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许幸之
作为《风云儿女》的执导者，他的名声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唱响。面对上海滩的烽火硝烟，他悄然开辟了另一战场，以胶片凝结历史。他蛰守“孤岛”，是一种事业的情愫；他选择离开，则是抗战使命使然。他是艺术大家，集诗、画、剧为一身。他风姿绰约的身影，始终投射在新四军和苏北根据地抗战文化的春天里……
“孤岛”为数不多的蛰守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的上海，苏州河畔。
战火弥漫，枪炮声烈，上海战事逐步被浓缩到一角，苏州河北西藏路桥西边的四行仓库瞬间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面对日军强大火力，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壮士浴血奋战，死守阵地，女童军杨惠敏冒死渡河献旗。“四行仓库”此时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一种体现。而距此不远处的一幢高层建筑物上，一架摄影机正在高速运转，记录下这历史性的壮烈场面。
一边是枪炮轰鸣而导致的硝烟升腾，一边却是悄然静谧的胶片旋转。一边是战场实地，一边是为历史留下印证。人们更多地是关注瞬息万变的战事走向，而鲜有人知道那隐匿的机位处也是一个战场。这次秘密拍摄由两人所为，摄影者即是日后成为中国著名摄影家的吴印咸，导演者则是此前因导演《风云儿女》一举成名的许幸之。
许幸之早年习画，拜著名美术教育家吕凤子为师。在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与亦在东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交往甚密。1927年大革命时代，许幸之应郭沫若电召回国，任职于北伐军总政治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许幸之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囹圄三月后经东京美术学校校长致函保释出狱，重返该校。1929年，许幸之又应夏衍电召回国，在中共地下党主办的中华艺术大学任西洋画科主任、副教授。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风生水起，影响远及。许幸之与沈叶沉、王一榴、汤晓丹等发起成立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任执委会主席。许幸之还先后成为左联、剧联、美联、文总成员。
1932年，左联作家夏衍、阿英、郑伯奇应邀担任上海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负责影片拍摄内容。在中共文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拍摄进步电影，从而开启了左翼电影时代。
许幸之（右二）与左翼电影界友人合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幸之于1935年应夏衍的邀请，执导由田汉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当时，许幸之正与吴印咸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在上海进步文化圈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夏衍看到展览后立刻找到他俩，希望他们加入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夏衍对他们说：“田汉和阳翰笙都已被捕，这部片子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着推动鼓舞作用，要尽快将它拍出来。” 夏衍还特别对许幸之说：“我和司徒慧敏、孙师毅商定，请你担负起导演的责任。”许幸之、吴印咸欣然允诺，并分别成为电影《风云儿女》的导演、摄像。
《风云儿女》公映后，轰动上海滩，很快便成为上世纪30年代抗战题材的经典作品。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风靡一时，广为传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田汉在狱中草写在烟纸壳上传出。而《铁蹄下的歌女》一词则由许幸之自己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聂耳当晚完成旋律创作即在第一时间征求许幸之意见。许幸之觉得整个旋律节奏明快，激昂雄壮。但结尾“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不够有力，应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结束感和气势感。聂耳颇以为然，随即进行修改，在结尾处增加了叠句，以三个“前进”加上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收尾。修改之后，许幸之和聂耳不约而同地合唱起来。他们自己也不禁被这坚决、勇敢而富有激情的旋律感染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人奋起抗战，上海进步文化界亦闻风而动。这天，著名电影人沈西苓找到许幸之，希望合作拍一部抗战救亡内容的记录片。许幸之以后回忆说：“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但是，胶片和经费来源，这是我们两人无能为力的事。他建议和明星影片公司二厂经理周剑云去磋商，要求他投资并赞助此事。又在我们的建议下，把停工在山西西北影业公司的吴印咸招回上海来合作。”这便是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的缘起。许幸之任导演，吴印咸任摄像。正筹拍时，“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亦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幸之与吴印咸随即到市区燃遍炮火的边缘地带，从各个角度抢拍了许多实地镜头，其中就包括“四行仓库保卫战”。
《中国万岁》的镜头非常丰富，是难得的历史资料。据许幸之介绍，其镜头内容有“敌机不断向上海近郊居民区狂轰滥炸，浦东闸北大火蔽天，无数民房在烈火中焚烧倒塌，破瓦颓垣，妇女婴儿惨死于敌寇的枪林弹雨之下，战区难民纷纷逃难，工人组织抢救队到战区抢救难民，市内纷纷设立收容所收容难民。一方面市民出于爱国热忱，纷纷捐献，另一方面则在街头巷尾举行抗日救亡的演剧展览、街头演唱等等”。另外还有当时比较鼓舞人心的两大著名战役，“台儿庄大捷”与“平型关大捷”的相关镜头。
1938年春，许幸之和吴印咸携带这批资料赴香港剪辑，制作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当该片出品人将样片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时，检查官以“宣传共产”为由，将底片和正片全部销毁。许幸之、吴印咸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由此荡然无存。
这样的打击是巨大的。许幸之、吴印咸的一腔爱国热情，瞬间转化成对政府当局的失望与忿恨。吴印咸也因此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但许幸之却未走。他对上海，对上海的进步电影、戏剧有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愫。在大批文化人撤离上海的严峻现实面前，许幸之依然坚守“孤岛”，依托租借，进行抗战的文化宣传活动。
在环境险恶的上海，许幸之成为文化界为数不多的蛰守者。而这份坚持一直维持到1940年底。
抵达根据地后心情豁然开朗
1940年的上海，可谓“山雨欲来”，风声鹤唳，一片萧杀气氛。在日伪的统治和打压下，抗战宣传活动的空间被不断挤压。报刊遭查禁，书店被查封。电影界亦纷纷改行，仅有维持的便改拍古装色情凶杀片，以媚俗自保。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许幸之几乎无所作为。他熟悉的上海已活力不再，激情不再，魅力不再。相反却是万马齐喑，白色恐怖。许幸之开始酝酿离开上海，他需要一片晴朗的天空，需要一吐压抑已久的胸中郁结，需要释放一种激情。他在等待，一旦有机会将义无反顾。
这年深秋的一天，突然有人造访。来人司徒扬为上海文化界旧识。当年，上海地方协会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组成前线慰问团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司徒扬即为吴大琨任团长的慰问团成员。因新四军正广泛招揽文化人才，故司徒扬与副团长扬帆等随即加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司徒扬辗转抵达苏北盐城，在新四军新军部从事文化工作。此次抵达上海，可谓负有秘密使命。
许幸之与司徒扬虽曾同在上海进步文化界，彼此熟悉，但联系并不紧密。许幸之并不知道司徒扬的近况，更不知道他突然来访的目的。经简单寒暄后，司徒扬告诉许幸之：“我是从苏北专程前来，转达新四军陈毅司令员的真挚相邀之忱。”
许幸之倏地眼睛为之一亮。他说：“快告诉我怎么回事？”许幸之此前对新四军开辟苏北已有耳闻，对有儒将之称的陈毅也是如雷贯耳。他通过渠道得知曾经在上海的一些文化界同仁也已陆续前往苏北。许幸之对苏北可谓心仪已久。
看着许幸之急迫的眼神，司徒扬详细介绍了苏北现状。他说：“八路军、新四军已经会师苏北，广袤的苏北平原成为了我们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里是一片热土，是新的希望所在。虽然条件暂时相对困难，但天空是晴朗的，空气是自由的。根据地开辟伊始，百端待举，急需集聚各类人才，共商大计。尤其是抗战文化发展，亟待设计。我此行即是受陈毅司令员委托，前来相邀，大家一起在苏北共擎抗战文化大旗，重振当年上海辉煌。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好啊！”许幸之几乎是脱口而出。“此地不能久留，我早已萌生去意，只是伺机而动。感谢陈司令及同仁的热情相邀，为抗战文化贡献绵薄之力，岂有不景从之理。”
“陈司令特别关照，先生乃上海演剧界翘楚，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非他人所能比拟。如蒙不弃，乃抗战文化之幸。如有为难，决不能勉强。毕竟苏北条件艰苦，没有大剧场和好设备，恐一时难有施展。”司徒扬说。
“陈司令真是太客气了，你也看到我现在上海是一无所能，何谈影响和感召。我希望越快离开越好。”
正是这次司徒扬的秘密造访，成为许幸之人生的重要转折。
上海十六铺码头，人头攒动，熙来攘往。黄浦江面，帆影移动，游轮穿梭，浓缩着表象的繁华与喧嚣。暮色之中，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一袭长袍的许幸之与司徒扬在地下交通的安排下，悄然登上一艘客轮。客轮缓缓离岸，泛起的江水拍打着堤岸，撞击成无数的水珠。在许幸之的视线中，那些散落的水珠却凝聚着一种不屈的精神。它们在撞击中体现生命的华彩，即使碎落，也义无反顾。
历数天颠簸，经海上风浪。客轮终于靠停江北海安码头。海安东晋义熙年置县，乃历史古城，为苏北长江水域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后，即在海安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此时的海安已经气象一新，随着抗战军队以及指挥机关的进入，当地弥漫着浓烈的抗战氛围。
抵达海安，许幸之心情豁然开朗,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在海安，许幸之第一个见到的是当年上海的左联盟友丘东平。丘东平是著名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早年有作品《沉郁的梅冷城》《多嘴的赛娥》等，而1932年发表在《文学月刊》上以海陆丰农民革命斗争为题材创作的《通讯员》，则为其成名作。 1937年随叶挺到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后随陈毅转战江南敌后。抵达海安后，丘东平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敌工科长兼陈毅的对外秘书。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给予者》《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等近十篇小说和战地特写，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民族的抗战意志。胡风说：“展开它，我们就象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雕像，在他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
敌后重逢，许幸之与丘东平均感快慰。因想聊的话题太多，许幸之索性住到丘东平处，促膝长谈。从文学到左联，从敌占区到根据地，从陈毅到抗战文化。话匣打开，一发而不可收。次日，丘东平邀许幸之一起欣赏海安古镇。他们踏着石板小道缓步而行，却与刚从会场出来的陈毅不期而遇。丘东平立刻对他们相互作了介绍。
陈毅很快伸出手说：“欢迎，欢迎！听说许先生来了，我正忙着开会，也没来得及去看你。我已通知他们今晚举办欢迎晚会，许先生一定要出席指导噢。”
“真是太客气了，欢迎会实不敢当，能在陈司令麾下从事抗战文化事业，乃此身之幸，定将全力而为，殚尽竭虑。”
陈毅连说：“好啊，好啊，敌后抗战文化之开展，还仰仗先生及其同仁的智慧和实践。我们一起努力，来创造一场敌后抗战的新文化运动。”
陈毅对抗战文化的情有独钟以及那份激情和期待，深深地感染着许幸之。以后他回忆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仅仅是一次简短的寒暄，但陈毅同志对文化工作者的亲近和热情，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许幸之与扬剧女演员李慧敏画肖像后合影
华中鲁艺唯一身兼三个系的教授
海安数日，许幸之看到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其彰显出的自信与坚定，正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意志的体现。许幸之庆幸自己离开上海才能有如此感触和体验。却不料很快他又要折返上海，而此行又有着特殊的任务。
这天，丘东平告知陈毅有事相商，许幸之便即刻前往陈毅处晤面。
陈毅对许幸之说：“延安有个鲁迅艺术学院，为抗战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根据华中的实际情况和抗战的需要，我们正积极筹备建立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请你来，一是通报情况，将来华中鲁艺还要请你执教。二是要劳烦大驾前往上海一趟。”
好不容易离开上海抵达根据地，怎么又要返回上海？许幸之有些纳闷。
陈毅说：“我考虑再三，还是请你比较合适，因为你对上海熟悉，特别是对上海文化圈熟悉。关于华中鲁艺院长人选，我和少奇同志都倾向于请许广平（鲁迅的第二任妻子）担任，所以要请你代表我们前往邀请。另外利用你在上海的资源，邀请一些专家教授和组织一些青年学生到苏北来工作和学习。”
许幸之闻之，没有犹豫，爽快答应即刻赴沪，不辱使命。他意识到这是刘少奇、陈毅对他的信任，当然也是他责无旁贷的事。陈毅随即交给他三封信，是以“仲弘”署名分别给许广平以及著名文学家王任叔和理论家李平心的。
次日，许幸之在地下交通的安排下秘密返沪。他在上海逐一拜访递信，频繁奔波。当时许广平正全身心地投入《鲁迅全集》编辑出版事宜。两年前，因胡愈之等人的热心策划，上海复社的20名成员，每人拿出50元会费，共计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加上事前认购的方式，终于出版了《鲁迅全集》。但许广平在经济上并未受益。为了生计，许广平在1940年开始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发行鲁迅的著作，包括《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及各种单行本。所以许广平婉言谢绝了苏北方面的邀请，再加上儿子海婴需留上海治病，许广平更不可能离开上海。凑巧的是，王任叔和李平心亦均有事务而无法离沪。许幸之很无奈，他唯有通过关系到学校动员进步青年前往苏北。当时上海有很多热血青年，空有一腔报国之志而无法施展，到根据地正是最好的选择。经过动员，最终有数十名进步青年陆续前往苏北。许幸之总算不虚此行。
此时，华中总指挥部已由海安迁往盐城。故许幸之直接抵达盐城复命。据许幸之回忆：“旧历正月初一，在鲁艺筹备处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上海来的新同志，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都出席了欢迎会。”新年，新环境，新气象，上海来的青年人充满好奇，也希望很快融入。于是，尽快建立华中鲁艺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两日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直接召集了鲁艺华中分院筹备会议，许幸之被通知参会。会议决定正式建立鲁艺华中分院，刘少奇兼任院长，丘东平任教导主任，孙湘任教导员，分别成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陈岛、何士德、莫朴、刘保罗分任各系主任。许幸之以后在《关于鲁艺华中分院的回忆》中说：“戏剧系本拟推我当系主任，但我表示不想搞行政工作，而愿意在三个系里（文学、戏剧、美术）担任教学。我的意愿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许幸之因此成为华中鲁艺唯一身兼三个系教授的“三栖明星”。许幸之的艺术修养，艺术造诣，特别是艺术的全面性，在新四军和根据地中绝无仅有。若干年后，蔡若虹先生在怀念许幸之的《西江月》诗中如此说：
“六十年前左翼，五星旗下专家；一身三朵向阳花，能演能诗能画。妙手玲珑多面，丹心灼烁无暇；雄歌一曲献中华，留得千秋佳话！”
既然是艺术学院，学员们一定要了解艺术史。这个任务自然落到许幸之身上。于是他的授课内容便有《艺术的起源及原始艺术》《欧洲文艺运动的发展及特征》以及《艺术概论》等。他渊博的艺术史知识，以及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讲授，令学员受益匪浅，思维开拓。
曾经在上海执导左翼电影的经历，让许幸之在戏剧排练和教学中得心应手。华中鲁艺戏剧系以演出实践和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养戏剧人才。戏剧系陆续排练的抗战剧有：《皖南一家》《反投降》《王玉凤》《撤退以后》《惊弓之鸟》《人约黄昏后》等。演出后颇得好评。
许幸之擅画，早年在东京所作油画《晚步》，具有浪漫的情怀和孤寂的情绪。之后的《失业者》则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色彩。上世纪30年代创作发表的《工人之家》《逃荒者》和《铺路者》，更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主张的集中表现。这些作品代表了他早期绘画创作成就，也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有这样的大师执教，美术系学生十分幸运。
许幸之在创作油画
许幸之很强调素描和写生，并苦苦寻找写生模型。一天，突然发现附近破庙中有几尊神态安详的菩萨，这可乐坏了许幸之。他忙请人在菩萨头部刷上一层白石灰，写生模型有了。在同学们眼中它并不亚于西洋的维纳斯像。以后美术系的学生们结合构图、解剖、透视等理论知识，创作出一幅幅鲜活的人物形象画、水乡风俗画等，为日后广泛应用于抗日宣传的墙头画、漫画和连环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中鲁艺校址设在盐城的贫儿院，为了把它改造成一座像样的艺术殿堂，许幸之与刘汝醴教授共同绘画出高尔基、莎士比亚、贝多芬、达·芬奇四位文学艺术大师的油画像，人物神态栩栩如生，色彩鲜明，堪称经典。这四幅画像被悬挂于戏剧系教室的左右墙壁上，顿时显示出浓郁的艺术气息。
在文学系，许幸之主要讲授诗歌创作与作品分析。早年在日本，许幸之即创作有抒情长诗《牧歌》，之后陆续发表了叙事长诗《卖血的人》《大板井》和抒情长诗《扬子江》《万里长城》《打起你的战鼓吧，同志！》《春雷》《飓风》《不平等的列车》等，还出版了诗集《永生永世之歌》。著名左翼诗人穆木天对许幸之诗作有很高的评价，称：“能够把现实的认识和浪漫主义情绪真正融合一起的，《大板井》的作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了。”
来到苏北后，许幸之惊异地发现，这里文人荟萃，才子云集。尤其是一代儒将陈毅在诗歌创作上的高深造诣更令他钦佩、折服。闲暇时，陈毅常去许幸之的宿舍聊天。有一天，两人论及古典诗词。许幸之问：“在我国古典诗人中，您最喜欢谁的诗?”
“当然是白居易和陶渊明啦!”陈毅爽朗地一笑，随后解释说，“白、陶二人的诗纯朴，清新易懂。”
接下来，陈毅侃侃谈论起今日的新诗和诗坛的种种倾向。他认为：“现在的许多新诗人，多半离不开‘自我呻吟’，很少如白居易那样，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赏。”他主张诗要和歌谣携起手来，方能开拓新诗歌的道路。陈毅对于诗歌的精辟论述，深深地影响着许幸之。皖南事变后，许幸之以满腔的悲愤和火热的激情写下长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诗人叙述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英勇杀敌，成绩昭著的史实，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的罪行。发出“革命要用血来完成，浴血就是革命的象征”的呼吁。诗中没有无病呻吟，有的则是爱憎分明的灼热情感和震撼人心的大声呐喊。
新四军新臂章的设计者之一
1941年1月，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重建，标志着新四军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所以重塑新四军形象，重振新四军军威，则是新四军新任领导人迫切思考的问题。在全面创建新的正规化党军的同时，陈毅特别提出要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他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华中鲁艺美术系教授许幸之。
许幸之就这样接受了任务。他立即收集有关新四军臂章的资料，发现此前的新四军臂章已经有了好几种样式，有画持枪战士形象的，有书写“抗敌”字样的，有印“新四军”字样的，还有字样下注明年月、部队番号的。许幸之觉得虽然国民党当局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但我们依然是恢复新四军，依然是抗日的军队，所以新的臂章的设计理念还是要与以前的臂章靠近，最好仍用外方内圆蓝白二色的形式，里面的字样可以改用英文字母，体现区别。许幸之随后取了新四军英文全称“New4Army”的第一个字母作为臂章字样，用粗线黑体书写，这样就非常醒目，也很有力。
新四军臂章
许幸之将样稿画出来，依然沿袭此前的外方内圆和基本色调，中间为“N四A”。他拿给陈毅看，听取意见。陈毅一看高兴地说：“这个臂章好，有神秘性嘛，可以起隐蔽保护作用。”陈毅果然赞成用英文字母缩写，这令许幸之很高兴。陈毅反复看后对许幸之说“可否将汉字‘四’换成阿拉伯数字的‘4’，即N4A怎么样？”
陈毅的审美感觉真让许幸之佩服，“四”是中国使用的数字，如果字母用了洋文，再用“四”就有点外国人穿马褂的味道，不伦不类。所以，许幸之接受了陈毅的建议，将中间的“四”改为“4”。这样，许幸之与陈毅的思路融合，便形成了“N4A”的定稿。后来，华中鲁艺教导主任丘东平请美术教员庄五洲按照许幸之设计图案画出正稿。庄五洲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分别增加了“1941”以及在两个上角各点缀一颗五角星。尤其是“1941”，标注了时间，也突出了新四军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个样式经过陈毅等认可，形成了最终定稿。
新四军开始使用这个臂章，直到抗战结束。有趣的是臂章下发到连队，许多战士不认识上面的洋字母，老是记不住它的发音。有人便想了个办法，用汉语注音，只要记住“恩爱”便记住了臂章英文字母的发音。这方法果然有效。大家开心地称自己膀臂上的臂章是“恩爱”信物，戴上它便不能忘记报恩国家，热爱民众。
抗战文艺春天中的脚步匆匆者
1941年4月，春天以它匆匆的脚步急切地走来，苏北大地暖意融融，同时也催生着艺术的春天。
16日，苏北文化界协会代表大会在盐城召开。它不独对苏北文化，进而对整个华中根据地抗战文化的开展无疑是个福音。《江淮日报》率先发表消息：“苏北文协代表大会是苏北敌后文化战线上最进步、最活跃、最艰苦和英勇的文化战士的大汇合，使苏北文化界踏上了一个更崭新、更光荣的时代。”称它“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能够给以有力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保卫苏北、保卫华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必然能够提供极大的贡献……”
这个盛会云集了艺术、文学、新闻出版、教育、自然、科学、医疗卫生等各界英杰三百余人。军部与华中局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彭康、钱俊瑞等出席了会议。
整个会场由华中鲁艺美术系负责布置，主席台上悬挂着许幸之等人创作的鲁迅、高尔基、贝多芬等世界文化艺术大师的画像，四周挂满了道贺的锦旗，会场气氛庄严而热烈。
苏北文代会通过了《宣言》《简章》《纲领》后，又经民主推选，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许幸之与钱俊瑞、夏征农等列名其中。苏北文协的成立，形成了苏北根据地开辟以来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高潮。陈毅称之为“破天荒的运动”。在这样的氛围中，每一个文化人都会热血沸腾，都会有火一般的热情和全身心地投入。
《江淮日报》发表陈毅在苏北文代会上的讲话
继之，苏北戏剧协会、苏北诗歌协会、苏北歌咏协会等纷纷在盐城亮相，呈现一道道风景线，仿佛文化大餐，根据地军民受惠其中，精神为之大振。其时有记者报道说：“盐城原来是一座商业城市，现在变成了敌后文化城。这座古老的城市如同潮水滚滚的大海，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汹涌澎湃。”
许幸之自然是这一文化大潮的推动者。作为“三栖明星”，他是跨界忙碌，热心奔波。
在盐城大众戏院召开的“苏北戏剧协会”成立大会上，许幸之作为大会主持人，阐明了该协会旨在“开展戏剧运动，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推动民主主义文化”。大会选举了许幸之、许晴、扬帆等23人为理事。戏剧本身在盐城就有丰腴的土壤，特别是地方戏剧，群众的参与度非常高。剧协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将抗战的主题与地方戏的形式结合起来，产生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形成在苏北根据地文化土壤中绽放出的一朵艺术奇葩。
作为诗人的许幸之自然也是诗歌协会的热情组织者。在筹备成立的过程中，许幸之想到了既是军事指挥家，也是诗人的陈毅。他立刻前往相邀，希望陈毅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成立大会。陈毅随即允诺。他说：“我也算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如你们能够接纳我为会员，对我也是一个鞭策。”
“军长谦虚了，谁不知道你是一个艺术大家。我们请军长参会，是希望给我们一些指示以及谈谈对艺术的感悟。军长的高屋建瓴，一定会让大家有醍醐灌顶般的畅快感。”
陈毅说：“你就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在你们面前，我仍然是小学生。不过，我一定参加。”
在华中鲁艺召开的诗歌协会成立大会上，陈毅果然如约而至。他与大家一起畅谈诗歌美学观，尤其就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美学观展开热烈讨论。面对一些青年诗人的偏激观点，陈毅举了一个较为生动的例子。他说：“假如有一个长得非常美丽的少女从这里走过，我的士兵们会觉得她长的丑恶不堪而唾弃她吗？我相信绝没有这回事。只有那些不肯说真话的人，而自以为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才会矫揉造作，把明明是美的东西说成是丑的。”继之，陈毅又对“无病呻吟”的一种诗坛倾向提出批评。陈毅一番即兴真挚的讲话，让一贯比较自负的诗人们深有感触。现场聆听的许幸之亦对此记忆深刻。若干年后，他在回忆文章中大篇幅地记载此段情节。将一个诗人般的陈毅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拂着这片广袤的平原。这是一个抗战文化的春天。许幸之无疑是这个春天中的脚步匆匆者。
这年7月，形势突变。日伪军对盐阜区实施战略大扫荡。为避敌锋芒，军部撤离盐城。许幸之也随之转移到阜宁。后来，军部雇一小船送许幸之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到开明绅士杨芷江家中打埋伏。行前，陈毅反复向他们交代说，这次敌人扫荡来势凶猛，务必分散隐蔽，切不可多人聚集一处。陈毅的细致入微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人的保护和关怀，也让许幸之深为感动。正是在这次的日伪扫荡中，华中鲁艺的丘东平、许晴及二十多名师生壮烈牺牲。面对敌后斗争的残酷环境，军部开始实行精兵简政，华中鲁艺随之解散，分别成立“军鲁工团”和“三师鲁工团”。许多上海来的文化人返回上海隐蔽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幸之根据组织安排离开盐阜区秘密返沪。继之，又由沪赴港，利用香港独特的地域环境从事进步电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