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购岛”始末
“岛主”由来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1872年，日本强迫琉球王国“废王改藩”，1879年又强行“废藩置县”。清政府因此与日本进行交涉，但未有结果。此后，日本又开始觊觎中国的钓鱼岛并密谋侵占。1881年5月和1883年5月，日本内务省地理局两次出版《大日本府县分辖图》，其中第14图为《冲绳县图》，公然抄袭英国1877年版《中国东南沿海自香港至辽东湾》海图所绘钓鱼屿（即今钓鱼岛）、橄榄山、黄尾屿图形，但未标注中国岛名，并故意隐去“赤尾屿”图形与岛名，为日后窃取中国岛屿作伏笔。1884年，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听到有关钓鱼岛一事，非法上岛进行探险，认为可以在岛上从事鸟毛、鱼翅、贝壳、玳瑁等事项。后来古贺辰四郎到钓鱼岛采集鸟羽，回去后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开发”钓鱼岛，未获准。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时，古贺辰四郎再次向冲绳县递交“开发”钓鱼岛的申请，冲绳县以“因该岛尚不明确是否为帝国所有”为由，驳回了申请。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明治政府以所谓清政府没有实际管辖钓鱼岛的借口，非法把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为”日本管辖“领土”。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我钓鱼岛和黄尾屿“划归”冲绳县管辖，并决定在岛上修建“界碑”。1895年5月14日，古贺辰四郎向日本内务大臣提出钓鱼岛列岛“租借”申请。1896年3月5日日本政府颁布第13号敕令，将我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并入”冲绳县八重山郡，并作为“国有土地”记录在国有土地地籍册上。1896年9月，经日内务大臣“批准”，古贺氏以30年期限无偿“租用”上述四岛。古贺辰四郎1915年死亡，其次子古贺善次“继承”钓鱼岛的“事业”。1925年，古贺氏“无偿土地租约”到期，日本政府与其非法达成每年续签的合同，到1931年为止，古贺氏向日政府交纳“租金”。在古贺氏请求下，日本政府于1932年将上述四岛“卖”给古贺氏成为其“私人用地”，并被“征税”。古贺辰四郎因此被日本称为第一个“私人岛主”。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和官员多次上钓鱼岛“考察”和“巡视”。至于我赤尾屿，日本政府1921年7月25日将其“列入”“国有土地”。
后来，古贺家族日渐衰落。1972年，古贺家族将我南小岛和北小岛转手“卖”给琦玉县栗原家族的掌门人栗原国起。古贺善次1978年死后，其遗孀花子又将我钓鱼岛主岛“卖”给栗原。就这样，我钓鱼岛及其南小岛和北小岛第二次易手，成为栗原国起的“私有土地”，栗原家族从而成为钓鱼岛第二任“私人岛主”。
2000年以后，栗原国起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为解决资金问题，自2002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政期间）起，栗原将我钓鱼岛及其南小岛和北小岛“租赁”给日本政府，日政府每年向其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现在的所谓钓鱼岛“岛主”栗原国起只登过一次岛。而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上，除了几个坍塌的小屋以及日本右翼建造的灯塔之外，一无所有。
策划“购岛”
日本极右翼势力代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直有从栗原家族手中“购买”我钓鱼岛的想法。2010年10月，他在电视节目中透露，他已经与栗原家族进行了“购买”交涉，目的是“防止这些岛屿落入外国人之手”。当然，石原所称的“外国人”，自然是中国人。由于日本政府“租借”栗原国起“拥有”的钓鱼岛诸岛“租约”将于2013年3月到期，作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开始积极策划“购岛”。2012年4月，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演说时公然宣称，东京都将出资“买下”钓鱼岛。日本政府借石原慎太郎“购岛”举措，与之演出“双簧”。2012年7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公开表示，为维持钓鱼岛现状，保持岛屿及周边海域的平稳和安定，政府将对岛屿实施“国有化”方针，即直接由中央政府出资“购买”钓鱼岛。日本政府正是借着石原“购岛”举动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强化其“主权”主张。
签约“购岛”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决定购买“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的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9月11日，日本政府与钓鱼岛的“拥有者”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购买”钓鱼岛的“买卖合同”。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日本政府及个人所有窃取、租借、开发、买卖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日本执意“购岛”原委
日本政客谋取“选票”等政治利益的需要
石原慎太郎为了谋取我钓鱼岛，早先曾通过其母亲与栗原家族联系，并请出与栗原家族有着30年交情的议员山东昭子从中牵线。2012年4月16日发出“购岛”言论后，石原慎太郎在不同场合提及“购岛”，同时策动右翼政客，为“购岛”摇旗呐喊。其目的是想借此为自己和其子及右翼势力捞取政治资本。
从2012年8月开始，日本首相官邸绕过石原慎太郎，直接与栗原家族进行“购岛”谈判。8月22日，日本政府拒绝了东京都政府登岛“调查”的申请。如果日本政府放任东京都“购岛”，批评野田政权软弱的声音会越来越大。由于消费增税和重启核电站的问题让野田政权的支持率持续低迷，将我钓鱼岛“国有化”成为民主党政权手上争取“选票”的最大一张牌。
巨大利益的驱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虽然都是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但日方对其行动近年来不断升级，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其战略价值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中国东部海底资源的勘察，得出结论：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列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据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已开发的石油资源，主要是从新生代第三纪（6500万年—200万年前形成的）岩层中发现的。钓鱼岛列岛的海底就是新生代第三纪的沉积盆地，具有理想的生成和储藏石油的地质构造条件。我国有关科学家1982年估计，钓鱼岛列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为30亿~70亿吨（亦有材料说，该海域海底石油储量约为800亿桶，超过100亿吨）。钓鱼岛周围海域的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渔民经常到这里从事捕捞活动，年可捕量高达1.5万吨。
钓鱼岛在海洋划界中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生效，不可避免地使各国在划分管辖海域时出现重叠和矛盾。按《公约》规定，两国如按中间线划分，那么钓鱼岛主权归属哪方将极大地影响大陆架的划分。如果日本占有钓鱼岛，并以此为基础划分东海的专属经济区，那么日本将多占7万~2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编著的《迈向海洋开发利用新世纪》一书公然将位置重要、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作为“扩大与俄罗斯、朝鲜、韩国、中国等邻国海洋经济区间的边界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
钓鱼岛具有直接或潜在的军事价值。日本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其内陆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这种不利的自然地形和相对短浅的防御纵深，使日本在战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袭击。为此，日本极力扩大军事防御的范围。如果日本控制了钓鱼岛，就可以将防卫从冲绳向西推出400余公里。一些日本军事专家认为，钓鱼岛适合建立雷达阵地，也有条件建立导弹基地和潜艇基地。如果日本的企图得逞，日本军事力量就将据此向西扩展，扩大它的军事控制，从而对亚太地区国家构成现实的威胁。
幕后的黑手
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之所以成为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大核心问题，是因为它涉及的是国家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日本之所以有恃无恐地欲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占为己有，且态度强硬，屡生事端，其背后有着复杂而深远的美国因素。众所周知，今日之所以会出现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从根本上讲，美国是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没有当年美国的非法暗箱操作，“私相授受”，就不会有今天的钓鱼岛主权争端。美国通过在中日之间埋下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根源，并利用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矛盾，企图掌控该问题的主导权。钓鱼岛问题是美国欲主导亚洲地区事务的一张牌，背后有着重大的战略考量。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对手。直接与中国发生冲突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而利用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既可有效地消耗和牵制中国，也可使美国长期主导东亚局势。领土争端，是维持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的最理想工具。因此，美国通过非法操作将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以此制造中日之间的长期矛盾。到争端处于激化状态时，它一方面给日本打气，恐吓中国，以此掌控局面，密切美日同盟关系；一方面换取中国在其重大利益相关问题上的支持甚至让渡利益。总之，美国是在利用这一问题，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维护其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主导权。时至今日，钓鱼岛争端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新的紧张点，而美国不断抛出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的言论，既是对中国的战略威慑，也是对中国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的严重挑战。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干扰了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也必将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美国已经成为中日两国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最大障碍，是钓鱼岛问题的幕后黑手。
应对日本“购岛”的策略
在捍卫钓鱼岛主权的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应充分利用国内外形势，积极布局，主动应对，同时，辅之以必要的民间运动，以壮声势。
高调进行外交宣示，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确立中国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实际存在，打破日方所谓的“有效控制”。中国应持续派遣海监、渔政、公安等船舶去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定期巡逻和海上维权执法活动，特别是加强对外国船舶的管辖，驱离日本船只，客观上强化中国在上述海域的实际主权执法，宣示主权。
充分运用国际法、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若干实质性的钓鱼岛等岛屿及周边海域的管理办法，推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依法加强对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介入，采取如设置浮标、树立主权标志、进行海洋资源的调查勘探、落实控制海洋环境污染措施、维护海上航行干线、护渔、督察休渔政策的落实等。
积极引导民间力量理性维护钓鱼岛主权。民众是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益的坚强后盾。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决不能漠视民众情绪，应有效引导、运用民间力量，使其理性地参与到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斗争中来，发挥钓鱼岛主权争端在凝聚民族精神上的积极作用。应对民间保钓活动予以理解，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引导和管理，使海内外保钓力量自觉地在国家主权维护和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
积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继续坚持不懈地发展海军力量，提高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应对钓鱼岛争端可能出现的军事对抗和其他复杂情况，并为和平谈判解决钓鱼岛争端奠定坚实基础。
充分关注台湾政局的变化，大力推进两岸同胞在钓鱼岛维权上的合作。积极维护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的渔业权益，加强两岸学术界的交流，推进与台湾有关政党之间的合作，扩大共识，影响台湾当局政策的制定和官方的言行，凝聚两岸智慧和力量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互相关联。从战略安全角度来看，解决了钓鱼岛问题，也有利于粉碎“台独”势力与日本遥相呼应、伺机谋变的可能。
高度重视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促使美国恪守其与二战其他同盟国共同制定的法律文件，促使其恪守“中立”立场。美日同盟明显有针对中国的意图，美国在亚太地区也会继续压制中国，短期内不能期待美国在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上有积极作为。然而中国依然应深入研究美国在钓鱼岛争端解决当中的责任和影响。
日本曾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作孽多端，日本投降后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对日本怀柔之至，而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到现在还在钓鱼岛问题上频繁搞小动作，这不由得使人想起1937年9月2日即“七七事变”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转告日本官员的话：“日本目前所奉行的政策正在毁灭世界的和谐，使自己逐渐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成为不信任的、猜疑、普遍憎恶并将被排斥的罪魁祸首。日本将不知要花费多少年的时间积德行善，才能洗清这一切。”
时隔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重提赫尔对日本的警告，奉劝在钓鱼岛问题上耍阴谋的日本政府和政客改弦易辙。今非畴昔，莫算错了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