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刘少奇、陈毅在盐城领导华中敌后抗战，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又以极大热情领导开展苏北新文化运动，为鼓舞苏北乃至华中敌后抗日军民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北新文化运动具有鲜明的特色，以抗战为主旋律，兼之民主、科学、大众的特征，并以此来呼唤一种民族精神，凝聚苏北社会各界抗战的同心力。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包括新四军部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学校师生、社会贤达、广大群众，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影响力。苏北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创新性实践，积累了众多经验，并以其巨大声势、丰富内涵、多彩多姿、鲜明个性而形成独特魅力。其影响不仅波及华中，亦为全国所瞩目。
一、刘少奇、陈毅积极倡导开展苏北新文化运动
抗战时期，苏北根据地的创建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毛泽东曾经在1940年10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并希望周恩来能够在重庆动员一些开明资本家、社会贤达等“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以及刘少奇、陈毅等在苏北的实践，无疑显现和放大了这样的影响力。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既助燃了苏北影响力，又成为其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0年10月10日，东进北上的新四军陈毅部与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盐城，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次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一方热土，充分彰显地域魅力，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不少党内外文化人纷纷从重庆，上海、香港等大后方或敌占区辗转抵达盐城，投身苏北抗战。他们与根据地开辟后即抵达盐城的新四军部队文化人汇合，形成文人荟萃的局面。众多文化人高密度结集在一个区域，这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是罕见的一种现象，也为即将在苏北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而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则是刘少奇和陈毅。早在1940年10月，陈毅即在海安主持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主要欢迎从上海刚抵苏北的许幸之等一批文化人，并邀请随军的一些文化工作者和地方上的一些文士、名流。虽然这次会议人数并不多，但它的意义在于首先发出了“为开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运动而斗争”的呼声。陈毅在会上以清晰的思路描绘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蓝图。他称：“在徐州、南京战役之后，苏北留在敌后，变成我国抗战最前线”，“在全国敌后有着战略意义的重要地位”，在这里开展文化运动，担负着“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作全面配合，来推翻日寇，改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其影响和结果“将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由此，陈毅力主把苏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做好，“然后再推广至全中国”，并认为这“不仅是抗战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经是中国的文化改革的伟大任务之开始”。显然，陈毅已经将在苏北要开展的文化运动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连在一起了。苏北亦此将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实验区。这一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具有长远战略的思路，致苏北抗战文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较高的立意与起点。
陈毅曾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一文中，对苏北的地域文化有过分析：“苏北历来在全国有文化发达的称誉，可我们踏足在苏北地方，我们的了解不同。所谓苏北的文化发达，这指的是那一种愚民的党文化发达，而不是科学的、民主的、合乎抗战要求的那一种文化的发达。”“日本帝国主义者组织文化队伍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我们应该有抗战的坚强的文化队伍去回答它。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就非常有必要倡导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有别于国民党的党文化以及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文化。
当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抵达盐城后，陈毅关于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路很快便得到刘少奇的支持。在刘少奇、陈毅的创意和领导下，苏北根据地文化建设已提到与军事斗争并重的地位。而根据地文化，毫无疑问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概念，它既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发展，也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更有时代背景所赋予的特殊内涵。所以它是与抗战主题紧密联系的，成为讴歌抗战、鼓舞抗战、促进抗战的有效工具。它的主旋律始终是服从、服务于抗战。根据地开辟后，工农大众的彻底解放，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还要体现在文化上的解放。要让人民群众了解文化、参与文化、欣赏文化。所以开展文化运动，不仅在于提高全民素质，激发他们的民族情感，更在于释放他们的抗日能量。所以其文化属性是抗战的、科学的、大众的。正是利用文化来呼唤一种民族精神，从而能凝聚成苏北社会各界抗战的同心力。
刘少奇、陈毅高屋建瓴，将这种文化定位为新文化运动。在1941年4月苏北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陈毅对此有着详细阐述。苏北文协是抗战时期苏北文化艺术届的联合组织，4月16日，在盐城召开成立大会。它不独对苏北文化，进而对整个华中根据地文化工作的开展无疑是个福音。《江淮日报》载文称：“苏北文协代表大会是苏北敌后文化战线上最进步、最活跃、最艰苦和英勇的文化战士的大汇合，是苏北文化界踏上了一个更崭新、更光荣的时代。这一次大汇合，必然有可歌可泣的报告，必然有切实宝贵的决议，对于今后苏北文化事业的开展必然能够获得决定的保证。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能够给以有力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保卫苏北、保卫华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必然能够提供极大的贡献。”来自苏北各地以及部队代表近300人参会。刘少奇、陈毅和彭康、钱俊瑞等华中党的领导人也出席了会议。
陈毅以《为广泛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而斗争》为题发表致词称：“苏北文协的成立，对巩固苏北的前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保证苏北抗战将要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陈毅高度评价苏北文协代表大会“是破天荒的”，并号召“苏北的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把苏北的文化事业做好，然后再推广到全国。”从苏北起步，再延及全国，这就注定了苏北文化事业的高起点。
继之，刘少奇发表了题为《苏北文化协会任务》的重要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目前在苏北所要开展的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刘少奇于此正式将苏北文化表述为“新文化运动”，并解释“为什么应该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呢？因为它反对敌寇、汉奸殖民地旧文化，反对中国半封建的愚昧、黑暗、倒退、盲从的旧文化，建立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刘少奇又强调“这种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普遍深入的新启蒙运动。我们不仅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启蒙运动，而且主要的是要在一般的人民中特别是劳动人民中进行启蒙运动。要使他们从黑暗、愚昧、盲从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参加目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参加目前的抗日民主运动。”刘少奇对苏北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很成熟，论述也很具体，他称：“文化运动是整个抗日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推动整个抗日民主运动前进，文化运动才更可能前进，文化的大规模建设才有可能，才有新的题材领域与基础”，希望文化人“努力参加整个抗日民主运动……这种参加的具体形式，即是参加到政府中工作，加强它，过问它，督促它”。欢迎文化人参加政府工作，可以说是对文化人的极大信任。接着刘少奇对苏北文协提出了3项具体任务：1．保护文化教育事业中一切人员的利益；2．普遍深入地开展苏北新文化运动，3．团结和组织苏北全体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员，使苏北文协成为苏北文化界全体的组织。最后刘少奇祝“苏北文协前途无限，胜利完成它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前途无限”，正是刘少奇对苏北文协所寄予的厚望，也是对苏北新文化运动的期盼。
对于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时任中原局（后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宣传部部长的彭康如此注释：“必须是民族的，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并指出民族的光荣前途；必须是科学的，启发人民大众的知识，不再是愚昧无知，为特权者所欺骗；必须是大众的，使大众能接受，能享受，不再是特权阶层的独占品。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苏北文协成立后，为进一步制造文化舆论，《江淮日报》在头版左上角专门刊登口号：“在广大苏北，要普遍地开展文化工作，只靠现有的文化工作者是不够的，我们要在工作中培养大批的新文化工作同志一万甚至两万，为达到苏北新文化的普及而奋斗！”
1941年6月，刘少奇在盐城第二届参议会上作《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著名报告，其中强调“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彻底办好”，“创造新的苏北，新的盐城”。这种“新的苏北、新的盐城”，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仅对华中，进而对全国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与开展
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苏北新文化运动熏染着抗战的烽火硝烟，伴随着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异彩纷呈，蔚为壮观。
1、众多文化大家云集，奠定重要基础。随着苏北根据地的开辟，一批部队系统的文化工作者随着部队抵达苏北，他们一方面从事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地方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他们可以说是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先遣队。与此同时，随着苏北根据地在华中敌后抗战中心地位的确立，大批著名文化大家、文艺工作者和热心文化事业的进步青年从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等敌占区、国统区抵达苏北，汇入苏北刚刚形成的文化之潮。文化学者从四面八方汇集而至，形成高密度的地域聚集，是苏北新文化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时期先后抵达苏北根据地的文化学者、艺术大家有文学家丘东平、陈岛、戈茅、吴蔷、蒋天佐等；有美术家许幸之、莫朴、刘汝醴、沈柔坚、铁璎、芦芒、涂克、胡考、洪藏、庄五州、戴英浪、赖少奇等；有音乐家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枚、沈亚威等；有戏剧家刘保罗，许晴、阿英、沈西蒙、黄其明等；有诗人林山、辛劳等；有新闻出版家邹韬奋、范长江、王澜西、黄源、刘述周、华应申、李恩求等；有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徐雪寒、顾准等；有史学家吕振羽以及著名文人学者彭康、钱俊瑞、李一氓、夏征农、扬帆、戴伯韬、孙克定、蒋天佐、艾寒松等。这是一个文化方阵，赫赫而立，必将对苏北新文化运动产生影响和发挥极大作用。而在苏北新文化运动中，一批本土文化工作者脱颖而出，成为不同领域出类拔萃者。其中包括：谢冰岩、谢铁骊、陈登科、庞学勤、戴煌、雪飞等。他们是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众多文化组织建立，全面有序推进。在苏北根据地作为华中敌后抗战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地位确立的同时，文化中心地位亦逐步显现，其中包括众多文化组织的建立。它们既催生着苏北新文化运动，也是苏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体现。
1940年12月，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在盐城创刊，它既是华中党的喉舌，全面报道根据地党政军民以及根据地建设情况，同时还专门报道根据地宣传文化动态、消息，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后，大篇幅地报道刘少奇、陈毅、彭康的有关讲话和新文化运动开展情况。1941年2月，刘少奇兼任院长的鲁艺华中分院在盐城创办，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4个系，成为培养华中敌后抗战艺术人才的摇篮。8月，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军部决定撤销鲁艺华中分院，分别成立军部鲁工团和三师师部鲁工团，继续开展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和参与苏北新文化运动。4月，苏北文艺家协会在盐城成立，成为苏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继之，苏北诗歌协会、戏剧协会、歌咏协会、木刻工作者协会、新闻记者学会苏北分会等纷纷成立，充分彰显这一时期苏北浓烈的抗战文化氛围和地域激情，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1942年，在陈毅的创意下，极具特色的苏北“文化村”在阜宁建立，众多文化人相对集中一个区域，开展文化的学习、交流、创作等活动。同时，便于安排战争环境下的文化人安全和生活事宜。这是一个文化创新之举，在其他抗日根据地绝无仅有。由文化村，又派生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统战组织——湖海艺文社，雅集苏北开明士绅、社会名流、学者文人，以诗文为载体，求精神之趋同，据此，通过文化的凝聚力，打开苏北团结抗战之局面。
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文艺团体也成为苏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在盐阜区的三师八旅文工队（团）是一支艺术水准较高的文艺团体，创作排演了许多著名戏剧，为鼓舞部队士气，丰富官兵精神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淮海实验京剧团，则活跃于淮海区，演出古今剧目，深受群众喜爱。盐阜区和淮海区各县均建立专业文工团，它们以根据地政权建设、军民鱼水、群众运动、参军支前、拥军优属、锄奸反特、生产运动等内容为题材，创作演出淮剧、淮海戏、广场剧、秧歌剧、小型歌舞剧等。而通过“旧瓶装新酒”，对淮剧的改革则具有创新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整合的需要，苏北各县文工团合并为苏北文工团，成为苏北一支有力的文化大军。
在苏北新文化运动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团体不能不提及，它就是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新旅1935年成立于苏北淮安，他们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以旅行实践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新教育理念，走向社会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足迹遍及上海、南京、北平、兰州、西安、武汉、桂林等18个省份，行程5万里，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皖南事变后，新旅从国统区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苏北分团，很快融入苏北新文化运动。他们发挥能唱会跳、能编会演的优势，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文艺力量。在根据地重大活动中几乎都离不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演出包括舞蹈、诗歌、歌舞剧、话剧、儿童剧、秧歌剧、表演唱、双簧、快板、皮影戏等，形式非常丰富，深得群众喜爱。新旅先后创办了《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儿童文娱》《每月新歌》等儿童刊物，并牵头组织创作了一大批儿童学作品。新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述了有志不在年高，抗战人人有责的道理。由此也充分彰显了苏北新文化运动的感召力。
3、众多文化活动开展，形式丰富多彩。为了营造浓厚的新文化运动的氛围，新闻出版事业首当其冲。在苏北创刊的《江淮日报》和出版的《江淮》杂志，连续发表了有关抗战文化运动方面的社论、专题文章，如《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文化运动与组织动员》《集中群力，创造苏北新文化》等。《江淮日报》还辟有《江淮》《抗战文艺》《抗剧》等副刊，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园地。继之，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江淮文化》、三师政治部主办的《先锋报》、八旅政治部主办的《战斗报》等。苏北文协主办的《实践》、苏北记协主办的《苏北记者》也先后出版。苏北文协还编辑出版了多种新文化丛书和通俗大众读物，供应各学校，作为进行抗战宣传的教材。同时还建立图书馆，办文化干部短训班。
在苏北新文化运动中，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文艺工作者，以音乐、戏剧、美术、文学、舞蹈、民间文艺等多种形式开展文化艺术活动。通过艺术的特殊感染力，吸引根据地广大军民参与其中，凝聚同仇敌忾、抗日卫国的向心力。在音乐方面则表现为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歌曲等；在美术方面则以木刻、版画创作为主，同时，营造浓烈抗战氛围的室外宣传画也极富特色；在文学方面则有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尤以“墙头诗”较为普及和广为创作；舞蹈主要体现在小舞剧、广场舞和儿童舞等方面，尤其突出的是秧歌舞在苏北广为普及，男女老少皆会跳，部队、机关、学校、农村到处可见群众性秧歌舞，重大集会、活动都有秧歌舞助兴；民间文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踩高跷、荡旱船、耍狮子、舞苍龙、玩麒麟、打莲湘、敲响板、唱道情、拉洋片、打花鼓，以及口技、杂技、杂耍等，这些多彩多姿的“土特产”，在根据地十分普及，备受青睐；戏剧则是在根据地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歌剧、话剧、京剧、淮剧、淮海剧、广场剧、秧歌剧、活报剧等在苏北均有体现，可谓丰富多采、生动活泼。戏剧演出时，从城市剧院到室外广场和农村田间，往往总是人头攒动，气氛热烈。艺术形态的丰富多元，充分彰显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蔚然绽放。
4、众多文化作品呈现，彰显深厚积淀。在苏北新文化运动中，一批文化艺术工作者满怀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从火热的抗日斗争中撷取题材，根据不同门类创作出大量艺术作品，为抗战文化服务，其中不乏有着较高艺术水准，成为经典。
文学作品中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特写、散文等。早期小说有《草莽英雄传》《自卫队的故事》《女犯》《最后的一个手榴弹》《绝壁上》《战死的人》《佃湖的敌人逃跑了》《劫后杨庄》《十年》《茅山下》等，以及长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六月，苏北的原野》。以上创作者有杨巩、张亚冰、老刘、仲苞、朱微明、吴蓟、赖少其、东丘平、常工、凡一、路汀、白桦、陈伟、许幸之、江明等。报告文学与特写有阿英的《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为着战死者的记念》、江流的《热泪潸潸话海程》、常工的《两个张乡长》、计超的《机枪射手徐昌林》、倪震与吴蓟合作的《民兵们就这样战斗着》，以及殷扬的《皖南突围记》等。“墙头诗”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在苏北根据地较为普及，报刊上经常有“墙头诗”发表，街道墙面更是“墙头诗”的最佳载体。
音乐作品主要体现在歌曲创作上，据北京市新四军研究会编著的《新四军歌曲》一书记载，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时）与三师苏北抗日根据地创作的歌曲即达100多首。传唱广泛、影响远及的作品包括：《新四军万岁》《黄桥烧饼歌》《苏北进行曲》《我们要爱护苏北》《中华民族好儿女》《勇敢队》《保卫家乡》《军民团结一条心》《我们同是一家人》《新四军进行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民兵歌》《打胜仗》《参军谣》《垦春泥》《军民是一家》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法西斯人士、奥地利著名医生罗生特于1941年抵达苏北后，受着苏北新文化运动氛围的感染，创作了歌曲《反法西斯进行曲》。这是他对音乐创作的首次尝试，是其坚定反法西斯战斗意志的一种全新表达。
美术作品的载体主要是报刊插图、墙面宣传、宣传画、年画、黑板报，以及教学作品、抗币版图等，形式主要为独幅画、领袖像、连环画、漫画，常见为木刻、版画、速写甚至雕塑等。作品有《迎接1940年》《斗争在苏北敌后》《收获归来》《鲁迅像》《高尔基像》《牛耕图》《收割》《学习，学习，再学习》《军民团结》《修堤》《生产自救》《儿童团》《劳动者》《开展敌后文化斗争》《春耕》等。唯一的一件雕塑作品，则是1943年芦芒为“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设计的新四军战士塑像，成为苏北美术奇观和创举。在苏北出版发行的《江淮日报》《江淮》杂志、《先锋》《新知识》《儿童文艺》，以及《淮海报》《盐阜报》《盐阜大众》等都刊有大量美术作品。苏北还先后出版了《先锋画报》《苏北画报》《木刻选集》《木刻漫画》《盐阜木刻》等专业美术出版物。
戏剧作品为催生、丰富、发展苏北新文化运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包括歌剧《农村曲》《人牛太平》《带枪的人》《宁死不屈》《红鼻子参军》《雾都重庆》等；话剧《皖南一家》《茅山脚下》《惊弓之鸟》《王玉凤》《复仇》《胜利》《带枪的人》《视察专员》《蜕变》《一个打十个》等；淮剧在苏北有着丰厚的群众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戏剧工作者对就淮剧进行改革，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创作出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的大量新作品，有《照减不误》《路遥知马力》《生死同心》《鱼滨河边》《参军去》《雨过天晴》《王大进冬学》《丁赞亭》《模范父亲》《过关》《懒龙伸腰》《组织起来》《同心土变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着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戏剧创作的传承，在1944年对敌反攻前，阿英在盐阜区创作了《李闯王》，李一氓在淮海区创作了《九宫山》，加之夏征农等在苏中根据地创作的《甲申记》，形成了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为主题的三部大戏，但各有侧重，剧种不一，形成鼎立之势。三剧曾在苏北阜宁同时亮相，气势磅礴，相得益彰。《李闯王》与《九宫山》成为苏北根据地戏剧创作的高峰。
苏北新文化运动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加之于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成为根据地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三、苏北新文化运动的特色与影响
1、刘少奇、陈毅亲自擘画与直接领导。苏北根据地开辟之初，面对频繁的军事斗争以及百端待举的建设内容，刘少奇、陈毅高瞻远瞩，将文化提到与军事并重的地位，且倾注极大热情亲自擘画与领导。这是苏北新文化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无可比拟的特点。刘少奇、陈毅在戎马倥偬中，依然写文章、作报告，对苏北新文化运动作理论阐述和现实要求，甚至直接领导和亲自参与。刘少奇兼任《江淮日报》社社长和鲁艺华中分院院长，以及陈毅策划、倡议成立文化村、湖海艺文社等即为其例。正是他们的文化情怀催生了苏北新文化运动。而他们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又吸引了地方名流雅士、乡绅硕重、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形成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除了刘少奇、陈毅外，苏北根据地其他党政军领导人黄克诚、张爱萍、曹荻秋、李一氓等对文化工作极为重视并直接参与，同时，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法规，保障了新文化运动在苏北有序开展。
2、创立了新型的文化发展机制。苏北根据地新文化运动发展机制的变更，主要表现为文化作用的提升和文化工作者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文化发展内部诸多关系的调整。在这里，文化及其所属的各种艺术不再仅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遗品，而跃身为服务抗战、推动根据地建设的主题。文化艺术工作者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成为民族革命和抵御外侮的中坚力量。在苏北，突破了自古以来文化艺术囿于少数人创作和欣赏的狭小圈子，文化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施展才华的领地，还成为广大群众参与和欣赏的阵地。事实说明，让文化直接与人民大众见面，让一时代的人民大众来规范一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不独对于大众是一种福音，对于文化工作者尤其是一种解放。同时，文化的内部关系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一些文化工作者由一味地追求表现形式的雕琢，转到重视思想内容的深入开掘；由热衷于对过去的、现成的、旧的文化的“复制”，转到提倡和实践表现现实和紧扣抗战主题的新文化；由过去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转到把视角移至工农兵群众。由于劳动人民成为文化的主体，才使文化真正找到了自己繁荣发展的源泉。苏北根据地一系列文化方针和政策，鼓励和支持文化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文化工作者通过自觉地吸收生活中的丰富营养，将艺术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的肥土沃地之中，终使根据地的文化艺术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3、表现出了一种新的审美价值。苏北根据地抗战文化所创造的审美价值，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审美价值。由于它所诞生的时代是民族命运大拼搏的时代，因而激烈拼搏的时代精神本身就决定了美的内涵只能是抗战的、雄壮的阳刚风格。因此，当抗战的硝烟弥漫在整个苏北大地的时候，根据地文化也只能是这样的色彩：高昂、激越、雄壮、刚烈，同时又有着朴实、鲜明、壮丽、崇高的格调。这种美的价值是由时代所决定并赋予的。在苏北根据地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文学、戏剧，还是音乐、美术，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和根据地军民誓死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把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奋斗不息的雄伟形象具体化了，由此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美感力量。在大量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他们身上或明或暗、或浓或淡地折射出时代特色，表现出苏北根据地抗战文化昂扬向上的主旋律。在苏北根据地，工农兵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审美主体。工农兵不仅能欣赏异彩纷呈的文化，而且还能直接参与和投身文化。缘此，根据地文化的表现力、创造力得到极大释放，从而形成独特的审美视角：群体性、自然性、真实性、生动性。工农兵成为文化的主人，他们陶醉其间，沐浴其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丰富。他们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升华了思想境界，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身于抗战洪流。
4、丰富和发展了延安文化。抗战时期，根据地文化的楷模首推延安。那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云集着大批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加之全国各地汇涌而去的知识青年、文化人士，组合成一支壮大的文化队伍。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们创造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时代文化。延安文化是多彩多姿的，是光辉灿烂的，它在我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苏北根据地作为抗战时期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之一，它的文化既有延安文化和其他根据地文化的共性，即党领导下的抗战文化，具有阶级性、人民性、时代性。同时又有它独特的个性所在，它的这种个性同其他根据地的文化个性一道，组合成延及全国的延安文化现象。其中，苏北新文化运动“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广，是仅次于延安而列其他根据地之首的”。
抗战时期，刘少奇、陈毅领导开展的苏北新文化运动，是新四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及至今日，仍然具有研究、总结、借鉴和传承价值。
（作者为盐城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