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底至8月，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东边约四五里路的大路北面，有一处约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叫“田禾里”。在这里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生气勃勃、斗志昂扬，刻苦学习救护卫生知识，准备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新四军军医处主办的第二期卫生训练班。
这期卫训班有40多人，分5个班，第五班是女生班，我是班长。开学时10人，不久只留5人，即：姜明、王铮、金鼎、何柔和我。男生有4个班，我尚记得名字的有：陈海峰、朱潮、翟盛、李磊、沙序凯、何秋澄、陈本固、李德、张鑫原、蒋品珍、章逸、孙学、江守默、汤禧承、周森林、浦金泉、顾纪书、葛志刚、李桐铭、董学金、金松林等，共26名同志。他们大多数来自大城市敌占区，少数来自安徽省各县。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观念，不愿当亡国奴，是抱着强烈的抗日救亡志愿来参加抗战最坚决的新四军的。他们的年龄在20岁左右，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最小的十六七岁，多数是初中生，还有部分是小学生，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学习态度很好，刻苦认真、积极努力、团结互助。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先到新四军教导队受了大约半年的军政训练，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基础，政治素质较好。
卫训班的机构很小，工作人员很少。教务主任叫杨光，学生的学习、生活由她一把抓。杨主任是湖南人，身材魁梧，工作认真负责，作风大胆泼辣，对人严肃热情，学生既尊敬她又有点怕她。另有一个政治指导员负责管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名叫吕锡元。他平易近人，很能团结人。还有一个管理排长，负责卫训班的伙食供给。学生队长由学员李桐铭担任。学生中党员不多，建立了党支部，支书由指导员兼任，支委有翟盛、姜明和我。当时党组织党员不公开，男同学中党员少，女生中党员多，势必要女生做男生的工作。支部研究决定第一批发展的几个党员都是男生，分工后要我去找一个男生谈话。我感到很为难，被指导员批评后，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做。
卫训班的教员都是卫生处和军医院的大夫、护士兼任的。教员有崔义田院长、宫乃泉主任、章央芬大夫、吴之理大夫、李振湘大夫、郑素文护士长、陈凤琴护士等，他们的水平都是很高的。
卫训班的课程有内科学、外科学、生理解剖学、护病学、药物学等。教材都是教师自编的讲义，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我们边做边学，学得挺感兴趣。
此外，卫训班还有个俱乐部，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军人俱乐部在指导员的直接指导下，由学生开军人大会选举产生，下设学习、宣传、墙报、歌舞、体育、民运等项目，搞得很活跃。
卫训班遵循了“抗大”和教导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校风，生活是半军事化的。大家每天很早起床，集合、跑步、收操、唱歌、洗脸、吃饭、上课，和在教导队时的生活差不多。学习除上课外，晚上要做作业。好在大多数学生是教导队训练过的，都能适应。那时经常开晚会，活跃部队生活，有时是军民联欢，有时是和军医处、军医院联欢。节目都是自编自演。我记得一次与军医院的同志开联欢会时，我和一个同志表演卖梨膏糖，一句“李大夫（李振湘）吃了我的梨膏糖呀，开起刀来蛮灵光呀！”逗得全场大笑，我们演得也很高兴。
在卫训班，有两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一是见项副军长；二是“七一”轰炸。
开学不久，一天上午，杨光主任叫我跟她出去。只见她急匆匆地说：“去见项副军长，他叫你们女生都回教导队八队去，说卫训班不要女生。你代表女生去讲讲你们的思想和要求。”我带着又惊又忧的心情跟着杨主任上了路。
田禾里到罗里村（军部所在地）约四五里路。我们步行到达后，在一间老式小楼上见到了严肃而慈祥的项副军长。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让勤务员拿来两杯白开水。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里陈设很简朴：一张木板床、一张大方桌、几个板凳。项副军长的和蔼态度使我的紧张心理放松了一些。我们向项副军长敬了一个军礼，杨主任先向他汇报了卫训班开学以来的情况，接着说到女生。她说，虽然女生不适合去前方，但是后方医院也需要人，希望女生留下来。然后，她指着我说：“吴友廉是女生班长，让她汇报女生思想吧。”我接着说：“报告首长，我们10个女生都是八队来的，是由领导号召、自愿报名后组织批准的。我们都立志做一名白衣战士，救死扶伤。我们不怕苦、不怕死，坚决抗战到底！现在认真学习，毕业后服从分配，请求首长批准我们继续学下去。” 项副军长有点为难了：不同意吧，是不听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意见；同意吧，要收回成命。他思考了一下说：“这样吧，五个年龄小点的回去，五个大点的留下。”杨主任说：“我们执行首长的指示，回去做好工作。”我们即站起向项副军长敬礼、退出。
通过这件事，我对项副军长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一个基层干部可以带一个战士直接跑到军首长宿舍，只有革命部队才有这样的事。项副军长讲民主，体恤下情，使问题能得到合理妥善解决。这次见面使我终身难忘。
1939年7月1日上午，为准备晚上的军民联欢会，我和另一位女战士在卫训班门口河边洗桃子，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声音越来越大，我们抬头一看，飞机已到头顶。只见飞机一个俯冲，接着是轰轰一阵炸弹声和嗒嗒嗒机枪扫射声。我们蹲在一棵树下，目睹着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
几次轮番轰炸、扫射，主要目标是云岭军部所在地和中村教导总队驻地。我们南堡村军医处军医院、田禾里村卫训班目标小，没有遭到轰炸。敌机一走，我们立即参加卫训班组织的抢救队去云岭、中村抢救伤员。我在军医院门诊部照顾收容送来的伤员，给他们包扎、止血、输血，将重伤员送开刀房清创或截肢。有的重伤员送来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停止呼吸、心跳，心痛万分。这更增加了我们对日军的仇恨。
这时，我亲见了到皖南军部采访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也同我们一起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后来，她向国际上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轰炸皖南后方军民的滔天罪行。她指出日军的对华侵略是非正义的，中国抗战是正义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坚持抗战到底，胜利必属中国。
1939年8月，我们课程已学完，少数同学去了前方部队，多数同学到小河口军部后方医院去实习，一个月后全部分配，绝大多数到了前方部队。我被留在后方医院化验室工作。
为期半年的第二期卫训班是男女生在一起学习，虽然大家都是青年人，但没有人谈恋爱。当时有个规定：要符合“二五八团”条件才允许谈恋爱，即25岁，8年革命经历，团级干部。很明显，卫训班的同学都不够条件。但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同学思想很单纯，大家以抗日打鬼子为目的，没有人考虑个人问题。通过半年的专心学习，大家不仅提高了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也有很大提高。不少同志在卫训班入了党，立下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决心。卫训班不仅培养了一批医务卫生骨干，也培养出一支坚持革命到底的政治队伍。在以后艰苦、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在枪林弹雨的斗争中，卫训班的同学成为革命的白衣战士，没有一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他们救死扶伤，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工作的锻炼，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成了医务战线上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就是我们二期卫训班的成绩，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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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皖南新四军军医处吴友廉（叶挺摄）
新四军医院化验员吴友廉
在抗战初期，照相机是十分稀罕的“奢侈品”，这是一张新四军叶挺军长拍摄于抗战初期的珍贵历史照片，画面上的主人公—新四军女战士吴友廉头戴军帽，身穿白色工作服，端坐在桌前，正全神贯注地操作显微镜。
吴友廉（原名吴幼莲），1918年7月出生在安徽泾县茂林村一个殷实人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友廉怀着深深的民族仇恨辍学回到家乡。1938年5月，新四军军部来到皖南泾县云岭。在民运工作队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鼓动下，吴友廉在茂林首批参加“妇抗会”，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8年10月份参加新四军。在教导总队第八队（女生队）学习四个月后，她又转到军卫生部军医处举办的卫训班（第二期）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卫训班结业后，吴友廉被分配到军部医院当化验员，正式成为新四军早期的一名白衣战士。
1996年，吴友廉二期卫训班的同学、新四军老战友陈海峰来南京时，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赠送给了吴友廉。(曾剑中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