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邓颖超和周恩来在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合影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人。对于如何纪念周恩来，作为周恩来“至友兼爱妻”的邓颖超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不需立纪念碑，搞什么仪式”

　　1976年2月22日，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特地前往中南海西花厅拜访邓颖超。尼克松说：“我正在想如何才能正确地纪念周总理。我相信他不会喜欢立一个巨大人像或造一所纪念大楼。他要的是无形的建筑，这比有形的建筑更强大。”邓说：“纪念周恩来，不需立纪念碑，搞什么仪式。我们现在见面，对周恩来最好的纪念是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连绵不断继续发展。”

“纪念死者，最好是能遵照死者意见”

　　1898年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市驸马巷内，1910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解放后，周恩来多次要求淮安县委将驸马巷的旧居处理掉。1973年11月17日，周恩来又让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打电话到淮安县委办公室，正式传达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不要让人去参观；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年11月25日，邓颖超从侄儿、侄媳处知道淮安县委准备整修周恩来故居的消息，亲笔写信给侄儿、侄媳并转淮安县委：

　　“……我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家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恳切地要求县委同志，立即停止修建之事。并以此信转达届届县委，避免今后再出此事。……纪念死者，最好是能遵照死者意见的办法。对于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请向他们作解释工作，说服他们，请他们予以理解，并表示感谢。”

　　1978年3月5日，经江苏省委批准，周恩来故居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题写门匾：“周恩来同志故居”。

　　1992年1月，距周恩来故居两公里远的周恩来纪念馆落成。请邓颖超出席落成典礼的邀请信发到北京后，她正在住院，决定不去参加。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定要请当地领导人把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到最低规格。”

“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

　　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思南路上的“周公馆”生活战斗了近三个月。1979年“周公馆”修复并建立为纪念馆。

　　1981年6月5日邓颖超重返“周公馆”，参观结束后，邓颖超要求纪念馆不要称“周公馆”，要改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她说：“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共代表团这个名字不能拿出来，现在是人民的上海呀，共产党领导下的嘛！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光辉的名字拿出来？”

　　1982年邓颖超在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时，要求他们向有关方面转达自己的意见：“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所以人们叫它周公馆。实际上，除了周恩来外，董老（董必武）、罗迈、（陆）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过来，叫它中共驻沪办事处还是合适的。”

　　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上海市及时把纪念馆更名为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不借他的荣誉作为你们的荣誉”

　　1913年至1917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了四年。1978年，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在南开中学的东教学楼建立并开放，叶剑英题写馆名。

　　1983年9月6日，邓颖超专程从北京来到南开中学。她走进周恩来当年上过课的二楼东四教室，坐在周恩来曾经坐过的第一排坐位上，对陪同人员说：“当年周恩来坐在这儿学习过，到现在六七十年之后，我还幸存着，我今天坐在他曾坐过的地方，也来当一名学生，太幸运了。”她在学校礼堂与千余名师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你们说，你们不愿拿周恩来母校作为你们的骄傲，这一点太好了，我太赞成了!周恩来在学校是普通的学生，在共产党是普通的党员，在国家领导人中间是人民的公仆。你们懂得这一条，不借他的荣誉作为你们的荣誉，你们有这样好的谦虚的美德，这样优良的品质，我看了高兴极了！80年代的青年，要象你们所说的，要自治、自学、自觉，要有理想、有志气、有道德，要有知识、有才干、要有专长……”

“历史是不容掺半颗沙子的”

　　从1938年到1946年，周恩来绝大多数时间生活战斗在重庆。1958年红岩革命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7年以后，一些报刊发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其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经到街上叫卖《新华日报》。邓颖超认为此事可能与史实有些出入，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来并没有到街头卖过报纸。1978年8月，邓颖超在北京接见重庆红岩纪念馆同志时，就周恩来是否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到重庆大街上叫卖过报纸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这是你们红岩的责任。……对恩来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后来，相关同志回重庆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得到的情况是：1941年2月6日，周恩来从外面回到中共南方局办公地曾家岩时，有人向他报告，一批国民党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气愤，当即前往宪兵连，向宪兵连长提出抗议，并要求把扣留的报纸无条件归还。周恩来等人站在寒风的小巷里，一直坚持了几个小时。最后，此举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宪兵连长只好归还了扣留的《新华日报》。周恩来在同志们的簇拥下离开那条巷子。一路上，围观者甚众，周恩来遂把手中的《新华日报》散发给那些关心皖南事变真相的群众。调查结束后，重庆方面的同志向邓颖超汇报了上述情况。邓颖超很欣慰，她说：“只要是真的，就可以这样写了，但历史是不容掺半颗沙子的！”

　　1985年10月1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她对陪同人员说:“你们知道我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办事处办公室大楼门前照的那张照片的意思吗?当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一颗炸弹扔在办事处办公大楼门前的沟里，把楼都震坏了。敌机离去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就拍了这张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轰滥炸，我们也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下去，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到这里，大姐风趣地用地道的四川话说:“不然的话，我们照像做啥子哟!”

“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