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人生，执着信念，从北伐到抗战，从文委书记到银行行长，这是一段传奇经历，也彰显了他的文韬武略。他在一条特殊战线上，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为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经济基石。他就是经济大家骆耕漠，新中国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
骆耕漠
他的不凡经历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地处金衢盆地东缘的金华市，有“山水城市”之称。1937年，杭州沦陷，金华一度成为东南抗日前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南京、上海、杭州、延安、武汉等地南来的文化名人云集金华，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先后在金华成立，领导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故金华亦被称为“东南抗战文化名城”。1939年3月的一天，金华城内一个普通的茶社，两名客人正在品茗聊天。他们分别是浙江省文委负责人骆耕漠和邵荃麟。喝茶只是掩护工作的一个方式。其时，他们正在讨论一项重要事宜。原来，得到上级通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巡视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后，决定到金华视察。在得知周恩来将落住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宾馆时，骆耕漠与邵荃麟立刻商定了欢迎与接待事宜。17日这天，按照分工由邵荃麟率《浙江潮》《抗战生活》杂志社人员与抗日救亡歌咏队、金华读书会等团体人员前往火车站旁一条必经之路的小桥两侧迎接。而骆耕漠则以《东南战线》刊物总编的公开身份和几位民主人士到宾馆迎候。然而，为了安全的需要，周恩来在太平新四军兵站即换乘大卡车，直往金华铁岭头10号。那里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所在地。队长刘良模曾任上海救国会执委，著名的抗战爱国人士。
花园小楼，远离闹市，加之教会背景，铁岭头十号相对安全。当周恩来得知省文委的骆耕漠与邵荃麟正分别在两处迎候时，立刻派人通知他们前来相见。骆耕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在他的视线中，周恩来“身穿黄呢军服，肩披着军大衣，刚刮了胡须，脸颊两旁青里泛红，浓黑的睫毛下两眼炯炯，神采奕奕。”骆耕漠立刻想起《西行漫记》上周恩来武装骑在马上，英姿逼人的那幅照片。因邵荃麟与周恩来早已相识，所以邵荃麟详细地向周恩来介绍了骆耕漠。
骆耕漠原名丁龙孝，曾入杭州省立商业学校读书，后考入北伐军，任师政治部宣传、组织科员。其时易名李抗风，缘起因读《三民主义》时看到孙中山介绍为追悼明末烈士而建有一座“抗风亭”。“四一二”事变后，流亡武昌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股员。因参加教导团受训，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受阻。返杭州后加入共青团，任杭州市团委二区区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被捕入浙江陆军监狱达七年之久。出狱后抵上海从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写作与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研究所、新知书店、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会等社会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此时改名骆耕漠，有自喻骆驼跋涉沙漠的那种坚韧、踏实和不懈精神之意。1937年，襄助褚辅成老先生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并返回浙江丽水，领导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抗日救亡活动，创办《动员周刊》，建立战地书报服务社和新知书店分店。骆耕漠的一系列活动得到中共党组织的高度关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新四军驻温州、丽水办事处领导人刘英随之派人联系骆耕漠，吸收其加入中共，担任省委统战委员。根据组织指示，骆耕漠于1938年抵金华筹备省委文委并任书记，同时出版大型综合类刊物《东南前线》。
骆耕漠的不凡经历给周恩来留下了极深印象。因中国旅行社是浙江省政府安排的，考虑到统战需要，周恩来还是移往下榻。之后，周恩来在旅行社又专门约见骆耕漠与邵荃麟等人。据骆耕漠回忆：“周副主席的卧室设在一楼，房间并不很大，房外是个娱乐室，有一张长方形的弹子台。这正是午休时间，静悄悄的。周副主席不顾疲劳，放弃休息，特意选择这个没人来干扰的时间找我们谈话，使我们心中不安，也深受教育。”周恩来对他们讲了当前抗战形势以及统一战线的情况，对金华文化界爱国人士在党领导下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赞许，鼓励大家继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使文化工作成为抗战中的一个重要阵地。继之，周恩来专门谈到《东南战线》《浙江潮》杂志的宣传工作，要求大家“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不能把它们编得同《群众》一样。两者性质不同，应内外有别。”当面聆听周恩来的教诲，成为骆耕漠一生中特别值得记忆的一段经历。
在金华其间，骆耕漠还先后结识了来金华的范长江、金仲华、石西民、聂绀弩等著名报人和文化人。一天，经刘良模介绍，骆耕漠认识了从江西来金华的国际友人艾黎先生，并参加了由艾黎热心创办的“工合”运动。艾黎对骆耕漠十分信任，他将在皖南屯溪设办事处和办干部训练班的事务全部委托于骆耕漠。选择屯溪，是因为靠近新四军军部。而带动皖南周边“工合”事业的发展，也便于缓解新四军战区及附近军民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的困难。省委书记刘英闻报后，在丽水约见骆耕漠，同意他前往屯溪工作。认为支援抗战前线工作的重心应放在皖南，并指示骆耕漠将金华文委的工作全部移交邵荃麟。骆耕漠就这样前往屯溪履新，并通过章乃器胞弟章秋阳的关系，兼任安徽省地方银行总行研究员和信托部副主任。
屯溪，山清水秀，环境怡人。新的工作也让骆耕漠更加投入。1940年6月的一天，新四军岩寺兵站的忻元锡与邵荃麟突然来到屯溪骆耕漠住处，传达中共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的秘密指示，考虑到国民党不断升级的摩擦动作，以及逮捕进步人士，要求骆耕漠提高警惕，做好随时撤往新四军军部的准备。此后，骆耕漠一直静候组织的正式通知。直到这年底因皖南事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曾山派人通知骆耕漠立刻撤离皖南，前往苏北。当时周边情势十分严峻，骆耕漠此行山高路远，充满荆棘。他辗转湖南衡阳、广西桂林，转道香港再抵上海。虽然此行坎坷劳顿，但想到即将抵达新的抗日根据地，他还是充满期待和有一种兴奋之情。
1938年9月在金华，时任浙江省委文委书记
刘少奇说：“你这个行长任务艰巨啊！”
1941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根据地下交通的安排，骆耕漠一行秘密离开上海。这是由九人组成的一个小型队伍，包括骆耕漠、原任职《中国农村经济》月刊的姜君辰妻儿四人，以及香港中共南方局请他们沿途照顾的三名新安旅行团小团员和一名交通员。骆耕漠一袭白绸长衫，头戴毡帽，刻意化装成一个前往大丰公司收购棉花的商人。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小客轮，目的地是苏北青龙港。码头上只有少数军警检查是否有带违禁品的。所以此行比想象中顺利许多。次日晨，在苏北登岸。他们默然北行两小时之久。突然，交通员告诉他们，前面快到抗日根据地了，大家可以大声说话了。队伍瞬间活跃起来，一改此前的沉闷而兴奋欢呼。以后骆耕漠如此回忆：“我们都觉得进入了一个从未经受过的新天地。在那以后二十里的行走中，我们虽然同上午一样，望见一片阳光下的金黄色麦浪，但那已不是日伪军劫掠的对象，而是由人民自己来做主分配的财富。那阵阵的和风就顿时变为吹走我们心头一切压抑的自由神力。”一种豁然开朗的心境跃然其间。在距离掘港镇不远的一个大村庄，骆耕漠一行见到了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这是骆耕漠第一次见到粟裕。在他的印象中，粟裕虽然个头不高，却有着英武之气，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明快有力，直接中又不失亲近。粟裕对骆耕漠说：“三年前，在浙江平阳时，就常听刘英同志谈到你。你对经济工作很内行，根据地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专家。军部也一直盼望你们能早到盐城。”在骆耕漠表达谢忱后，粟裕告诉他们此地往盐城很方便，一路有兵站可栖息。
就这样，骆耕漠一行返掘港，经栟茶、刘庄、伍佑而抵盐城。在泰山庙军部所在地，骆耕漠见到了此时已任中共华中局组织部长的曾山。骆耕漠详细汇报了此行经过。曾山听完后高兴地说：“终于等到你了。一路劳顿，先休息一下。关于你工作的安排，我将向少奇与军长汇报后再决定。”曾山随后叫来工作人员将骆耕漠安排住在军部招待所。
数日后，骆耕漠接曾山通知：军长召见。陈毅之名，如雷贯耳，骆耕漠可谓心仪已久。此次见面，骆耕漠印象极深。以后他如此记述：“原以为这位驰名中外的高级将领一定为人威严，气度非凡，谁知竟无一点架子，极为随便，而且性格豪爽，胸怀坦荡，好似一见如故。”如此氛围，自然让他们间的谈话变得无拘无束。陈毅详细了解了骆耕漠的经历，尤其对他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影响和成就颇为欣赏。他说：“你过去为党作了很多工作，现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我们也放心了。目前我们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还很艰苦。我们要把财经工作做好，大家的生活就可以得到逐步改善。这方面还要仰仗先生费心为之啊。”
骆耕漠连说：“军长客气了，能在军长领导下工作是我的荣幸，请直接安排工作，我当勉力为之。”
陈毅说：“好啊，好啊，从现在起，你就是新四军中的一员了。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你是文人从武，亦可谓文韬武略。让我们一起为民族，为抗战而努力。至于具体工作将由曾山同志负责安排。”
之后，陈毅留骆耕漠午餐。在首长餐室，骆耕漠见到了刘少奇、赖传珠和曾山。曾山随即作了介绍。骆耕漠没想到与刘少奇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在这样的不经意中。
骆耕漠正式接受任务是在曾山办公室。曾山说：“军部已决定分配你到军直财经部担任第二副部长，即刻就可到该部报到。”曾山继之介绍了财经部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以及指导员吴为真的情况。
骆耕漠立刻走马上任，熟悉情况，进入工作。两日后，闻刘少奇约见，骆耕漠立即前往。上次餐室匆匆相遇，未有过细接触。而这次则是对面相晤，骆耕漠印象极深。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身材瘦长，态度谦和，说话很慢，一句一句地，边说边思考，声音也不高。”然而就是这一句一句不高的声音，却体现了刘少奇对文化人和专家的一种尊重态度。
他对骆耕漠说：“财经部成立不久，工作十分重要。你来迟了，只有分工你担任第二副部长。”刘少奇的语感中仿佛有些歉意。但刘少奇继之又说：“你同时兼任江淮银行行长。这是你工作的重点。根据地要坚持、巩固，经济保障是重要因素，而拥有自己的货币，则必然使我们掌握经济主动权。你这个行长任务艰巨啊。”
骆耕漠很快便到江淮银行了解情况。通过同志们之口才知道原来江淮银行酝酿已久。
早在1940年3月间，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到淮南路东“江北指挥部”指导工作。一天，从事财经工作的李人俊在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时，谈到汪伪政权发行伪币，攫取物资，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刘少奇当时即非常自信地说：“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已经打开，我们也要建立银行，发行我们的钞票，与他们开展经济斗争。”顺着这样的思路，刘少奇突然问李人俊：“如果我们建银行，你觉得用什么名字好？”李人俊没有想到刘少奇非常认真地问出这个问题。他略加思索地说：“我们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两淮银行’吧？”刘少奇先是嗯了一下，然后用商量的语气笑着说：“‘两淮’面太窄，也不够气派。新四军要大力发展，向东挺进，直达黄海之滨。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江淮两岸。就叫‘江淮银行’如何？”刘少奇不愧为大视野，大气魄。李人俊甚为折服，连称“江淮银行”名字好。
不经意间的一次对话，竟成为“江淮银行”的缘起。而这一情结一直伴随着刘少奇抵达盐城。在军部重建后不久，刘少奇即指示财经部朱毅、李人俊着手筹建银行。当骆耕漠抵盐城时，江淮银行已基本就绪。其内部分设营业部、会计科、秘书科和金库，共有40多名工作人员。
银行已有雏形，走马上任的骆耕漠不免踌躇满志。他积极考虑采购设备，准备建印钞厂，印制发行根据地自己的钞票。令骆耕漠兴奋的是，此前军财经部已经派人通过地下渠道从上海秘密采购了印刷设备和特制铜板。江淮银行亦储存了足够的银圆和黄金，作为银行基本金。
一切准备就绪，印钞厂也已建立，仍冠名“江淮”，即江淮印钞厂。开机印钞在即，大家都在期待江淮银行第一张自己的钱币问世。骆耕漠也因此显得异常忙碌。
但天有不测风云，日军开始对盐阜区实施第一次战略大扫荡。突变的形势令所有准备工作戛然而止。
苏中币与盐阜币
盐阜抗币的发行令他深感欣慰
烽火硝烟，腥风血雨。骆耕漠经历了一场特殊考验。军部在阻敌未果的情况下，开始紧急转移。骆耕漠受命组织银行和印钞厂人员撤退。首先是银圆和黄金的硬通货必须安全转移。骆耕漠定制了若干个木箱，分装银圆、黄金和印制铜板，指定专人负责，在武装部队护送下，转移农村秘密埋藏。为了确保安全，财经部与银行人员不分男女，除了背包、干粮袋外，每人还多了一个布袋，装有银圆。在艰苦的转移途中，他们将这些公款视若生命，精心保护，直到最后悉数交公。反扫荡结束后，陈毅专门召见骆耕漠、吴为真等人，高度评价他们一心为公，经受住了考验。
反扫荡以后，根据地形势发生了变化，军部也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精简机关。鲁艺、抗大均停办，财经部也撤销。其人员全部调往三师另行分配。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为黄克诚，其前身是八路军南下的第五纵队。骆耕漠与黄克诚几乎一点不熟。到三师报到前，骆耕漠特意找到陈毅，希望其给黄克诚写封介绍信。陈毅爽然答应。骆耕漠就是持着陈毅介绍信前往三师的。若干年后，骆耕漠如此说：“黄师长是个老红军，长征干部，威望很高。他身体较瘦，光脚穿着草鞋，非常朴实，随便。我迄今还有深刻印象。”当时，盐阜区与淮海区合称苏北根据地，是三师的战略区。黄克诚作为三师师长兼任苏北区党委书记，长住阜宁县境，直到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根据黄克诚的安排，骆耕漠随即担任由宋乃德任主任的盐阜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以后黄克诚专门交给骆耕漠一个任务，即考虑成立盐阜银行。为便于工作，苏北区党委专设一个财经委员会，黄克诚兼书记，指定骆耕漠任副书记。
1942年初，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单家港小学召开。这是华中抗战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骆耕漠是列席代表。那天，他在静听刘少奇的总结报告。在对华中今后任务的要求中，刘少奇专门提到了“要尽可能发行纸币，要积极进行货币斗争。”骆耕漠意识到这是刘少奇的一个不了情结，从江淮银行始，他就一直希望看到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在会议结束后离开华中前的一天，刘少奇特地召见盐阜地委书记刘彬、宣传部长曹荻秋、行署主任宋乃德以及薛暮桥、骆耕漠、李人俊等，专门提出盐阜区要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正是刘少奇的这一强烈愿望以及坚持苏北抗战的需要，决定了骆耕漠的使命和责任。
骆耕漠开始为此忙碌、奔波。首先就是组建盐阜印钞厂，印制盐阜币。为保密需要，印钞厂对外称“盐阜生产合作社”，财经处油印科科长周振被任命为厂长。印币的纸张当时是控制物资。骆耕漠在三师供给部门的支持下，决定自己造纸，采取“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方针。并为此专门成立了造纸厂。造纸原料主要是桑树根皮，蒸煮加工晒干再配一些染色的羊毛，切成均匀的细末参合到纸浆即可。当年盐阜银行的工作人员成鞘伯曾如此介绍：“这种纸确实很有特色，似蓝非蓝红熠熠，什么颜色说不准，黯而无光有斑点，不很均匀有刺毛。看起来很粗糙，用起来很牢靠。不怕折叠柔和，质地坚韧耐磨。”造纸厂的同志们自豪地说：“土纸奥妙，不易仿造。”
关于钱币的图案设计，骆耕漠找到其时在盐阜报社工作的沈柔坚，希望他能以木刻形式刻制钞票图案，以便上机直接印刷。沈柔坚对此回忆道：“我接到这任务后，便着手按大小票面设计画稿。不久交去壹角和贰角的各两种图案画稿。骆耕漠同志看到后高兴地说‘真想不到木刻画也可以印钞票。用木刻画印钞票，风格刀法不同，别人很难假冒。’我自己只保存拓印的一些原稿。原版便交给银行。”这两种画稿分别为“新四军抗日烈士纪念塔”和“农民扶犁吆牛耕田”。以后随着票面的增加，骆耕漠又约请著名画家鲁莽设计画稿，并提出附加条件：“注意保密，刻下暗记，谨防假冒。”
第一版钞票终于印制出来，骆耕漠手捧溢着墨香的纸币兴奋不已。他知道，这是一个突破，一个转折，又是一个起点。它将对以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挥难以想象的作用。骆耕漠很慎重地在第一版纸币上盖上盐阜银行公章和自己的行长私章。当时的纸币被称之为“盐阜抗币”。
一切准备就绪，盐阜银行终于1942年4月10日在阜宁陈集岔头庄挂牌成立。骆耕漠任董事长并暂兼行长。这与刘少奇的要求仅两月之余。《盐阜银行章程》亦随之公布。次日的《盐阜报》专稿报道：
“本区的福音，盐阜银行正式成立……该行资本五十万元，由财经处于库存款项下一次拨给。该行董事长，依照章程由财经处长骆耕漠氏兼任。经理一职，已由该行董事会电聘国内金融专家来此担任，尚在途中，今暂由骆耕漠氏兼顾。该行目前中心业务，一为举办小本贷款，救济工农，发展生产；一为依照政府规定，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流通券，并闻于本月十五日开始发行一元流通券，便利买卖，繁荣商业。该行业务已在飞速进展中，实我区金融的福音，各界民众的福音。”
盐阜抗币的发行，影响深大，意义甚大。那天，《盐阜报》记者专门采访骆耕漠。骆耕漠就筹备情形，资本扩充，将在各县分设办事处等问题进行回答。最后骆耕漠说：“本行也要盖高楼大厦，不过不在市镇上，而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的心坎上。这高楼大厦任凭日本军阀如何来轰炸，也损坏不了它的一砖一石。”记者明显感觉到，骆耕漠言语间洋溢着一种畅然和自信的神情。
若干年后，黄克诚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强调：“盐阜币是全国根据地货币中币值最高的。”一句褒扬之言，浓缩了一段精彩涤荡的历史。
1951年接管上海后，骆耕漠夫妇与二女儿小予
随粟裕开辟苏浙地区
1942年是根据地相对稳定的一年。5月的一天，黄克诚约见骆耕漠。其时，三师师部在阜宁的一个普通村庄，黄克诚也就住在一家农舍。骆耕漠来到师部时，周边农田已显葱郁和生机，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骆耕漠并不知道黄师长此番约见的意图。所以，骆耕漠稍显疑惑。坐在一张最简易的农家长板凳上，一碗白开水，黄克诚向骆耕漠介绍了一段情况。基本意思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主进步人士李鼎铭先生闻知边区部分老百姓因连年天灾，口粮不够而出怨言。他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很重视。为解决此问题，边区对脱产人员的人数和边区老百姓的总人数进行调查，并将当年的粮食以15%保证脱产人员的需要，其余惠及百姓。这被定为合理负担的一条大杠杠。黄克诚要求骆耕漠将盐阜区脱产人员数以及老百姓总人数查清楚，而粮食的分配比例亦不得突破15%。看得出，黄克诚对此事很认真。骆耕漠随后奉命调查，基本搞清人员比例状况，并制定了合理负担的硬杠杠。黄克诚闻报后十分满意。
如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军民生活，骆耕漠可谓殚尽竭虑。盐阜区有着产棉的地域优势，骆耕漠即在财经处内增设一个生产建设局，他自兼局长。该局负责统一收购棉花，并自建一个土布工厂织布，生产毛巾。同时组织民间土纺车纺纱。仅此项即解决了地方脱产人员的冬、夏衣需求。同时，地方和部队办的榨油厂、卷烟厂、农具厂等亦应运而生。利用地域特点，发展盐业生产。组织大生产运动，种植蔬菜，养鸡养鸭，减轻人民负担。凡此种种，经济发展，生活改善，骆耕漠尽职尽力，亦感欣然。
在盐阜区工作的日子里，骆耕漠虽然忙碌，却是愉快的。经济战线是与军事战线并行的另一条重要战线，他有幸成为一名战斗员，并在此战线中与薛暮桥、孙冶方、顾准等同仁合力为之。大家云集，也成为盐阜区的一段佳话。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骆耕漠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来自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备至。每每忆及，感慨良多。
1944年底的一天，时任盐阜行署主任的曹荻秋征求骆耕漠意见，考虑到财经处事务较多，工作繁忙，拟给骆耕漠配备一名助手，并提议将曾长期在经济战线工作的欧希哲同志调任财经处副处长。
原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新四军开辟浙西、浙东地区，军部据此正积极组织实施，已任命粟裕为中共苏浙区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在人员配备时，军部决定调骆耕漠到苏浙军区报到，做新区财经文化方面的工作。而欧希哲则是骆耕漠的继任者。
1945年初的一天，骆耕漠抵达淮海区，见到区党委书记金明。而金明已被任命为中共苏浙区委副书记，他正组织一个百余人的队伍即将启程。骆耕漠随即加入其中。这是一次长途跋涉，路上充满艰辛。但作为新四军的一支利剑，他们将对开辟新区发挥积极作用。在抵达天目山北麓的浙江孝丰县境时，骆耕漠竟然看到了一张苏浙公学招生的广告，下面赫然列出三位校长名单：粟裕、钟期光、骆耕漠。他不免诧异，但预感到那可能是他的一个新岗位。队伍入城后即与粟裕司令员会师。
孝丰有着奇特的地理环境，环城皆山，山岚起伏，地势险要。这里也成了开辟浙西的一个驿站与要隘。金明与骆耕漠谈话，告知区党委即住孝丰城内，并转告粟裕意见，希望他在孝丰协助范醒之做好苏浙军区江淮银行钞票的发行工作。这又回到了老本行，骆耕漠自然是游刃有余。当时所印的钞票均加盖“苏浙”二字，以区别在别的根据地所发行的抗币。在孝丰一月有余，骆耕漠又奉命前往富春江畔的新登县，转道前往浙东工作。当时粟裕交给他的任务是“将浙东、浙西财政、金融、税收工作贯通起来”，并为苏浙军区筹粮。骆耕漠的足迹从萧山到诸暨，不停劳顿奔波，了解情况,筹集粮食。
这天，骆耕漠突然得到消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还没有从这天降的喜讯中缓过神，便又接到命令，随苏浙军区二纵队急返江苏，准备接管南京。部队进入急行军状态，日夜兼程，抵达苏南溧阳一带。然而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原新四军接管南京计划受阻而被迫调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原苏浙军区的队伍基本上按南下的路线返回江北、苏中和淮安一带。粟裕为此将骆耕漠留在苏浙军区担任供给部长，负责大兵团运动中的后勤保证。10月28日，骆耕漠率军区供给部人员并将大量物资运抵淮安。这时已组建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邓子恢、谭震林分别任正副政委，下辖八个军分区和四个纵队。骆耕漠也随之被任命为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以后又担任合并后的华东军区供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期间，骆耕漠始终战斗在后勤保障岗位，为确保前线战事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他曾分别受命参加开封、南京、上海的接管工作，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华东局财委“五大委员”之一和城市新经济建设中的决策者和实践者。骆耕漠以其睿智、博学和丰富经验令人信服和被广泛赞誉，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杰出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