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有一个驻扎在皖南的军部，皖南事变后又在盐城成立了新军部。这两个军部有些什么不同？在新四军重建军部70周年的今天，比较一下两个军部，对了解新四军的历史，会有帮助。
隶属关系不一样
新四军军部始建于武汉，充实于南昌，移驻于皖南岩寺，定驻于皖南泾县云岭，史称皖南军部。叶挺军长最初是蒋介石任命的，共产党任命的领导干部也是经国民党当局核准的。新四军的编制、经费、集结时间、地点、军部驻地的确定，是国民党当局批准的。新四军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人数是经国民党三战区派员“点验”过的，军事上听从三战区的指挥，向敌后开进路线，在苏南、皖中、皖南作战区域的划定，都是国民党军当局规定的。而且规定不准越界行动，不得擅自扩充，不得建立政权等。实际上是捆住新四军的手脚，派到敌后，让其自生自灭，或借日军之手消灭之。
盐城军部是在1941年1月皖南军部在国民党制造的事变中覆没，蒋介石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后，由中共中央于同年1月20日宣布重建的，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以及其他领导人，均是由中共中央任命的。新军部是国民党当局不承认的，也就是说不再受国民党当局指挥和限制了。部队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以及各部的作战地域都是自主确定的。除继续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新四军可以放手发展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驻地环境不一样
皖南军部驻在国民党控制区，面对日伪控制的长江，左右背后是国民党三战区重兵环伺。驻地群众虽拥护新四军，但各级政权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不允许新四军建立任何抗日政权。三战区还派出名为“联络员”，实为特务常驻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的一举一动完全处于三战区的掌控之中。在国共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这里比较安全；但随着抗战转向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慑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改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时，这里就成了最不安全的驻地了。
盐城军部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便于直接领导和指挥各师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尽管处在日伪顽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但有人民的掩护和支援，有广阔的根据地可以回旋，总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如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时，军部主动撤离盐城，在阜宁县境流动指挥部队反扫荡。当敌人准备集中强大兵力扫荡在盐阜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军部时，军部1942年12月从阜宁停翅港悄悄转移淮南黄花塘，继续指挥华中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皖南军部明知国民党军虎视眈眈，处境危险，还摆了大摊子，在云岭住了两年零四个月，以致遭国民党暗算而覆没，这是血的教训。
经费来源不一样
皖南军部吃饭、穿衣、武器、弹药均依靠国民党三战区供给，叶挺军长根据计算新四军每月经费需要16.5万元，国民党军事当局何应钦只批准6.5万元，相当于国民党军一个丙等师的经费。经军长叶挺多次交涉，后来经费增加到每月9万元，还不能按时发放。叶挺军长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一文中说出了新四军当时的困境：“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为帮助新四军解决经费困难，叶挺夫人李秀文拿出父母的养老金，到香港、广东购买了3600支手枪，装备特务营、教导队和部队干部；还购置200架望远镜配给团以上干部。1940年叶挺派华侨战士陈子谷赴泰国向华侨募捐，陈子谷把在华侨中募集的6万元和自己继承遗产的20万元，一起交给军部。6万元解决了军部上万人的冬衣经费，20万元解决了全军两个月的伙食供给。中共中央1939年9月17日的一份电报中曾指出：“新四军彭雪枫、李先念支队及鄂东第五、第六大队，均系由地方党创造的抗日部队，虽经多次战斗，但至今未能取得国民党之正式承认，与军部关系亦不密切，部队给养均仰给地方。”可见，有了武装，没有政权，是难以生存的。新四军要向国民党讨饭吃，是很难的。
盐城军部成立后，国民党方面断绝了对新四军的一切供给。新四军就靠各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收取田赋公粮和商业税收来保障供给。而且还能挤出一部分经费支援延安总部和华北八路军部队。如1941年9月，一次就慰劳华北八路军100万元。1944年1月，给中共中央送去金器200两并伪币300万元。还能在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的基础上，节省一部分粮款救济受灾百姓。1943年9月，接济华北救灾款1600万元。同年11月，送山东救灾款伪币400万元。
军政首长关系不一样
皖南军部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实为政委)，因在对待中共中央的方针路线的认识和态度不同，产生分歧；项英把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当作统战对象，军部的一些重大决策不与叶挺商量，以致叶挺难以施展才能而两次出走。在皖南事变中，叶挺关于新四军向东转移路线、集中力量攻打星潭等问题上的意见，均未被项英采纳。军部在皖南事变中失败得这么惨，这跟叶、项不协调不无关系。
盐城军部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他俩从1940年11月担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和政委起就合作共事，刘少奇侧重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干部配备等；陈毅侧重军事建设、作战指挥、统战工作等，配合默契。刘少奇离开华中，饶漱石代理政委后，在整风期间虽然发生了饶漱石逼走陈毅的矛盾，但由于毛泽东从中调解，没有影响部队工作；刘少奇、陈毅在延安继续指导华中和新四军的工作。
主要领导人对待中央路线方针态度不一样
皖南军部主要领导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向敌后发展，向北发展的方针措施不力，行动迟缓。1940年春，国民党下令新四军江北部队全部移至江南，中共中央洞悉这是国民党企图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伺机消灭阴谋，坚决不同意江北部队南调。可皖南军部主要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江北部队南调。中原局书记刘少奇1939年12月初进入华中敌后，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建议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北部队东进，江南部队北上，合力解决苏北问题，而皖南军部主要领导人则坚持“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要求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方面，皖南军部主要领导人不敢放手发展抗日武装，不敢理直气壮地反摩擦，不敢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两个“五四指示”，对此提出批评。在皖南军部东移或北移问题上，皖南军部主要领导人以主观和客观原因拖延不动。中共中央于1940年12月26日发出了措辞严厉的“严责电”，才迫使皖南军部部署北移的行动。但为时已晚，且在移动中指挥失当，动摇离岗，铸成大错。
盐城军部临危受命，重整队伍，通过一系列会议，检查总结了皖南军部以及皖南事变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皖南军部在建军思想上的错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处于日、顽夹击的困境中，是新四军最困难的时期。但由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断取得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在艰苦坚持中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建设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大反攻作了思想上、物资上和军事上的准备。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江南部队迅速撤回江北，做好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准备，抽调部分部队进军山东和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