“特科”负责人、黄埔军校出身的陈赓建议利用黄埔军校这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选一黄埔军校出身者来担负这一使命。吴奚如由此担任新角色。而胡风又是由吴奚如选定作为中共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的“机要交通员”的。据吴奚如晚年回忆：当年他判断胡风“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虽则他的文艺理论常引起争议，做人上有缺点和偏激，一如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在转入党中央特科工作之后，就奉命委托他为党中央特科和鲁迅先生之间长期的‘机要交通员’。他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只在有紧急事情时才去见鲁迅先生。”当时，位于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是吴奚如与鲁迅见面与通报紧急情况的地点。一段时间，凡是白区各地来的党组织和个人到上海寻找党的关系，都通过内山书店这一渠道，形成鲁迅转胡风再经吴奚如及至中央特科和党中央这样一种关系链。
1933年，吴奚如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虽然进入上海文坛是掩护身份的需要，但吴奚如依然干得风生水起，作品迭出，成了一名较有影响的作家。吴奚如的革命经历与阅历成为他创作的有利条件，其作品以纪实性很强的革命题材的小说为主。上海滩《文艺月刊》《作家》《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等畅销文艺刊物上，均发表有他的小说、杂文等。其小说《卑贱者的灵魂》得到鲁迅赏识并推荐到《作家》发表。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小巫集》也是这一时期由鲁迅先生介绍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吴奚如张弛自如的文武之道，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在秘密战线中的锻炼，使他成为了一名复合型的特殊人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而知其者又莫过于周恩来。1936年，正是政治形势波诡云谲的时期，中共高度关注西安的动态。于是，周恩来亲自点将，吴奚如将赴新的战场。行前，他给鲁迅先生写了告别信。此事在《鲁迅日记》中有当天“接奚如信”的记载。胡风在梁园饭店为吴奚如饯行，鲁迅闻之兴致勃勃特来作陪。席间，鲁迅“不时爽朗大笑，频频举杯”，以表示对吴奚如这位战友兼学生的深情惜别和新的战斗生活的祝福。
吴奚如在西安依然是一条秘密战线。他除了与张学良保持接触外，还与少帅的心腹军政人员频繁交往，建立个人关系。当时，为了与张学良共商抗日大计，中共中央特派八路军左权、聂荣臻往西安与张学良晤面。吴奚如受命前往陕甘宁边区迎接，并相伴始终。“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吴奚如即在事件发生地并参与其事。他见证了当时的惊心动魄以及风云变幻。特别是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亲临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通宵达旦、紧张忙碌的日子里，吴奚如始终如战士般听从召唤，协助周恩来处理了很多具体事务。经历了“西安事变”，吴奚如的丰富人生又多了精彩一笔。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在将返延安之时，特地找吴奚如谈话，要求他尽快结束《文化周报》工作，到延安接受新的任务。此时张学良已随蒋介石到了南京，吴奚如随将编务工作向杨虎城将军作了交代。杨虎城高兴地说：“你是奉周将军的指示而来，现在周将军需要你到延安，你就去吧。你在西安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我代表张将军感谢你！”杨虎城并亲自举行家宴为其饯行。这年的12月27日，吴奚如乘坐杨虎城亲自安排的汽车，离开了紧张战斗三个月之久的西安，奔向延安的怀抱。
1939年3月，周恩来(后右)和叶挺(后左)从桂林前往皖南，吴奚如(前右一)陪同
延安抗大的教员生活
延安是吴奚如梦寐以求的地方，他曾多少次对它有过想象与期待。终于来到宝塔山下，黄土高原纯朴又不失浓郁的地域激情在感染着他。他显得异常兴奋。十多年的老党员，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向吴奚如传达了中央对他的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任政治教员。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为半年前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当时有很多部队地方的高级干部在抗大学习，而教员紧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抗大非常重视，常到抗大上课。吴奚如没有想到会让他当教员，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考验。在抗大分配的窑洞安顿好之后，他即进入角色，补充新的知识，梳理教学内容。他对自己说，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教员，像在过去所有的岗位一样，不辱使命。他给本科班教政治课《中国问题》，从理论结合中国的现实，让中国问题成为学员高度关注的问题。他授课时神采飞扬，充满激情，深得学员们欢迎。同事中颇有人惊叹：“想不到你老兄还有这两下子！”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曾经战场挥戈的他竟能一下子便适应教师的工作。
来到延安，吴奚如当然有一个心愿，即见到毛泽东主席。这天，在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的安排下，吴奚如前往毛泽东住的窑洞。出乎他意料的是，毛泽东主席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
“你就是吴奚如？大名鼎鼎。”
这是毛泽东语言的风格，却让吴奚如一时无以应答，只有说声：“主席好。”
“请坐。听恩来讲，你从鲁迅先生身边来，又是黄埔系的，还给张汉卿办过报，文武全才，难得！周扬、丁玲二位也都谈到过你。”
“主席过奖了，我只是尽力做好组织安排的工作。不同的战线对自己也是个锻炼。”吴奚如说。
“是的，虽然你在多个岗位工作过，但你毕竟是学军事的，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军队干部，所以请你到抗大工作。怎么样，适应吗？”
“谢谢主席的关心，担任抗大教员对我也是一个全新的锻炼，我一定好好学习，自我提高，教学相长。不辜负主席的信任。”继之，主席又与他聊了上海左翼文坛的一些情况。为了不打搅主席工作，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吴奚如便告辞了。但主席对他的了解和夸赞却一直让他感动。
吴奚如又分别看望了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周扬、丁玲等文艺界老朋友。尤其是文艺界不少熟悉的同志，当年在上海都是经他介绍抵延安工作的。故人相见，心情畅然。其间，丁玲专门安排了一次小聚，故友数人把盏推杯，忆及上海滩风雨旧事，兴致盎然。
吴奚如在抗大与学员们接触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学员们纷纷要求提前毕业，到抗战一线报效国家。这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战形势所致。吴奚如在思考如何引导学员们的这种抗战热情。一次，他在与丁玲谈及此问题的时候，丁玲说：“我们正在考虑成立一个战地记者团，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报道。不如选一部分抗大学员参加。”吴奚如觉得此方案可行。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 抗大学员闻讯纷纷找吴奚如要求参加。
吴奚如与丁玲的想法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上级决定将抗大四大队和拟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合并，组成战地服务团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团体。毛泽东为此先后几次找丁玲、吴奚如谈话。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们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1937年8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简称“西战团”。中央宣传部任命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8月19日的《新中华报》上刊布了该团行动纲领、成立宣言、通电等，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丁玲、吴奚如的组织下，西战团开始为远行做准备。主要是编排文艺节目，包括由丁玲创作的独幕话剧《重逢》在内共十多个独幕剧，此外还有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他们先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然后改进提高。西北战地服务团将要出发。行前，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丁玲代表战地服务团在答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流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
9月22日，西战团40多人，扛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七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荡荡、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吴奚如与丁玲走在队伍前面。他们对此行充满热情，希望能由此将延安和中共团结抗战的信念和意志传达到西北的广袤地区。他们选择了徒步而行，也是对其坚定意志的一种考验。由延安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人阎锡山统治的山西。途经山西的临汾、太原等地。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有时则日夜兼程。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能为北方群众接受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群众。随着西战团步伐的延伸，队伍也在扩大，著名作家端木蕻良、萧军、萧红、聂绀弩以及导演塞克、诗人田间、著名音乐家劫夫、王洛宾等都曾在西战团服务过。西战团一时影响远及。
就在这年年底，依然在西北奔波的吴奚如突然接到周恩来急电，要求他立刻离开西战团前往武汉。原来，这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重要机关已迁往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亦已前往武汉开展统战工作。武汉工作的拓展急需大量人手，吴奚如是第一时间便被周恩来选中的。吴奚如迅疾启程前往武汉，在原日租界的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到。看到风尘仆仆赶到武汉的吴奚如，周恩来很高兴地说：“你来了好，一路辛苦了。这里工作很多，很抱歉不能让你好好休息。”随即，周恩来请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将吴奚如的住处做了安排。吴奚如此后便成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在武汉随着周恩来一起参与了许多重要工作，深得周恩来信任。
胡风曾经回忆说：“左联盟员吴奚如回到了武汉，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也用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对外发生工作联系。他热心于《七月》的工作，通过他，我和党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周恩来也经常“通过吴奚如向我传达工作方面的指示”。通过吴奚如，胡风还结识了周恩来身边被称为是中共代表团“才子集团”的陈家康、乔冠华等，而当时的胡风则被视为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受到了中共的特别重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撤退途中，周恩来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经过白崇禧同意后，周恩来令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率原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立刻前往桂林组建办事处。之后，周恩来调吴奚如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桂林办事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是“三位一体”的中共设在南方国统区的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至今还保留着吴奚如当年用过的印章以及张学良送给吴奚如的虎皮大衣。
这年的11月底，国共两党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在前往履新前，经与周恩来商量，决定抽调吴奚如、李涛、边章伍等到游干班担任中共方面的教官。吴奚如就这样又一次成为教官。衡山游击干部班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第一期学员即有1000多人。有各战区选调的军官，其军衔均为少校以上。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队成员。中共教官主要教授游击战术。吴奚如有着抗大教员的经历，自然是得心应手。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写道：“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切实，当可想见。”
衡山，又名南岳，横跨湖南境内，逶迤八百里，群峰巍峨，气势磅礴。同时又处处是茂林修竹，叠嶂染翠。吴奚如在衡山脚下，一边感受着大自然的美景，一边培养抗战人才。
吴奚如作品
新四军生活中特殊的情感经历
与南岳衡山自然风景相媲美的皖南泾县云岭，是一个平静而美丽的小山村。小溪石径，翠竹疏影，四周峰峦连绵，如诗如画。1938年春天，新四军军部经过岩寺点验后移驻云岭。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已露出了星星点点的红色。成片的竹林苍翠蓬勃，笋尖在地下萌动，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终将冲开阻力，破土而出。这是一支充满了活力的队伍，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其时，新四军所辖四个支队，正呈扇形张开，剑指大江南北。而由军部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第三支队，则扼守云岭门户，驻守铜陵、繁昌一线。1940年，在衡山当教官的吴奚如调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这是吴奚如自当年加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后，第二次正式从戎经历，并仍然在叶挺麾下。
作为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吴奚如在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好地方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培养地方干部，组建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内容丰富，吴奚如充满激情地在新的环境中释放自己的能量，体现自身的价值。当时的铜繁一带军民互为依托，同仇敌忾，形成浓烈的抗日氛围。有资料记载，当地“农民抗敌协会会员参加担架队，为新四军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传递文件、架桥筑路等；各级妇女抗敌协会会员为战士缝补浆洗、做军鞋、募集抗日款，收集废旧钢铁用以制造兵器；各级青年抗敌协会会员宣传抗日思想、张贴抗战捷报、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商民协会会员平时筹备牲猪、白酒、糕点、日用品赠给三支队；工人抗敌协会，会员战时抬担架、平时修桥筑路、捐钱捐物支援部队。”这是一幅生动的民众抗战画面，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一个缩影。
吴奚如参加新四军时，有一位女性同行者，漂亮知性，气质出众。她就是30年代上海左联成员、成名作家梁文若。他们是在武汉时相知相恋的。但这是一段令人纠葛的情感，也是一段不能被接受的情感。原来此前吴奚如与梁文若各自均已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梁文若丈夫叶以群也是左联中的活跃者。他在一次活动中被捕，后经组织同意采取变通方式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而梁文若对此有误解，情感产生裂隙。梁文若在武汉抗战文协工作时，与吴奚如接触并生情愫。虽然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感情生活相对自由，但吴奚如与梁文若的这种情愫还是对双方家庭产生了影响，而且在朋友圈中也有非议。尤其是周恩来得知后非常不满，并出面干涉。亲历这一过程的胡风以后在其回忆录中有着较为详细地记述。
胡风说，1939年5月24日，这一天是应该“值得一书的”，因为刚从延安回来的董必武带来了周扬的一个口信，“说是请我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中文系主任”。胡风闻之颇为吃惊。因为此前在上海左翼文坛两人隔阂较深。胡风在犹豫。以后胡风如是说：“收到周副主席的来信，是他的警卫员送来的，约我夜里去会他。这次，我把我的工作和自己的看法都同他详谈了。最后我说，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凿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周副主席同意我的决定，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继之，周恩来突然转了话题。胡风回忆说：“他又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搞恋爱，这对党的影响不好。朱惠又不同意和吴离婚，叶以群也不会愿意的。因为你是他们的朋友，还是由你向他们多做做工作。”周恩来工作繁忙，又不便过细介入部下的这种情感之事。但对恋爱和婚姻一向讲究和认真负责的周恩来显然对吴奚如是不满的，除了严厉批评外，还是希望胡风以朋友身份多做工作。胡风这时才突然感到“吴奚如的恋爱”“已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也恍然于此前吴奚如来信中提到的“他写文章时脸前有一个圣洁的面容出现”，原来这“圣洁的面容”即是梁文若。
此后，胡风在一次梁文若来访时顺便“做工作”，“告诉她组织上不同意她和吴奚如的关系再深化，应该冷静下来。”但用胡风的话说“她执意不听”。以后，吴奚如与梁文若甚至还因此与胡风关系恶化。胡风知道他已无法完成周恩来交办的任务了，唯有将结果向周恩来汇报。“他听后沉吟了一下，就问我，那么叶以群呢？我说叶以群态度没这么坚决。周副主席就说，那么你找个时间约他来见我。我约了一个日子带着以群去见周副主席。以群表现得很冷静，爽快地答应了和文若分手，并且向周副主席提出想到战区前线访问。这给了周副主席很好的印象。”
胡风的回忆，再现了吴奚如与梁文若那段感情风波。在双方离婚后，吴奚如与梁文若终于牵手，并共赴抗战前线，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中，梁文若将美丽的秀发压在军帽里面，英姿飒爽，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在吴奚如的视线中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然而，他们间的感情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那就是皖南事变的爆发。
皖南事变是新四军史上的一次重大悲剧。吴奚如、梁文若与其他新四军官兵一起经历了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他们在战场中被打散，从此天各一方，成为憾事。
皖南事变发生时，吴奚如与三支队所在的铜繁一带均在顽军的包围圈中。三支队全力与与顽军激战，形成军部的一道屏障。新四军处于不利位置，战斗异常艰苦。最终部分部队被打散，其人员只有分散藏匿。吴奚如亦在其中。当枪声稀疏后，他才勉强走出深山从林。他带着疲惫的身躯长途跋涉，以至于沿路乞讨。但一个信念始终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一定要归队，回到组织怀抱。经过三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吴奚如最终辗转重庆回到了延安。
1939年4月，叶剑英与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八路军军政教官在一起。
（左起：吴奚如、叶剑英、李崇、李涛、边章五、薛子正）
与新四军五师政委失之交臂
经历如此的挫折和磨难后再次来到延安，吴奚如对那熟悉的山水和环境有着特别亲切的感情。天空仿佛一下子湛蓝了许多。他掬起一抔延河水，仰头畅饮，一种沁入心扉般的清甜一扫数月的郁结和苦闷。吴奚如是幸运的，那些喋血沙场的战友却永远地留在了皖南大山深处。得知吴奚如安抵延安后，时在苏北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立刻致电延安中央组织部，建议吴奚如去鄂豫皖担任李先念任师长的新四军五师政委。其时，新四军重建军部时间不长，人员配备还未完全到位。五师师长李先念仍然兼任政委。故刘少奇、陈毅一直在物色新政委人选。但当延安收到刘少奇电报时，毛泽东先已安排吴奚如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具体负责战时的文艺工作。吴奚如与新四军五师政委因此失之交臂。
在担任文艺科长期间，吴奚如参与了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和文艺界的活动，同时又创作出了多部中、长篇小说。吴奚如经历了很多，素材尤其丰富。他就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故事，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用他的话说：“只要有机会，文学这一武器还是应该把持的。”
作为一名作家，吴奚如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但却因此而跌入人生低谷。吴奚如的文学创作观点与周扬、何其芳不同，而与萧军相近。于是，在整风背景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吴奚如受到了严厉批评。
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在畅所欲言的氛围中，吴奚如发言谈及自己的文学观：“凡是搞文学的都要有一个立场，那么，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因为这样会不会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至于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吴奚如此番话有些当年“国防文学”的味道，也有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痕迹。然而此时的延安正是清洗王明思想的时候。
吴奚如言罢，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立刻站起来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朱德讲话很严厉，这是少有的。意思很明白：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这两个事变是大不一样的，你吴奚如自己就分别经历过这两个事变，后者国民党开启了反共高潮，这时就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了，而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抗日。朱德批评完毕，吴奚如沉默不语，然而处境急转直下。吴奚如随后被划为萧军、王实味一伙，厄运由此而降。延安整风与“抢救运动”几乎相伴而生。吴奚如是从大后方来的文化人，又是从皖南事变中逃出来的，再加上此前他还是王明主持的中共长江局的工作人员，到延安后还是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因此，理所当然的被主持“审干”的康生视为国民党特务和异己分子，遭到了“抢救”和“整肃”。最终形成了与“张克勤案”、“王实味案”并提的“吴奚如特务案”。吴奚如没有料到事态一下子竟变得如此严重。他出生入死，历尽坎坷，始终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却遭遇如此的不公和大辱。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性格坚毅刚强的他一气之下，索性提出了退党的请求。为党在秘密与公开战线上作出过极大贡献的他，从此成为党外人士。这是吴奚如文人性格使然，他亦为此率性付出了沉重代价。
所幸，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吴奚如以后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及至晚年，他依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作家。其小说《一个伟大的死》，表现了瞿秋白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报告文学《惊雷》，反映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他开始撰写长篇回忆录《五十五年落花梦》，并发表片断《我所认识的胡风》《鲁迅和党的关系》，在全国率先实事求是地评价胡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吴奚如，一个战士，一个文化人，一个真实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