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陶勇在“井冈山”舰当兵
“文革”骤起的1967年1月21日，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突然死在舰队机关招待所院内一个宽仅容肩、深不及顶的井里。自杀？他杀？成了“文革”开始后海军的第一宗大案。
与林彪集团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陶勇任司令员的东海舰队，是海军成立最早、实力最强、担负战斗任务最多的部队。史载，从海军组建至1962年初的十几年里，东海舰队参加大小战斗350多次，击沉、击伤敌方舰船120余艘，俘获舰艇50余艘，击落、击伤飞机80余架，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部队。但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于1962年4月派出庞大的检查团，在对东海舰队进行近一个月的调查后，却得出结论：“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中央、军委和林总（林彪）的一些重要指示没有落实”。
在1960年前后，东海舰队在训练中确实发生了潜艇沉没、飞机外逃等几起重大事故，在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但对检查团的结论，陶勇不能认同：这不是来检查工作、解决问题，是来找岔子、打棍子的。在检查团临走前的汇报会上，陶勇当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检查团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调查团的结论不是冲你来的，不是针对你东海舰队，而是对着上面的。”他们隐隐地告诉陶勇，此次调查是林总亲自部署，目的是收集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的材料，准备解决海军问题的“炮弹”。
此次调查结束不久，6月10日，国防部即正式下达命令，将检查团几名主要成员，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等，调入海军。从此，李作鹏以海军常务副司令员的身份拉帮结派，在林彪支持下向萧劲光、苏振华节节发难争夺权力。
陶勇不仅是东海舰队的司令员，还是海军副司令员，并且以赫赫战功深受军委首长和老帅们赏识。李作鹏当然清楚其在权力斗争中的分量。到职不久，他就派人给陶勇送去两斤长白山人参，结果被陶勇退回。随后，李作鹏又几次找陶勇个别交谈，也没有结果。一次次碰钉子后，李作鹏遂放弃“拉”的念头，将他与副司令员刘道生等一起，划为“萧劲光、苏振华的人”。陶勇也越来越看清了李作鹏等人的嘴脸，对他们打击海军主要领导、争夺权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1962年12月，海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贯彻林副主席的三条指示”。李作鹏等人以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为据，对海军成立十几年来的工作和萧劲光、苏振华等海军领导此前讲话中的一些主要观点、重要提法，进行了无端的歪曲、指责。苏振华被迫作了检查（萧劲光因病住院未到会）。几位不赞成李作鹏等人做法的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拒绝发言。陶勇则明确表态：海军成立十几年来工作中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种态度令李作鹏一伙大为恼火。
陶勇与李作鹏一伙分歧、对立进一步明朗化，是在1965年10月底至12月中旬召开的海军党委第三届二次会议上（以下简称“三二”会议）。这次会议是李作鹏决意要开的。是时，李作鹏等人来海军已三年多，李已成了党委主持日常工作的“核心”。他所以执意召开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通过会议和文字的形式肯定他们到海军后的功绩，记录下他们对“林副主席”的忠诚，为进一步攫取海军领导权作准备。会上，部分党委成员在李作鹏等人的唆使下，以“总结海军近三年的工作”为名，对萧劲光、苏振华等海军领导进行了尖酸刻薄的贬斥、攻击，甚至谩骂。会议开了一半，陶勇气愤难耐，即以筹备召开崇武以东海战庆功会为由请假回了部队。临行前，李作鹏点名要他对拟在会上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后统称《三年基本总结》）表态。陶勇毫不含糊地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海军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海军建设、海军部队的战绩，有目共睹，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即便领导同志有错误，在党的会议上，出言不逊、杀气腾腾也是不妥当的。说完，他愤愤地离开会场。这次会议决议，以“对林副主席指示、对突出政治的态度”为标准，将海军团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划分为高举的、犹豫的、反对的三种类型。陶勇理所当然地被划入反对的一类。李作鹏亲自主持把会议上的分歧、争论写成《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上报中央军委。
“三二”会议结束不到半年，海军党委于1966年5月27日至8月25日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三次会议（6月17日后改为党委扩大会议，以下统称“三三”会议），议题为“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的影响”。接到通知，陶勇清楚这是“三二”会议的继续，遂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到会。直到7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明确表态，李作鹏一伙在会上导演的夺权（以群众要求名义报军委，罢黜萧劲光、苏振华领导权）阴谋败露，叶剑英元帅点名要陶勇出席会议，他才连夜乘飞机赴京。在会上，他先后几次发言，对李作鹏一伙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评。迫于形势，李作鹏一伙在会上作了检查，但他们并不甘心认输。
矛盾在“文革”中加剧
海军“三三”会议结束不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就通过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传话给陶勇：“海军的风向要变！”
其实，“三三”会议还没结束，海军的风向就已经开始变了。
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成了“二号人物”。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即“三三”会议尚在进行中的8月13日，林彪在与总部领导的谈话中就对海军领导作了评价：“李作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突出政治的，反对罗瑞卿有功的。”“萧劲光、苏振华是反对我的。”“海军‘三三’会议要收兵停战。”8月25日，“三三”会议草草通过了关于否定李作鹏一伙非组织活动的决议，宣布结束。深知李作鹏等人背后有靠山的陶勇，对政治斗争之复杂、自己面临形势之危险，十分清醒。“三三”会议期间，一位老战友几次打电话要去招待所看他，他都坚决谢绝了，最后不得不在电话里解释：“他们（林彪、李作鹏等）正在设法整我，何必让他们多揪一个……”
“三三”会议之后，林彪通过看大字报（林于9月22日、23日先后两次到海军机关“看大字报”）、即席讲话等方式，一再表示对李作鹏等人的支持。很快，机关上下无人不知“李作鹏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林副主席信得过的人”。翌年1月中旬，在林彪支持下，海军党委改组，成立了“以李作鹏等为核心的海军新党委”，“三三”会议的决议便彻底推翻了。以李作鹏等人为核心的“革命左派”，控制了部队的领导权。萧劲光被揪斗，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等多数海军首长，司政后机关大部领导，相继被软禁、隔离审查。在东海舰队，一向深受部队拥戴的陶勇，说话也不那么灵了。有的人为了取得“左派”首长的信任，甚至监视陶勇的行动，打陶勇的“小报告”。
东海舰队机关的驻地上海市，是“文革”动乱的发源地和风口。1966年初冬，市委、市府机关已陷于瘫痪状态。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领导人，被“造反派”揪来揪去，无休止地批斗、游街。面对这种情况，以坦荡无私、敢作敢为著称的陶勇当然不能坐视不问。一天，他听说市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找不到安全地方，当即把电话打过去：到我们这里来开，部队安全！为防“造反派”冲击会场，陶勇还专门部署官兵站岗警戒。听说市委有的领导同志在批斗会上遭受殴打，陶勇亲自到批判会现场或派人暗中给予保护。刚做了肺癌手术在市委招待所休养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在“造反派”日夜不停的鼓噪声中寝食不安，陶勇派人悄悄将他接到舰队机关保护起来。
很快，陶勇保护地方“走资派”，抵制海军“左派”首长领导等问题，被人一一报告海军机关。这对一直想拔除陶勇这颗钉子的李作鹏等人来说，无疑是极有分量的材料。李作鹏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明里暗里多次向进京串连的海军院校的“造反派”透露这些东西，煽动他们造陶勇的反。经过多日串连、密谋，由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等单位“造反派”组成的所谓“南下捉鬼队”一行五人，于1967年元旦后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是时，陶勇因做阑尾手术加之胃病复发，正在杭州的海军疗养院。他没有想到，险恶正向他一步步压来。
死在机关院内深不及顶的水井里
1967年1月，随着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夺取市委、市府的领导权，上海市动乱达到高潮。受此影响，东海舰队的文工团、体工队等单位，开始贴大字报，有人提出要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闻此情况，陶勇于1月14日晚迅疾返回上海。
15日一上班，陶勇即主持召开舰队党委常委会，分析形势，研究保持部队稳定和新年度工作计划等问题。会议决定，从当日起，常委分头到要求搞“四大”的训练团、文工团、护士学校等几个单位，有针对性地做稳定工作，宣传军委有关指示精神，强调有意见可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但不能开展“四大”。此后几天里，陶勇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几个单位，听取领导和群众代表的意见，传达、宣传军委相关文件精神。
19日上午，陶勇在舰队政治部会议室里同政治部副主任柳夷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他告诉柳夷，海军党委已正式作出决定，由李作鹏主持日常工作。两天前苏政委已被抄家、软禁了。稍停，他心情沉重地说：“柳夷同志，今天下午你得乘飞机去北京，由保卫员送你去。这是李作鹏亲自批的。你就受点委屈吧！”接着他又说，海军“三三”会议后段你我都参加了。会上对李作鹏他们提了意见，这笔账李作鹏他们不会放过的。“柳夷同志，你前脚走，我也跑不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来揪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戴高帽、游街。这些吓不倒我们，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送走柳夷后，陶勇心里说不出的沉重。这天晚上，他似有预感地对儿子张小勇说：“我可能要带你上风波亭了……”
随着社会动乱加剧，地方“造反派”直接把手伸进了部队。接连两天，舰队机关两个曾在地方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被地方“造反派”极其野蛮地扯下领章、帽徽，戴上高帽子挟持而去。19日晚，陶勇主持召开舰队机关处以上干部会议，专门讲这一问题。他在会上强调，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运动，是舰队党委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的。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错误，由舰队党委，首先是我负责，这些干部本人没有责任。地方“造反派”不能随随便便来部队揪人。并当场宣布：舰队机关大院自即日起，加强警戒。严格门卫、岗哨和值班人员制度，绝对禁止地方“造反派”随便进入营区绑架、揪斗干部。
21日早7点多，陶勇乘车前往舰队司令部机关。前一天，即20日，他在梅嘉生副司令员陪同下，在舰队工程部所属的加工厂、护士学校等单位接见工人和学生代表，做思想工作，忙了一整天。晚上，他又到训练团，与“造反派”代表谈话直至凌晨4点。担心因群众游行路上堵车，他和衣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下，草草吃罢早饭，就坐车出发了。但街上已经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游行队伍穿过。往常从他居处到舰队机关大院只需十几分钟，这天却走了半个多小时。看着街上的混乱局面，陶勇心绪说不出的烦乱。8点一上班，他挂通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电话：听说张春桥还在上海，他在哪里？我想与他谈谈运动问题。廖政国回答：好多人找他，只是不知在什么地方。不过，有军报和《红旗》杂志的两个记者在这里，他们是专门来调查了解运动情况的，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向他们反映。陶勇同意请他们到舰队来谈谈。
10时，两名记者在廖政国陪同下来到陶勇办公室。廖政国作简单介绍后，陶勇即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他思考多日的问题。他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针对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便我们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坚持搞“四大”。如舰队训练团，按其性质不属于“四大”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干部受海军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类似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中央要作出明确规定。第二，“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地方“四清”工作队的干部。参加“四清”的干部是执行舰队党委决定去的，他们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做工作，他们个人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他们的进一步规定。讲到这里，陶勇沉思着停下来。记者看出他还有话要说，但又不便启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