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牟宜之
牟宜之又名乃是，字去非。1909年的初夏，牟宜之出生在山东日照市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牟宜之从小喜欢读书，深得父母的喜爱。与那个时代很多精英一样，牟宜之早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抗战时期他以乐陵县长的身份，投身抗日洪流，接应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后出任一一五师山东军区独立一旅政委，策动多股敌伪军反正；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并参与策动国民党一八四师起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抗日，东京爱情黯然收场
“九一八”事变以后，牟宜之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甚感痛心，他愤怒地写下了“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的诗句。1932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暴动失败后受到通缉。为了避难，他远赴东洋，开始了留学生涯。
牟宜之到了日本，决定学习工程技术，他先是在秋田矿业学校学习，随后又转学到东京中央大学。在日本，牟宜之结识了郭沫若等爱国人士，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不断在旅日华人中传播革命思想。
在东京，牟宜之还与房东女儿枝子产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枝子性情温和，细心照料牟宜之的生活起居，令他颇为感动。两人渐生好感，常于暮春时节共赏樱花。
枝子母亲对牟宜之的人品、志向非常满意，便找他谈心，希望将女儿嫁给他。牟宜之在冷静下来后却感左右为难：国难当头，一心杀敌除寇的自己能否给爱人一个稳定的家庭？何况，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怎好迎娶敌国女子？“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牟宜之毅然斩断情丝，结束了这段异国之恋。
1935年秋，牟宜之回到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弟弟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到达延安之后，牟宜之被派往沦陷区开展抗日工作。后来，通过姨父丁惟汾的引荐，牟宜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乐陵县县长。
1938年，八路军“娃娃司令”萧华率部进驻乐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忙致信牟宜之，命其全力刁难，“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牟宜之不以为然，反而通过朱集镇大常村村长常浩天与萧华取得联系。两人见面一番长谈，彼此视为知己。
为了争取沈鸿烈，萧华准备独自到惠民县城与之谈判。牟宜之得知，深感不安，便与萧华同往。谈判完毕，沈鸿烈特地与牟宜之进行私聊，许以高官厚禄，希望牟宜之能够站在他这一边。牟宜之断然拒绝。
回到乐陵的一天晚上，牟宜之与萧华、常浩天边走边聊，走进了一片枣树林里，谈起抗日大计，不知不觉间六只大手已紧紧握在一起。突然，萧华提议：“古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现在我们岂不是枣园三结义吗？”牟宜之心有所感，激动地表示：“我们誓像一棵棵老枣树一样，不怕狂风暴雨，不怕刀山火海，无论环境多恶劣，也要抗战到底，为民造福。”六只大手再次紧紧握在一起。此后，牟宜之不仅倾尽钱财帮助萧华，还将辖区武装改编为泰山支队，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乐陵县由此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牟宜之本人也被吸纳为中共特别党员。
沈鸿烈见牟宜之站在了共产党一边，气急败坏地赶赴乐陵，怒斥牟宜之：“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说着将桌子拍得震天响。牟宜之反驳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
对于牟宜之的功绩，周恩来和罗荣桓等人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曾感叹：“倘若在抗战伊始，中国有几十个像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地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智勇双全，周恩来称之为“宜之兄”
1939年，经萧华引荐，牟宜之被周恩来调往重庆开展统战工作。接到调令以后，他一路乔装打扮，离山东、渡津门、过香港、穿越南、进云南，历尽艰辛才抵达重庆。
在重庆，牟宜之成为周恩来的直接下属。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周恩来总是亲热地称之为“宜之兄”。牟宜之喜欢谈兵论战，他的远见卓识令周恩来大为赞叹。牟宜之也对周恩来佩服得五体投地。
牟宜之不仅性喜谈兵，真到了战场上，还喜欢冲在最前头。1941年，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牟宜之被困在山里。那一次，敌人的炮弹不断在其旁边炸响，他自感其身难保，写下绝命书后，用日语对着日寇大声呼喊：“你们打得不准，还得练练本事，才能打着老子！”所幸，牟宜之最终还是趁着夜色，打开缺口，冲出了包围圈。
牟宜之诗碑
还有一次，牟宜之因伤病在山洞里待了一个多月，不能参战。那时候，他的身上长满了虱子，伤口与衣物粘为一体，又痒又痛。他不为身体的不适而担忧，反而对自己不能战斗感到惭愧，写下了“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的感人诗句。
在大家眼里，牟宜之还是一名骑侠式的革命纵横家。之所以拥有如此评价，就在于牟宜之见识通透，而且长袖善舞，在共产党、国民党内都有良好的人缘，无论老一辈革命家还是少壮派爱国者都对其评价颇高——他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也屡屡通过这一优势策反国民党高官易帜为共产党人，并率部投奔八路军。
刚正不阿，江青祖坟照迁不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牟宜之担任北平市建设局局长。后来，因为警卫员枪支意外走火导致死亡事故，牟宜之被调往济南。在济南，他积极治理水患、修建道路桥梁，为了城市建设呕心沥血。
那时候，要发展城市建设就必须腾出建设用地，牟宜之因此发出通告，限令有主之坟必须在三个月内迁出，否则一律强行迁移。恰好，江青的祖坟也在迁移区，但她人不在山东，没有看到通告，祖坟自然也就没有迁移。牟宜之毫不留情，愣是将她的祖坟给迁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于是，牟宜之不得不离开济南，回到了京城。
后来，牟宜之被打成“右派”，似乎就与这事有着很大的关系。回到北京以后，牟宜之同样毫无官架子，经常与引车卖浆之流呼朋唤友，到小店与老板、店员扯东道西。一天，一个篆刻店老板告诉他：“你们单位的李万铭也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
牟宜之顿感奇怪，他与李万铭是多年同事，又是邻居，从未听说他有书法、刻字方面的爱好。于是问道：“他都刻些什么章呀？”店老板回答：“全是公章，防空司令部、志愿军十二军什么的。”牟宜之大吃一惊，私刻公章，那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他立刻向党委提交了揭发材料，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震惊中外的李万铭政治诈骗案被披露在世人面前。老舍还据此写出了剧本《西望长安》。
牟宜之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几度申辩仍无济于事，干脆不再申辩。工作人员劝其通过写检查摘掉右派的帽子，他竟答道：“帽子暖和，戴着舒服。”
1974年，牟宜之致信邓小平，汇报了自己的境况。邓小平果然没有忘记这位有功之臣，他亲笔批复，指示有关方面给予照顾。次年，牟宜之带着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的介绍信来到济南，希望在此安度晚年。结果山东有关方面拒不接纳。牟宜之悲愤不已，突发脑血栓，与世长辞。
1979年，牟宜之获得平反。1985年6月30日，萧华等人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有功岂必书之碑》，肯定了牟宜之的革命功绩。
血性男儿，成就“时代诗人”
劳改期间，牟宜之重新捧起书本，开始诗歌创作。劳动之余，他总是把自个闷在家里。周围的人不但谨慎地躲着他，而且经常劝告孩子们不要靠近这么个“坏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无人答理的境况下，牟宜之的创作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牟宜之诗》共收录其179首诗，其中1957年后的作品即达151首。
他常常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构思写作。纸片、烟盒、火柴盒上到处留下了精彩的诗句。他异常珍视自己的作品，总是仔细收好，夹在“毛选”里，然后再放入随身携带的皮包。这些泣血之作，后来被子女抄写在笔记本上，保留了下来。
1973年，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将父亲的诗歌交给中学教师李铁城进行整理。李铁城阅后，有着相同劳改经历的他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搬来几块砖头，垒成凳子，细细地整理，彻夜不眠。如此整理出牟宜之诗作200余首，是为《锥心集》。牟广丰将此书打印若干，送给了部分亲友。
2009年的一天，作家刘方炜和卢跃因公拜访牟广丰。当时，牟广丰急着开会，便顺手递过两本《锥心集》，供两人打发闲暇。谁知刘方炜翻开首页，随即便被《少年行》深深吸引。随后，他又细细地翻阅了其他诗作，终于深信捧在手心的是一座罕有的文化宝藏。待牟广丰会毕回来，刘、卢二人仍沉浸在诗集中，竟忘了谈论正事。临别时，两人各要了一部诗稿，带回家里细细品读，连夜读罢，深有感触，又在电话里聊了整整一个小时。当两人再次见到牟广丰的时候，便提议将诗集公开出版发行。于是，刘方炜亲自对诗集进行编辑、注释，并改名为《牟宜之诗》。
诗集出版后好评如潮，有评论称，诗作“不仅充实了中国现代诗歌不可或缺的悲剧成分，而且丰富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另类诗歌创作”。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时，甚至将牟宜之列为“时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