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的风云变幻，在那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他的经历充满了苦辣酸甜：他出生于1917年，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出生在江苏南通，是清末状元张謇的同乡。战争年代，他有勇有谋，是革命队伍里任重道远的“粮官”；和平时期，他苦心钻研，是财经研究领域的泰斗。他叫许毅，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他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成员，前排左起张炎、林劲秋、张冰，后排左起杜诺、许毅
棉纺厂学徒投身抗日，屡遭坎坷始终矢志不移
1917年11月16日，许毅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姜灶镇。这一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而许毅的家乡南通，曾出过清末状元张謇。张謇后来辞官经商，被誉为近代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先驱。风云年代与人杰地灵的时空背景为许毅的成长历程增添了些许不平凡。许毅的父亲许嵩涛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也是一名国民党左派成员，在1926年前后曾积极致力于组织当地农民打倒军阀、劣绅等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父为避祸远走他乡，殷实的家境自此每况愈下。1930年，许毅苦于生计、求学无路，年仅13岁的他到最初由张謇创办的海门大生第三棉纺厂做了一名学徒工。在称棉花、复核账簿、照料账房先生之余，许毅常常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每月用于买书的一块银元，足足是他月工资的一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随着军事侵略的深入，经济掠夺也紧紧跟上，其中倾销日本布匹，就使南通民族纺织业丧失了东北这一主要销售市场。许毅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一再增强，很微薄的薪水却持续下降。中国工人的生存条件日益艰难，促使许毅为思索中国社会的出路开始了新的探求。他更广泛的阅读进步书籍，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从上海生活书店邮购来的书籍，成了许毅最为重要的精神食粮。新的阅读，产生新的思考，许毅开始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了解阶级，由此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之情。
帝国主义的盘剥与压榨，造成中国民族资本运营举步维艰。1934年，大生棉纺三厂大规模裁员，许毅失业。1935年，他到如皋一家盐店做了助理会计员。当时，盐税被国民政府作为借外债的抵押，所有食盐的运销，要按旬、按月向盐务稽核所报送报表，而盐务稽核所由外国人控制。许毅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盐政的盘剥，也发现了资本家的敛财秘密：账房分为内账房与外账房，内账房做两种账本，一种是含水分的，交与董事会；另一种是真实的，由老板亲自掌握。而许毅所接触的外账房事务多是为了上报盐务稽核所而做的假账。对于这类人际纷争与利益倾轧，许毅深恶痛绝。
许毅1979年在佛山召开的财政学会成立大会上
1935年，继占领东北之后，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妄图制造“华北自治”的野心昭然若揭，而国民政府继续妥协退让。当年冬天，大批日军涌进关内，威胁北平、天津。许毅自童年起就有同姐姐一起参加游行、张贴标语的经历。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日军的暴行深深地刺激着这位爱国青年，故在做工之余，他常与上高中的弟弟以贴墙报的方式四处宣传抗日思想。
1938年3月18日，南通沦陷。次日，日军占领如皋。许毅与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先后返回家乡姜灶镇。比照南通城里的“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 组织，许毅同其他爱国青年李继清、沈守礼、张冰、张炎等人在同学樊举成的家中讨论了组织章程，在姜灶镇组建了“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几天之后，成员便发展至30余人。宣传队在姜灶小学北校举行了成立大会，推举杭志清为队长，张冰为副队长，许毅任组织股长。宣传队向群众宣传保家卫国、抗战必胜等思想，编印《救亡报》《民锋》，排演话剧《最后的一课》《放下你的鞭子》等名剧并组织演出。后来“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的领导杜诺、陈昌谦等人到姜灶镇串连，看到宣传队的工作如火如荼，在许毅等人的建议下，便将团部设在姜灶镇来组织协调并进一步扩大队伍。这一时期，《救亡报》和其他宣传品成为“战青宣”向群众宣传全国抗战消息和日军罪行的主要阵地。
通过杜诺的联络，许毅等人在金沙镇见到了南通才子李俊民。李俊民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得到过鲁迅的赏识。因徐州会战台儿庄失守，“战青宣”唯一所知的去延安的交通路线中断，在李俊民的指引下，他们暂时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加入了国民党南通县县党部秘书孙精一等人组织的“宣慰队”。在许毅等人的努力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县的群众便被组织与发动起来了，南通县四乡八镇的巡回演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此时，孙精一却对他们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限制与刁难，要求审查抗日宣传内容，并禁止其后的巡回宣传工作。在抗议无果之后，许毅等人毅然脱离了“宣慰队”。屡经辗转，他们加入了石港有共产党地下党活动的特务总队八大队，希望通过大队政训室和总队训政处找到共产党党组织。不曾料想，因特务总队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久便在内部派系斗争中被缴械而解散。抗日行动虽历经坎坷，许毅等人并未灰心，在海门茅家镇开明士绅陈昌谦的联系下，他们与国民党党部的宣传委员顾子宽合作开办《新海门报》，然而顾子宽只顾贪污经费，对编辑宣传工作不闻不问。在附近的进步青年都被动员起来后，许毅等人的行动竟再次受到国民党县党部的警告。随着海门的沦陷，这些爱国志士的抗日理想又一次化为泡影。
受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限制，许毅最初的抗日之路屡遭坎坷，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彻底醒悟：要寻求民族救亡之路，只能依靠共产党，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向往之情也愈加强烈。
追寻光明的路途中，他是革命队伍中的“红色白丁”
一番周折之后，许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党组织，开始走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崭新道路。1938年11月，许毅加入了“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支队”（简称“抗支”），被分配到马塘北乡的沙庄政工队。后经组织批准，敌占区成立了“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杜诺任团长兼组织部长，林劲秋任宣传部长，许毅任联络部长。
在敌伪顽的三重压力下，许毅等人以“读书会”的名义开展组织活动，将原来“战青宣”积极分子中的骨干作为基础，逐个联络，成熟后再吸收至“读书会”，联络地点设在姜灶镇。为了掩人耳目并取得经费来源，许毅同张冰、张炎、罗立人（庄志奎）等人在姜灶镇集资开办了新民绸布店和甦声百货商店分别动员、组织男女青年。甦生百货商店的负责人罗立人后来成为许毅的恋人。很快，南通城内“读书会”发展至4个，共有成员20余人。在油印出版《导报》的同时，“读书会”还在姜灶镇和南通城设立了流动图书馆，传阅的书刊包括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鲁迅的《狂人日记》、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作品，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理念，并投身于革命洪流中。
在暗夜中摸索真理的方向并非易事，许毅等年轻人在众多革命同志的帮助与指点下一步步成长起来。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时，许毅曾说：“我们每得到一点教育、帮助，就如黑夜中见到光明，非常珍视，因而我们既重视书本的学习，又珍视同志们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所以我每次联络回来，总是感到眼前更明亮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随着“抗支”领导人的调任与敌人的搜捕，姜灶镇的抗日工作再次面临难题。
经历过革命斗争血与火的初步考验后，许毅开始取得地下党组织的信任。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斗争形势愈加复杂。许毅顺利完成了组织上委派的搜集军事情报、协助部队解决给养等工作任务。但由于保密工作的疏漏，姜灶镇的地下工作遭到破坏，新民绸布店在1940年2月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突袭，所幸许毅当时正在护送有关同志前往刘桥而躲过了搜捕。
为了下一步革命工作的展开，地下党负责人陈伟达、梁灵光等人准备率领抗支二大队转移，并指示许毅留守参与营救被捕的张炎、杜诺等同志，做好善后工作。适逢此时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的两淮盐务税警招考政工人员，许毅与七名“抗支”成员以应考的方式成功打入了税警一团。税警一团的团长陈振是位正直、思想进步的军人，曾提议由许毅等人组织政工队。在此期间，许毅以税警一团政工队副队长的身份为掩护，为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活动积极奔走，参与组织动员群众并筹备成立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1940年6月，郭村战斗后，国民党税警团的一些政训干部对许毅等人产生了怀疑，所幸在陈振的帮助下，许毅及七名“抗支”成员以请长假的方式全部安全撤离出来，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解放战争中，陈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军反工作。56年后，许毅在给这位老战友的回信中饱含深情地提到：“说到底，我们都同样具有一颗爱国、爱民、为人类的幸福未来做贡献的心愿，所谓‘志同’则‘道合’。当年为此，现在依然为此，今后仍将为此。”
抗战时期，苏北地区是沟通华北、中原和江南的重要区域，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敌、我、顽三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为了展开苏北地区的统战工作，许毅来到了黄逸峰身边。黄逸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排挤出党，后来利用在国民党军界和政界的良好关系从事进步活动。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
1991年10月下旬，外债史资料编委会成员合影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攻占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盘踞的苏北重镇黄桥。在此之前，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两淮税警总团总指挥陈泰运一直受韩德勤排挤，正期望得到国民党中央大员的支持。黄逸峰遂按照陈毅指示以中将委员的公开身份，劝说他们与一切抗日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并派许毅以税警总团指挥部副官的名义，负责陈泰运与新四军的联络工作。在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固派交锋时，当时率部驻扎在姜堰镇东面的陈泰运信守保持中立的诺言，并特别安排许毅到税警团的前沿阵地观看他们朝天开枪。1940年9月，陈泰运等人将韩德勤进攻黄桥的军事布置通报给黄逸峰，并同意新四军部队穿过其防区突袭韩德勤主力部队指挥部，许毅及时将相关情报送达新四军领导手中。最终，新四军在10月3日至10月6日的黄桥决战中以少胜多，以5000余兵力击溃韩德勤4万余部队的进攻。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陈泰运等人日益反动，与新四军摩擦不断，在当年9月被新四军击溃。许毅后来心有余悸地说：“那时真是把脑袋提在手上搞统战啊，只要陈泰运一变卦，他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我了。黄桥决战的关键时刻，我军黄桥阵地相当吃紧，陈泰运不愿见我，他是随时准备在我军失利后转变立场的。”
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应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的提议，陈毅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一支执行统战工作任务的战斗队。于是，一支以特殊形式存在的抗日部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诞生了。打着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坚持着新四军的建军原则，“联抗”于1940年10月10日在曲塘成立，黄逸峰任司令，副司令由李俊民、周至堃（兼参谋长）担任，张孤梅任政治部主任。
许毅最初踏上抗日道路时参加过好几个国民党属下的抗日团体，在“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做地下工作时，还接触了许多国民党党政机关和部队中的人物，这给他在“联抗”中做党的统战工作准备了条件。许毅被任命为司令部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继续负责与陈泰运、李明扬等人的统战工作与军事情报工作。为了建立政工干部队伍，在联络了原“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的骨干分子之后，许毅赴南通、如皋以及上海，仅用半个月的时间便动员爱国青年二三十人参加“联抗”，随后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调任一大队任教导员，从事党组织的建设与思想建设等工作。长期的革命经历与出色的工作成绩使党组织对许毅极为信任。
1941年2月13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20日，许毅跟随联抗部队参加了新四军第一师发起的讨伐李长江战役，由于在雨水中征战日久，加上过度疲劳，许毅染上伤寒，生命垂危。张孤梅闻讯后，速请新四军一师卫生部长李振湘来为许毅救治。许毅养伤期间，于1941年5月，经中共泰县县委批准，许毅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79年许毅在八达岭与黄逸峰、李楚珩、韦禾合影
从负责粮秣供应时起，他与财经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1941年9月，许毅任“联抗”司令部粮秣管理处主任兼泰北办事处粮赋科长，1944年兼任江苏省紫石县财政局副局长和生产建设科科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许毅调任苏中行政公署财政厅任军粮特派员。在赴任途经东台时，许毅得知恋人罗立人正在七纵队医疗队工作，便匆忙赶去。这是分离五年后的重逢，一位战友拿来相机，为他们的东台相见摄下了珍贵的瞬间。遗憾的是，七纵队即将西去高邮，许毅则要南下如皋赴任，临别之际，两人依依不舍，再次互道珍重。后来，在财经处领导马一行和七纵队政委姬鹏飞的关照下，罗立人调任根据地建新厂任党支部书记，两位青年终于在革命征程上相依相伴。
1946年7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攻势，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等部在苏中取得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许毅此时在陈丕显的直接领导下负责部队的粮草供给。随后，新四军主力北撤，许毅留守根据地，任苏皖一分区财经分处主任兼粮秣总站站长，后又在裕丰实业公司任总经理。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搞建设并非易事，国民党军队来了，根据地军民就把简陋的设备沉到河里，等他们撤走后，再打捞出来修整一番继续生产。在根据地“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的艰苦条件下，许毅等人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经济，开办油厂、米厂、面粉厂、肥皂厂、毛巾厂满足部队和根据地群众的生活需要。许毅还主动探索经营管理制度与按劳分配问题，充分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一系列的实践尝试为许毅后来研究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8月，许毅调任华东行政公署任粮食局副局长。同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粮食局副局长兼财粮部副部长，负责战时财粮支前工作。为了确保部队的粮食供应，许毅等人在慎重考虑了战场形势后，决定紧紧跟随部队并将各路粮队向西疏散待命。正当许毅在宿州疏散运粮队并要将之转移至四铺、烈山一带时，11月28日，徐州的国民党部队向西南的永城突围。许毅当机立断，在将情况汇报给司令部部长龚意农后，及时将濉溪镇粮站改为前沿粮食供应总站，供给追堵敌军的解放军部队。淮海战役时期，解放区动员的支前民工人数与参战部队人员相当，仅华中支前司令部就组织了几十万民工。许毅回忆说，解放区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靠最原始的运输工具，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把粮草送到哪里。
1949年渡江战役时，许毅任苏北粮食局局长兼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了粉碎国民党敌特势力和无良资本家企图利用“米粮之战”搞垮上海的阴谋，许毅在陈云的领导下指挥数十万水运大军，自苏北地区向上海、苏州运输粮食和棉花，为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初，许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计划处长，开始从事上海的城市经济工作。至此，从踏上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之日起，许毅已经走过了20年的风雨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许毅并没有居功自傲、坐享其成。为了使百废待兴的社会经济早日正常运转，他积极投身于财经工作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在虚心请教与刻苦钻研中，许毅从进城干部成长为“红色专家”。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许毅坚持将比例、平衡关系作为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并将其作为建立财政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内容。1958年“大跃进”时期，许毅依旧坚持真理、不畏强权，在国民经济出现诸多方面的“经济危机”特征时，他在工作报告中直言不讳：“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1959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鉴于紧张的政治气氛，李先念没有提交许毅的工作报告，许毅也因之免去了一场政治上的无妄之灾。
1963年，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任行长五年的许毅，主动请调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弃官从文的举动令许毅身边的许多人不解，许毅说：“我从小爱读书，对做学问的兴趣一直比做官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次重大失误，我都亲身经历过。我痛感应该找一找经济建设的‘理’，可是在官场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去找这个‘理’。而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再到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理论界对经济规律的痛苦认识过程，使我深深感到‘知理’之难，知与行的统一之不易。”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文革中八年的劳动改造也没能使许毅一蹶不振，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财经规律，终于成为财经战线上常青树式的调研专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号召众人从被狭隘化的“国家分配论”以及西方社会“公共产品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倡议建立“广义财政学”，强调市场运作与国家宏观调控的辩证关系，超前研究“三农”问题，为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研究迫在眼前的经济问题之外，许毅还将目光聚焦于历史问题。1976年，他开始编纂《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此后的20年间，他先后组织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编辑出版工作，各地先后出版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达37种，共4200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除此之外，许毅还对中国近代的外债史进行研究，前后耗时近16年，资料整理共计1000万余字。其中，由他领衔主编的《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三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两册）是迄今中国出版的最为齐全的外债研究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由其主编的《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三册），在为香港回归举行的中英谈判中，准备了详尽的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毅主编的《清代外债史论》
作为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获得者，在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的同时，许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与坦荡无私的高尚人格也得到了各界的景仰。物换星移，冬去春来，许毅已经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在种种赞誉面前，他并未停下工作的脚步，这位耕耘一生的耆宿甚至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还不忘与博士生思索、探究财经理论。2010年11月17日，许毅在93周岁的第二天匆匆离开人世，他把思索中的课题留下了，但他没有遗憾。他已为祖国培养了一批财经理论研究的栋梁之材。告别仪式上，曾受过许毅指导的财科所所长贾康撰写了这样的挽联：“学徒出身，学术立身，筚路蓝缕，终成泰斗培桃李；弃官从研，弃陋兴研，砺志丹心，仍留宏愿耀沧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代英杰，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