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
和着民族的激情，流淌心底的旋律，他让救亡音乐“流行”于祖国大地，万人传唱，风靡一时。从《渔光曲》到《洪波曲》，他释放旋律的魅力，彰显音乐的厚度。聂耳以“我们的导师”称之，叶挺誉其“中国的音乐之星”，《新华日报》颂予“民族的号手”。他就是任光。他以一袭戎装，驰骋疆场而自豪。他欲放歌一个救亡图存的伟大时代，却在那血色黄昏的枪声中戛然而止……
中国无产阶级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上世纪20年代，上海贝当路811号有一幢特别醒目的小红楼，砖木结构，法式风格，红砖面墙，半圆拱窗，整个设计充满西洋风情。那里即是中国第一家灌制唱片的百代唱片公司所在地。当年那些风靡上海滩的音乐几乎都源制于此。1928年，一位年轻潇洒的音乐人叩开了百代公司的大门，以其留学法国里昂大学音乐系的背景和钢琴演奏家、调音师的身份，成为炙手可热的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这位春风得意的青年人就是后来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著名作曲家任光。
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国著名的跨国公司，拥有着远东最大的录音棚，捧红了大批歌星，可谓牛气冲天。如果百代要录歌，即使是周璇这样的当红明星也是随叫随到。执掌音乐部的任光作为外商的高级雇员，生活优裕，十分风光。他在徐家汇有幢花园式洋房，还开着一辆奥斯汀小轿车。然而，非常可贵的是，任光并没有沉湎于高档生活享受。他是一位有血性、有责任感的音乐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充分利用百代公司所提倡的“自由风”，创作与制作具有时代意义和唤起民众抗战的救亡歌曲，并使之成为一种“流行”。
30年代初，上海左翼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任光在与中共领导的左翼革命音乐组织发生联系后，接受了进步思想，其音乐才华也得到了更好地发挥。1932年淞沪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身在战事中心的上海，任光目睹了十九路军的顽强和牺牲精神，创作了歌曲《十九路军》，这是我国最早的抗日歌曲之一。任光是当时活跃在上海乐坛的“中苏音乐学会”与“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常与聂耳、张曙、吕骥等音乐人一起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理论，积极为音乐注入新时代的灵魂。其时，任光的小洋房就是左翼音乐活动的场所。
任光与聂耳的相识较为偶然。有一次，任光到一个合唱团指导。而聂耳正在这个团吹小号。任光凭着极敏感的辨音能力，很快发现了聂耳的音乐才能。他马上将聂耳介绍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并担任副主任。这为聂耳后来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新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在百代唱片公司，任光与聂耳合作共事，切磋音乐，成为佳话。聂耳生前一直叹服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同时也深深地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一直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当年百代公司发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1933年，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向电影界拓展，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任光与聂耳、夏衍、田汉、蔡楚生等人当选为执委。他们以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为己任。任光由此“触电”，开启了为电影配乐的辉煌创作历程。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立即风靡上海滩。任光以其出色的音乐感悟力，将插曲与电影主题浑然一体，同时又渲染、烘托和升华了主题。其创作的与影片同名的主题歌《渔光曲》，以婉转哀怨的旋律征服了广大观众。一时间，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电影连续放映了84天座无虚席，开创了当年上海电影放映场次的最高纪录。次年，《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国际获奖影片。聂耳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渔光曲》的成功创作也奠定了任光在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
渔光曲剧组外景队合影
1934年春的一天，任光收到聂耳从日本寄回的、为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曲谱。他试唱后，立刻被其节奏明快、激昂有力的旋律所吸引。他意识到这首歌将有广阔的市场接受度，遂邀请一批歌唱家组成一个小合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歌以后被广为认知，最终成为国歌，任光功不可没。任光还先后利用百代公司职务之便，为《毕业歌》《开路先锋》《救亡进行曲》等进步歌曲灌制唱片，为《大路》《迷途的羔羊》《母性之光》等左翼电影配乐作曲。其中电影插曲《王老五》《大刀进行曲》均为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而在器乐曲的创作上，任光亦有民族管弦乐曲《彩云追月》问世。作者从创新的角度运用西洋作曲技巧，采取欧洲“探戈”舞曲节奏，并汲取江南丝竹优美轻松的音调和乐器组成特点，从而匠心独运地创作出这首意境深邃、舒适优美、富有神韵的小型器乐合奏曲。
1936年5月，任光创作了又一首影响极大的合唱歌曲《打回老家去》。它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抗日决心。此歌曲一经灌成唱片面世，迅速流传，可谓一人唱万人和。它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抗日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成为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然而，正是这首歌给任光带来了麻烦。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指责法国的唱片公司不该制作“敌视日本国”的唱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随即下令禁唱歌曲《打回老家去》。任光亦因此遭到人身威胁。在获知日本方面已收买杀手欲暗杀任光后，组织上和友人悄然安排其出国暂避。任光就这样再次前往法国，进入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
任光在法国进修期间，担任了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并与抗日爱国人士密切联系，广泛地进行宣传中国抗战的音乐活动，并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一次，在由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任光指挥华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一些国家代表赞扬说：“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在巴黎民众歌唱团为西班牙难童募捐举办的歌咏比赛会上，任光登台为自己的新作《中国进行曲》作钢琴伴奏。当时法国报纸曾赞誉：“这次节目最成功者，当为中国人民作曲家——任光先生所作《中国进行曲》，该曲能充分表现出他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任光虽在异国他乡，但他时刻关心和挂念着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期望能早日回到祖国，投身抗战。
1938年10月1日，任光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起从法国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这时，以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已在武汉成立。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而且正在积极延揽各方面的文化人才。任光随即加入三厅，成为艺术处戏剧音乐科的一名成员。不久，任光随三厅转赴重庆，并与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1939年，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对三厅的限制和干涉，常常感到掣肘的任光脱离三厅前往新加坡，客居华人区公寓。他常与时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郁达夫联系交流，了解国内抗战形势，惦记祖国命运。其间，组织了在东南亚一带很有影响的新加坡华人“铜锣合唱团”，推动抗日救亡歌曲在东南亚一带华人中的传播。
任光在新加坡期间创作了歌剧《洪波曲》的音乐和配器。这是中国新音乐运动中涌现的又一部新歌剧。它取材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徐州一带进行的驰名中外的台儿庄会战。剧作者安娥深入前线、实地采访，以池锋城师长指挥的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日军、坚定据守台儿庄为全剧主线，歌颂了军民配合，英勇抗日，保卫台儿庄的可歌可泣历史。任光以歌剧脚本为基础，采用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运用欧洲现代音乐的技巧，通过独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的形式，完成了这部民族新歌剧，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剧作品。
“皖南数月的收获堪比欧洲八九年”
1940年4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庆。时在重庆的郭沫若闻知任光抵渝，立刻通过阳翰笙邀其重返三厅工作。这是一个熟悉的环境，友人相会，十分快慰。其间，任光创作了由田汉作词的齐唱歌曲《不害怕进行曲》，为坚持抗战而呐喊鼓劲。此歌曾在延安《歌曲半月刊》刊出，亦在根据地传唱。
其时的山城重庆波诡云谲，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国民政府军委会强迫三厅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拟欲撤销第三厅。在此背景下，任光离开三厅并接受陶行知的建议前往育才学校任教。这是一所由周恩来支持创办、陶行知任校长的艺术学校。任光除了教授钢琴、作曲等，还组织了教师合唱团。他排练的第一个作品就是《黄河大合唱》。任光非常喜欢这一作品，他认为只有如此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激情跌宕的气势才能代表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
7月的一天，在重庆由郭沫若组织的一个小范围聚会中，任光见到了抵达重庆公干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早就闻知任光的名字，30年代任光在上海创作的那些经典歌曲，也是叶挺非常喜欢的。所以叶挺主动热情地握着任光的手不放，并且十分真诚地说：“我们那里音乐工作者十分缺乏，非常欢迎你到新四军来！”叶挺并非场面虚言，他是真的求才若渴。聚会结束后，叶挺又向周恩来、郭沫若提出此事。叶挺的真诚打动了任光，经周恩来、郭沫若同意，任光将前往皖南加入新四军。
数日后，任光搭乘叶挺的汽车离开重庆，长途跋涉前往皖南泾县。叶挺的兴致很高，一路与任光聊的话题都离不开电影和音乐。对任光的作品如《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高粱红了》以及歌剧《洪波曲》、民族器乐曲《彩云追月》等，叶挺也如数家珍。这让任光十分意外和感动。他能感受到一身戎装的军长也有着较高的艺术素养。仿佛遇到了知音，一位职业军人，一位音乐家，却有着如此的投缘和相通。他们一路畅谈，相见恨晚。
泾县云岭仿佛镶嵌在大山深处的一件地方艺术品，它浓缩着徽派风情，散发出一种地域魅力。第一次来到皖南的任光不禁被眼前的旖旎风光所深深吸引。青山绿水间的蜿蜒小径，葱郁染翠般的竹海密林以及青砖黛瓦的徽派小院，无不彰显出皖南独特的地域风貌。在任光的视线中，这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泼墨山水画。远离都市，远离尘嚣，任光突然觉得一种少有的宁静，也意识到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与地域环境形成反差的是，部队生活充满朝气，生机勃勃。叶挺特地为任光的到来安排了欢迎晚会，并在晚会前向军部干部战士介绍了任光。受着晚会氛围的感染，任光唱了一曲《王老五》。这是他30年代创作的一首带有浓郁乡土气息和民歌风格的歌曲，旋律轻松幽默。没想到此后战士们便以“我们的王老五”来代称他。这也让任光感到特别亲切。
任光被分配到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任光和战士们一样，穿青灰色军装，坚持每天出操。他以此来锻炼意志，让自己更像一名真正的军人。培养文艺骨干，下部队教唱歌和体验生活以及音乐创作，基本上是他当时的工作内容。《擦枪歌》是他献给新四军战士们的第一首歌。旋律节奏鲜明，朗朗上口，战士们一下子就都会唱了。继之，任光又创作了《打靶歌》《反对投降》《王老五反对开小差》《友军呼声》等歌曲，在部队中传唱。由于条件的制约，部队领导通过地方关系，从较远的镇上小学借来了一架风琴，任光的创作就借助于这唯一的乐器。后来，菲律宾侨胞送来一套西洋乐器，这让任光异常地兴奋。他摆弄着管、号、鼓、琴，决定立刻组建一个乐队。在任光的辅导、指挥下，新四军第一个西洋乐队诞生了。它成了新四军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叶挺、项英、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都非常注重部队素质的提高，强调部队一定要有良好的精神风貌。而集体唱歌正是这种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既可以鼓舞斗志，也可以养成部队整齐划一的作风。任光自然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频繁跑基层部队教唱抗战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都成为全军最爱唱的歌曲。每当部队集中，抗战歌声此起彼伏，激昂嘹亮。任光为此十分欣慰。对一位音乐家而言，这样的生活显然有些单调。但任光觉得很值，他认为一个艺术家首先应该是爱国的，在民族危亡之时，他能够将抗战的音乐融入到一支抗战的队伍中，从而激发起他们的抗战意志，这是何等崇高和值得骄傲的事情。新四军的生活让任光体现了新的人生价值，以后他如此说：“几个月在皖南的收获，堪比在欧洲的八九年。”
叶挺十分看重任光的才华，特意安排其住在隔壁房间。工作之余，叶挺常到任光房间听其弹琴作曲，或与之在院中交谈，显得特别亲密。当时有很多文化人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新四军，军部对他们一般都给与特殊照顾。叶挺为此也决定给任光提高生活伙食补贴。但任光谢绝了，坚持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他到基层连队体验生活，总是与战士们同吃同住。为此，时任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曾对叶挺说：“你把大音乐家的身体搞垮了，可不得了！”叶挺对此显得也很无奈，但也更加看清了任光身上所体现的优秀品质。一位具有国外留学背景且已极具名气的音乐家，始终像一位普通战士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其传递出的一种正能量，也深深感染与激励着新四军指战员。
在新四军中又一次收获了爱情
皖南生活是充实的，也是紧张有序的，部队特殊的氛围在改变着任光。他在逐步适应与都市反差极大的地域环境和生活状态。但对一个精神世界特别细腻和丰富的音乐家来说，偏僻的山隅之地有时又难免让他心有孤寂和落寞。更何况此前他很无奈地结束了一段婚姻。其中女主角即是30年代活跃在左翼文坛的安娥。
安娥原名张试沅，名字虽温婉尔雅，性格却有着燕赵侠女般的豪爽之气。她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归来，成为上海滩中共秘密战线上的一名成员，同时又是上海左翼文坛的活跃者。她才华横溢，漂亮、知性又不失浪漫，并以其独特的气质征服了时在上海的风流才子田汉。安娥不仅走进了田汉的内心，也走进了他的生活。然而，颇为尴尬的是田汉已有未婚妻林维中。田汉承诺将与其结婚，却深爱着安娥。这是一种令大家都很受伤的复杂关系。而田汉的优柔寡断最终促使性格爽直、心高气傲的安娥决定退出，尽管此时她已为田汉生下了儿子。
安娥是在精神状态极度低迷的情况下感受到来自另外一个男人温暖的。这个温文尔雅、心地宽厚的男人便是任光。任光曾在左翼电影中与田汉有过合作，同为圈中人，彼此非常熟悉。作为上海滩音乐才子，任光自然也有他特殊的魅力。在安娥与田汉的情感纠结中，任光曾受阳翰笙等左翼文坛朋友的委托安抚与劝慰过安娥。也许就是那时的理解与细致入微感动了安娥，让她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愫。
任光与安娥就这样结合到了一起。在任光的介绍下，安娥也来到了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可谓朝夕相处，举案齐眉。也许是爱情的作用，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于是，安娥词、任光曲的作品被不断推出，且广为传唱，影响远及。意境优美的歌词，舒展悦耳的旋律。他们一旦组合，便创造奇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分别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它既是任光的成名作，也成为任光、安娥心灵与创作默契度的一个重要象征。
任光与安娥
这时的任光和安娥共同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以及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他们还共同主编电影音乐月刊《艺声》的音乐栏目。在该刊创刊号上，任光的《音乐家传》与安娥的《中国电影音乐谈》可谓相得益彰。当时任光拥有一辆奥斯汀汽车，这是相当令人羡慕的。可以想象，他与安娥风驰而至，绝尘而去，那是怎样的一道风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音乐中琴瑟合鸣的他们，在感情之路中却未能走远。因为在安娥的心中永远有一块属于田汉的天地，那里是任光走不进去的。自然，情感的和谐必然受到影响。而田汉的被捕入狱，又更让安娥心有惦念。1936年9月的一天，任光与安娥前往南京看望田汉，田汉从安娥的眼神中看到了怨恨、遗憾还有恋情。这也让任光心有郁结。据以后安娥自己称，她与任光生活的四年里并不愉快，因一年流产一两次而致身体极度虚弱，“碍于社会舆论而不敢离婚”。由此可见任光与安娥后来的婚姻状况。1937年，任光因创作《打回老家去》，受到迫害。安娥作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她资助任光赴法国学习，并就此解除了两人的婚约。1938年任光回国后，安娥已与田汉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仍然是音乐上的合作关系。
任光最后一次与安娥相见，是在决定离开重庆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的那天晚上。因重庆大轰炸时安娥曾住在剧作家赵清阁的家中。对此，赵清阁有着详细回忆：“一天晚上，音乐作曲家任光来找安娥。据说他要去前方参军，发现有人盯梢，好不容易扔掉了尾巴。为了翌日离开重庆，他要在我家过一夜。这天夜里我们关了电灯摸黑谈话。任光显得很紧张，安娥很镇定。黎明时安娥护送任光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重庆朝天门码头成了任光与安娥的永别之地。孤帆疏影，斯人远去。安娥不知道，任光离开重庆前曾将自己唯一的一个箱子留在陶行知先生那里，而其中藏有许多安娥的照片和未发表的为安娥作词所创作的歌谱。任光封存着历史，却让美好的记忆相伴而行。
来到皖南，加入新四军，成为任光人生的重要转折。青山绿水间，任光感受着皖南风景对心灵的滋润，亦渴望着新的爱情的呼唤。这时，一个漂亮大方的新四军女战士进入了任光的视线。她就是广东姑娘徐瑞芳。
徐瑞芳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战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医科。抗战爆发后，她随学校流亡到昆明，进入了西南联大。她业余爱好音乐与文学，思想活跃，视野广阔。昆明是当年爱国学生运动的摇篮，而她即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因不能忍受大后方沉闷的生活，徐瑞芳一直向往去延安或皖南新四军。她多次找到八路军驻昆明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拗不过她，就告诉她说，从昆明去延安很困难，到皖南去可先到贵阳，在那里可能搭上去皖南的便车。于是，办事处负责人便给她写了一封去新四军的介绍信。战乱年头，交通不便，从昆明到贵阳很不容易。可是徐瑞芳全然不顾，凭着一腔热情，只身抵达贵阳。几天后，她终于找到了一辆将去皖南的卡车。她将介绍信递给了车上领队的一个中年人。幸运的是此中年人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所以徐瑞芳是随袁国平一同抵达皖南的。加入新四军后她便自然地被分配到袁国平领导的军政治部文化组工作，与先她而来的任光同在一个单位。
这并不是机缘巧合，而是老天有意地在茫茫人海中将他们撮合到一起。穿上军装的徐瑞芳，妩媚中又透露着一种飒爽之气，加上知识女性的背景，睿智开朗，活泼大方。在任光的眼里，她与上海滩艺术圈中旗袍开衫的女性相比，别具一种风情和魅力。而当徐瑞芳得知眼前英俊潇洒并极具艺术气质的男同事就是《渔光曲》的曲作者任光时，更多的则是仰慕与敬佩，当然也有深深地吸引。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她就是电影《渔光曲》的热情观众，也曾多次被其哀怨的歌曲感染而潸然泪下。如今，她竟与任光为军中同事，朝夕相处，不免心有萌动。任光与徐瑞芳属于一见钟情，但日后频繁的接触又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山涧小溪旁，绿荫翠竹间，经常留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关系迅速升华为爱情。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知道后非常高兴，特地为他俩在军部举办了一个热闹而简朴的婚礼。
任光没有想到，在新四军中他又一次收获了爱情。他发誓要好好呵护她，执子之手，相伴永远。徐瑞芳的角色既是战友、妻子，又是任光工作的助手。在同事们的眼中，婚后的她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幻化成永久的旋律
1940年底的冬天异常寒冷，皖南上空经常细雨绵绵夹着纷扬的雪花。而令亲痛仇快的一场阴谋正在这场寒冬中酝酿。国民党最高当局一方面命令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撤到长江以北，一方面却在调动军队包围皖南。
将要告别皖南了，袁国平有感而发写下了《别了，三年的皖南》歌词。那天，袁国平找到任光，请他为其谱曲。袁国平对任光说：“我们新四军来到皖南已整整三年了，大家对皖南很有感情，这次北上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得给同志们打打气，振作精神，到江北敌后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这首歌词虽是我写的，但军部其他首长都看过并做了修改。希望你能将它谱好，旋律要有激情，要能鼓舞斗志。”任光欣然领受任务并全力投入创作。徐瑞芳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创作中的任光不停地哼着旋律，并用小提琴演示。一旁的徐瑞芳则负责记谱。经过反复试唱、修改，《别了，三年的皖南》终于完成。歌曲先由军号吹出嘹亮的前进号声，中间伴以激越的军鼓节奏，歌声充满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这部作品保留了任光的抒情风格，又充满了高昂的革命激情。经过教唱，新四军指战员全都会唱：“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故道…… ”歌声中既有对皖南的依依惜别之情，也有对开赴新战场的期待。但谁也没有料到，这首歌竟成为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1941年的新年，也是皖南事变的前夜。战云密布，波诡云谲。军部和附近的村子里，看不到往年过新年时的欢乐景象，人们都在匆忙地整理行装，补好鞋子和绑腿，缝制干粮袋，在炭火盆烧掉无法带走的文件。1月4日，新四军军部开始了北撤。这距离任光与徐瑞芳的新婚生活仅三个月。此前，军部为了照顾他俩，决定他们与机关家属、老弱妇幼先行撤往苏北。但被他俩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我们身体都健康，理应在战斗中经受考验和锻炼。任光是以新四军军部秘书的身份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的。他身背一把小提琴，徐瑞芳与之相伴而行。行军至第三天，新四军即遭到了埋伏在四处山头上的国民党军的堵击。一时间硝烟烽起，枪声大作。任光随即与军部机关转战崇山峻岭之中。第一次经历真枪实弹的考验，任光显得很从容，也强烈感受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而军人必然要经历血与火的洗礼。
1月10日，任光与军部直属队的一些非战斗人员撤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其时，军部已被打散，失去指挥的他们只能在无序中寻机突围。然而，这里已成国民党军重点包围之地。其间，任光夫妇曾被打散而避居一民宅。叶挺发现后及时派人将他们找了回来。12日夜，枪声更紧，四面火焰腾起，曳光弹频频飞来。居高临下的顽军疯狂扫射，子弹如急雨般地倾泻。躲避不及的任光突然中弹倒地，肩背的小提琴随之落下。一旁的徐瑞芳见状急忙扑过去，只见丈夫的军衣胸口处已被鲜血浸湿。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叶挺闻讯赶来，双手抱住任光连声呼唤。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任光就这样倒在叶挺怀中与世长辞。一代民族号手、音乐之星陨落了。这一切如此突然，徐瑞芳目睹丈夫在身边倒下，瞬息之间竟阴阳两隔。她抱住任光恸哭不已。更令人心痛的是，徐瑞芳在此后的突围中负伤被俘，被关押上饶集中营。她改名徐韧，在狱中坚贞不屈，被难友们称为“狱中妇女英雄”。1942年6月19日，徐瑞芳与七十六位战友被国民党杀害于闽北赤石镇郊外。时年24岁。
任光的牺牲令叶挺非常伤感，毕竟任光是追随他参加新四军的，他为未能保护好任光而深深自责。1941年2月，叶挺从江西被押解到重庆途中，秘密投书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阳翰笙，嘱他转告周恩来：“任光已在我身旁阵亡”。以后，叶挺又在其《囚语》中以大量文字抒发对任光的思念之情。其中写道：
“至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声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的战斗交响曲。”
继之，叶挺又详细地记述了任光遇难的那一刻：“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烈火漫烧，曳光弹如萤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线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声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悲乎！”叶挺最后特别提到：“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
任光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他而发表了悼念文章，称其为“民族的号手”。郭沫若评价任光的作品是“在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日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觉醒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
任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任凭枪林弹雨，依然循着心中的一丝亮光勇敢前行，直至幻化成激昂的旋律永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