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自创建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苏北人民，创建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重要力量。医疗卫生工作在新四军的生存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构建了其发展的“生命线”。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苏北地区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医疗机构和医疗救护队伍的建设、卫生管理制度和宣传教育、在苏北地区时的医疗救护和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工作。通过对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开展情况的研究，不仅可以展示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坚韧与智慧，也能够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组建新四军医疗卫生机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协议，1937年12月25日，在湖北汉口建立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江西南昌。新四军成立后，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在有序开展，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沈其震受叶挺军长的邀请，组建新四军军医处（后来统称为卫生部）。1938年2月，沈其震处长在江西南昌正式宣布新四军军医处成立。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分析了敌、我、顽三方在华中错综复杂的形势后，提出了优先发展苏北的意见。1940年6月，按照中央关于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部署，陈毅决定率主力兵力渡江北上，7月在塘头将渡江北来的江南指挥部改名为苏北指挥部，指挥部设军医处，崔义田任处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后，部队挥戈东进，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沈其震为卫生部部长，崔义田、戴济民为卫生部副部长。25日，新四军军部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建，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分别设卫生部部长。根据新四军的战略部署，黄克诚率领的第三师主要任务是以苏北为中心保卫和建设淮海、盐阜，这两个地区后来统称为苏北抗日根据地[6]。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标志着苏北根据地最终稳固地建立起来，新四军从此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重建军部后，军卫生部编医政、保健、材料和总务四个科，在做好作战卫生勤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健全组织机构、完善管理制度。在此期间，先后创办了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医学院和新四军军医学校，并开办医务干部轮训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务人才[7]，为保障军队战斗力和抗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建立和扩大医疗救护队伍
新四军军医处成立之初，沈其震处长在协和医院工作时的导师林可胜教授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由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型医护队伍。这支新型军医队伍成为战时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医疗保障，也为后来培养和吸纳更多优秀的医务人员打下基础。皖南事变后，仅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军部的专业医护人员有40多名。此外，军医处通过开办各类医训班的形式，自力更生壮大医护队伍。全师先后组建师、旅属医院21所、医疗（休养）所70个，团（县）休养所120多个。据统计，新四军在1938年5月到1945年9月期间，举办约102期卫训班、卫校、医院等，培养卫生技术人员4000余人、药剂人员300余人、化验师约50余人、集训团卫生队长250余人。
新四军医疗队伍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许多国际友人的帮助。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综合医学博士奥地利泌尿科和妇科专家罗生特，在上海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在得知八路军和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后，经国际新闻记者、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的介绍，受沈其震部长的邀请，几经辗转于1941年3月来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从事医疗工作。根据地医护人员紧缺，罗生特向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提出建议，扩建原卫生训练班，成立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第一期招收162名学员，罗生特亲自担任教员，传授医学专业知识。
三、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加强卫生宣传教育
新四军继承和发扬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重视军队卫生制度的建立。大批受过系统教育的医学知识分子的加入为医疗工作正规化奠定了基础。1940年11月，军医处制订了《保健员的三大任务》，明确了部队火线急救、简易医疗和保健工作卫生制度。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随着军部的发展壮大，卫生工作任务更加繁重。1941年7月，新四军部颁布了《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共计4篇13章，系统地规定各项卫生管理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卫生部门职责和待遇，是抗战时期新四军最重要的卫生法规。健全的卫生管理制度是部队作战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独立旅卫生部部长黄乎在回忆录中表示，在苏北的两年多时间里，部队的卫生保障工作有了明显的改善。
新四军还通过黑板报、标语、卫生运动、组织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带领群众讲卫生、重预防。通过报纸或印制小册子，如《健康报》《医务生活》《大众卫生手册》《战士卫生》等加强卫生保健知识宣传。《先锋杂志》是在时任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的建议下，于1941年9月在苏北盐阜地区创办的，1942年9月更名为《先锋》，杂志内容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主，兼顾军队建设、生产生活，是苏北根据地一把锋利的精神利剑，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杂志刊载关于卫生健康宣传报道共计十余篇。此外，新四军卫生部每年的5月12日都举行“国际护士节”纪念活动。1941年5月12日，新四军卫生部在盐城隆重庆祝“国际护士节”，表彰优秀医务工作者，陈毅和刘少奇亲自参加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勉励医护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16]。
四、基于苏北实际，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防治
（一）医疗救护
苏北地区地势平坦少山，水网密布，战争年代，伤员的救护和转送多在敌人包围和封锁下进行，平原地区不易于隐蔽，部队卫生人员在开展工作时，依据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以河、湖、港、汊为天然屏障，组织伤员坐上船只转移至芦苇荡，建立起临时性水上医院，以避开日寇“扫荡”。在保障伤员救治和转运中，积极发动群众力量，为伤员提供住所、筹集粮食、赶制衣被等基本生活保障。在组织形式上，医疗卫生工作前方设有火线救护“卫生战士”，后方设有野战医院，根据战伤分类组织救援，缩短了救治时间，提高了治愈率。1940年10月，在对抗顽固派韩德勤的黄桥战役中，苏北指挥部军医处收治近千名伤员，以灵活机动的救护措施减少伤亡损失，保障了部队战斗力。
（二）疾病防治
抗战时期，自然环境恶劣，根据地群众生活困苦，由于缺乏卫生防疫知识，容易导致传染病的流行，特别是疟疾、痢疾、肺结核、黑热病、天花等。伤员不仅要应对战争中的创伤，还要面临各种疾病的威胁。黑热病是苏北地区流行的地方性传染病，盛行于夏季，可经白蛉叮咬而传播。据第三师直属休养所1944年1月至6月调查，在统计的102名急性传染病中，黑热病患者占61%。有些村庄的发病率甚至高达80%。为防治此病，部队卫生人员一方面结合军事需要，开展灭犬行动，预防此病；另一方面，对患病人员进行医治。据记载，1944年第三师卫生部在阜宁县小杨村设立黑热病休养所，免费为患者治疗，仅1年时间，收治近千名患者[5]。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潮湿，也是疟疾的高发地区，疟疾是经蚊虫叮咬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战争时期，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紧缺。早期，新四军主要医疗物资主要靠接受国内外的援助。1939年秋，沈其震处长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请求医药支援，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主动按申请单加倍发药，特别是抗药奎宁片，并派遣了两支医疗队支援。宋庆龄、史沫特莱、英国援华委员会、上海扶救社等都帮助募捐了不少医药器材。皖南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四军的医疗供给工作进入到最困难的阶段。1941年春，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在到药房视察时，指示要发扬红军自力更生优良传统，卫生部要自己开办药厂，解决部队医疗救治工作需要。同年6月沈其震部长到上海筹办，并为部队购买了消炎药和抗疟药，邀请中法大学药科教授恽子强和助教阮学珂到根据地办厂。不久，恽子强教授和阮学珂等一行到达苏北根据地盐城，将所带的仪器、设备和书籍全部捐赠给新四军卫生部，后来成立华中制药厂。此外，部队就地取材，采用土办法，用大蒜代替特效药。同时加强防蚊和卫生知识宣传，注意水源卫生和饮食安全，要求指战员穿衣裤、打绑腿，或用艾蒿熏蚊。新四军每到一处，便带领群众讲卫生、防疾病，宣传卫生防病知识。1941年军卫生部在盐城组织为地方学校上卫生课，开展由11所学校参加的卫生防病工作讨论。
在苏北和淮北地区，回归热疫情严重。1938年涟水县回归热流行，有些村庄发病率达30%以上，部分村庄高达95%。军医处组织新老学员搭配，奔赴重灾区，边进行卫生教育灭虱、勤洗衣洗澡，边治疗，很快扑灭了疫情。
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抗战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资源有限，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战士和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新四军医务工作者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用行动诠释了“铁的信仰、铁的担当、铁的意志、铁的纪律”的铁军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和团结合作的品质。新四军医务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的奉献精神，不仅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缩影，更为后来的医疗卫生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面对困难时，勇敢前行、奋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