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亲莅影片拍摄现场，图为陈毅与饰演铁梅的齐桂荣交谈
今年1 月是新四军老军长陈毅元帅逝世50 周年。他的历史功绩和人格魅力，世人皆知，而他对文艺工作的关爱，现今的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太多了。
陈毅从小喜爱文学，喜欢写诗，办过报纸，曾是文学青年，是文化人，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了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了外交家。一路走来，他一直关注着文艺工作，把文艺工作当作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来重视。他不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却熟谙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每每有真知灼见贡献于文艺界。
对文化人的关爱
在对待文化人的态度上，在新四军陈毅与项英有个鲜明的对照：诗人辛劳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创作了一部万言长诗《捧血者》，同是诗人的聂绀弩将这部诗发表在他编的《东南月刊》上，聂绀弩还写了一篇短评，给予充分肯定和较高的评价。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一次大会上却公开批评说：“辛劳为什么要写那么长的诗，现在谁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他那万言诗？聂绀弩为什么还要吹捧他？难道要鼓励大家写万言诗吗？”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项英的批评有他的道理，但在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的统战环境下，作为新四军政治工作最高领导人的当众批评，还是给文化人造成很大的压力。结果，聂绀弩、辛劳先后离开了皖南军部。而1940 年底，辛劳从上海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城时，陈毅握着辛劳的手说，苏北需要诗人，需要作家，需要各式各样的文化工作者。他鼓励辛劳发挥专长，大胆地创作，用诗歌作武器。陈毅一番话，使辛劳非常感动，感觉遇到了知音。
陈毅对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十分重视。他在《论建军工作》一文中指出：“文化工作是革命军队强有力的斗争武器，本军应掌握这个武器，去打击敌人和保卫自己。”为了筹建鲁艺华中分院，他曾说，我情愿少一个旅，也要去上海礼聘文学艺术界知名的先进人士来华中根据地办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深秋，陈毅约见刚到苏北不久的许幸之，要他带上以“仲弘”署名的3封信，回上海邀请许广平、王任叔(巴人)和李平心3 位文化名人来筹备中的鲁艺华中分院担任领导和教学。后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已足见陈毅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和国民党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香港、上海和大后方等地一些文化人纷纷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战事频繁、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为使这些文化人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创作和生活的环境，陈毅提议在军部驻地停翅港附近的卖饭曹设立“文化村”，派扬帆主持，办好食堂、俱乐部，照料好文化人及其亲属的生活和安全，支持文化人的工作。又创办“湖海艺文社”，以文会友，发展抗战文化。
批评极左的文艺观点
陈毅在文艺理论上反对偏激或“ 左”的观点。1941 年鲁艺华中分院诗歌协会成立时，有人大为赞赏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美学观。认为一切自然和人间的美与丑，都要用阶级观点来衡量和分析，认为离开了阶级观点，人和大自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美与丑。只有“劳动”是创造诗歌、文学的源泉……参加会议的陈毅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用阶级观点分析文艺，用劳动观点来解剖美与丑的法则，的确有他的独特见解。但他的理论有时过分偏激，把一切美感和艺术起源都归结到‘劳动’上面去，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美学观。”对普列汉诺夫把美的阶级性绝对化的观点，陈毅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着鲁艺庭院中的玫瑰花说：“我不相信劳动人民就不欣赏这美丽的鲜花。只是现在的劳动人民为牛马般的劳动与生活所苦，没有时间和没有心情来欣赏罢了。”他又举例说：“假如有个长得非常美丽的少女从这里走过，我们的战士们会觉得她长得丑恶不堪而唾弃她吗？我相信绝没有这回事。”在那一切以苏联为榜样，以“阶级”观点来对待一切的时代背景下，陈毅坚持独立思考，亮出自己的不同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反对创作“脸谱化”概念化
为揭露重庆国民党四大家族腐败和反共图谋，1943 年鲁艺华中分院的沈西蒙创作了话剧《重庆廿四小时》。陈毅在看排演时，提出将剧名改为《重庆交响乐》，剧名要画龙点睛，《重庆交响乐》说明戏中有各种声音的交响，有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场、商场、舞场的声音，有大官僚和小百姓的声音，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声音。陈毅对剧本内容和演员的表演、台词都逐一提出不少新的内容和意见。对反面人物塑造，反对脸谱化。他批评“你们就喜欢把反动派演成丑角，这是不对的。”
反对诗歌“自我呻吟”，要为大众而歌唱。1941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陈毅与许幸之谈诗，许问陈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最喜欢谁的诗？陈脱口而出：“白居易，陶渊明。”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大众化倾向，清新易懂。”陈毅说，“现在许多新诗人多半离不开旧的‘自我呻吟’的圈套，很少有如白居易那样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欣赏的诗人。”
新四军教导队文化队合影能
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要突出个人
陈毅主张反映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要突出个人，要敢于反映革命队伍内部的消极面。《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题材的故事片。陈毅听完《南征北战》剧本的介绍，在指出了剧本存在的概念化、简单化问题之后，又着重强调说：“有些对话请你们务必修改，不要提我陈毅的名字，也不要提陈司令、陈军长，统统改成部队通用的首长称呼。仗不是我陈毅一个人打的，是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打的。我陈毅一个人能消灭敌人60 万吗?显然不能够。胜利归功于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归功于大家。个人在革命中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陈毅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我的作用也就是那么点子，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夸大个人作用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只承认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只承认时势造英雄的说法，而不赞成一个英雄能造就整个时势的说法。你们剧本中要好好写写那些冲锋陷阵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给《南征北战》创作者谈剧本时还提出，不要写真人真事，要用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的方法去写。陈毅谈到表现敌人也应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如果敌人是顽强的，就不应该把他们写得不堪一击。
要敢于揭露革命队伍内部的消极面
在谈及《南征北战》剧本修改时，陈毅说：要敢于反映革命队伍内部的消极面。陈毅看了《南征北战》剧本的初稿后，对剧作者沈默君说：“你们应该设计一个解放军团长，在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搞不通思想，丧失了胜利信心，临阵脱逃，叛变投敌，最后在我军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又俘虏了他，使他受到了军法审判。”但剧作者不敢写一个团长叛变投敌，改为写一个战士王小春由于对运动战思想不通，从主力部队开小差到地方游击队的情节。但在审查过程中，有人认为让一个战士的思想发展到开小差，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结果修改为没有开小差，变为我方全是正面人物出场。后来在《南征北战》拍摄过程中，陈毅在北京遇到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对他说：“一个战士开了小差，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那张国焘开了大差，投降了蒋介石，能不能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垮台了呢？不要形而上学看问题嘛！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脱离了革命，我们党垮台了没有？没有！党少了一个陈独秀还不是照样发展壮大了，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到现在？对艺术要求不能形而上学，吹毛求疵！”
主张保留上海交响乐团
上海交响乐团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交响音乐专业演奏团体。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879 年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其演出水平曾有“远东第一”之称。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把它改为上海音乐协会交响乐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把它接管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在接管这个交响乐团时，有关人士认为这个团外国人管了几十年，是“文化侵略的产物”，而且团里人员复杂，首席指挥是意大利人，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利人，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演出的节目又多是西洋音乐，工农兵听不懂，拟将乐团解散。陈毅认真地听取了专家等多方面的意见，及时果断地阻止了这一做法，他说：“交响乐是文化，是艺术，是好武器，就看它演出的是什么东西。用一些外国人怕啥子？这些人也是艺术家，可以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再说，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嘛！”就这样，交响乐团被保存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负党政军重任，后又兼任外交部长，公务繁忙，仍瞩目文坛，对党的文艺工作一向倾注热情，敢于发表意见。1961 年6 月19 日，陈毅在《在京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曾批评文艺界的一些“左”的现象，如让古人穿“人民装”“赋予他们以现代的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不仅在旧戏里找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在里面找毛泽东思想”。他批评在改编传统戏剧时，把本来是悲剧结局改成大团圆结局。他说：“并不是每一个戏都要有完满的结局，实际生活中也不都是完满的结局。”
1962 年3 月6 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批评文艺大跃进中，喊出“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他有时为作者鸣不平，说《洞箫横吹》因批评了一个县委书记挨批，“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这一点批评都不容许？”说“一个作家带那么一点旧的东西，就要整得一塌糊涂，我看这不是党的政策。”批评官僚主义的审稿者，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功夫，就否定完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这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个给你的权？“目前就是整得有很多同志精神上不痛快，心情不舒畅，不敢写，写的时候也只能奉命作文”。批评有的官僚主义领导，不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说文艺已被搞成“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套路。他举例说，要人写个作品，写好了，这个说要加大跃进，作家便加大跃进；那个说要加大办钢铁，又加大办钢铁；这个说要加大办水利，又加了大办水利，结果这样一加，这个作品根本就不像个作品了，最后取消了。
陈毅关于文艺工作的这些观点，有着特定时代的针对性，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然其精神至今仍并不过时，且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