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结婚留影
“老板”，是我的大姐施儒珍。我家成活的8 个兄弟姊妹，我排行老幺，大约在我5 岁的1943 年，大姐在淳化任小学校长，记得那年大姐回湖熟过年，吃完年夜饭后发现我收到不少压岁钱，不知道怎么是好，机灵的大姐把我喊到她跟前说：“弟呀，我代你保存压岁钱，待我到南京给你买好吃的“马庆康饼干”、好玩的电动小汽车和时尚的儿童夹克，好吗？”“好！”我满口答应，“那么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你就喊我老板嘞！”“老板！”我这么一喊就喊了大半辈子了。
“老板”在家孝敬父母，爱护弟妹。在外工作敬业，和气待人。更令人赞赏的是她有颗强烈的爱国心。当年，湖熟与淳化都是沦陷区，也是新四军游击区。1938 年6 月，陈毅率领新四军开辟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湖熟、淳化相隔不远，所以该地区新四军十分活跃。当年地下党组织在“老板”的支持掩护下，把小学作为联系点开展秘密抗日活动。不料行动被敌人发觉，地下党迅速通知“老板”立马离开前往南京。日本人在淳化抓捕“老板”扑空后，3 个日军带一名毕姓翻译又赶往湖熟家中要搜查抓捕“老板”，当父亲理直气壮地告诉日军，女儿未回来时，领头的日军恼羞成怒地指着父亲问翻译：“他是什么人？”翻译答：“报告，他是湖熟施万顺五洋店老板，福音堂长老！”日军走到堂屋墙前看了一下耶稣基督的挂像后一招手，离开了。“老板”跑到南京汉中堂（现为基督教莫愁路堂），鲍忠牧师安排她在汉中堂义务小学任教。其间，“老板”就住汉中堂，二姐素珍、三姐祥珍均在明德女中读书，也与“老板”同住，我每每到南京来玩也是住“老板”处。一天晚上，鲍师母来找“老板”，谈及给她介绍对象的事，二姐、三姐和我听到这事都有失落感，仿佛“老板”一结婚就不管我们了。“老板”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解释：“我暂时不会结婚的，你们放心吧！”消息传到湖熟母亲那儿，她立即赶到南京劝说“老板”早结婚，理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板”对母亲说：“现在我一是要时刻警惕敌人的抓捕，二是随时准备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务。所以不到抗战胜利绝不结婚……”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市民扬眉吐气。
抗战胜利了，不但官方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民间自发的庆祝形式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胜利”一词成为时髦用语，如家中添宝宝就取名“胜利”；家中有成婚喜事就举办“胜利婚礼”；许多家庭还团聚一起痛饮“胜利酒”，我的家人不善烟酒，二哥提议召开“庆祝胜利家庭音乐会”。“老板”指挥大哥吹口琴，二哥吹笛子，二姐弹风琴，三姐拉二胡，五姐伴唱，父母亲和两位嫂子击鼓击掌，让两个小侄子用筷子敲碗碟、安排我跟节拍伴跳起来。我说不会跳，兄姐们逗乐地说：“你这个小呆子，瞎跳就是了”，兄姐们把《当我们同在一起》这首歌的歌词改为：“当鬼子们投降了，投降了，投降了。当鬼子们投降了，其快乐无比！你对着我笑嘻嘻，我对着你笑哈哈。当鬼子们投降了，其快乐无比。”一大家子人唱呀！跳呀！疯呀！可谓是南京百姓家庭庆祝胜利的一个缩影。
日本宣布投降时，“老板”兴奋得连续几天未合眼，原来发誓“抗战不胜利不结婚”的“老板”，也考虑“胜利婚礼”了，并于1946 年在南京汉中堂由鲍忠牧师主婚，在双方父母见证下举行了“胜利婚礼”，并拍摄了“老板”的婚纱照和“胜利婚礼”纪念照。
完婚后“老板”与大姐夫为表达“胜利时刻”的狂喜心情，还特地租了一辆马车，带着母亲、二姐和我到燕子矶浪漫一下，又拍下愉快的合影，“老板”美其名曰为“胜利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