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日子里，常皆春最忘不掉的，是转移。
常皆春回忆说，转移是和敌人赛跑，领导交待，要跑，假如跑倒下了就算，没倒下就要拼命跑，别让日军打死或抓去。受中共地下组织委派，一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当她身份随时会被告密的危险时刻，组织上指示赶快撤出。她和另一名情报员搭船，转移离开苏中地区的泰兴，上了岸火速直奔海安方向，星夜兼程，脚上鼓起血泡还是死命跑，寻找到分区教导队，参加了新四军。在教导大队学习医护技能，结了业，她成为新四军医护人员。
常皆春，江苏泰兴人。离休前，任常州市妇幼保健所所长。早年，小学毕业读师范，卷入抗日洪流，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医疗救护时常需要转移。敌人要来了，就得马上撤出原来地方。常皆春说，转移伤员采取三个办法：能走的轻伤员，跟随医护人员徒步行动；不能走能坐的伤病员，坐上老百姓独轮车，由民夫推着撤离；伤及头脑、心脏的危重伤员，迅速转送到群众的家里，给他们留两枚手榴弹，或备一把菜刀、锄头，若遇上险情自卫对付敌人，负责巡诊的护理员，隐蔽的场所距离重伤员居点，必须在3里路之内，便于上门巡查护理。抗战后期，面对日伪军残酷的“清乡”行动，就把重伤员转移到海边的茅草丛中，蜿蜒的茅草比人高，重伤员隐藏在里面，医护人员夜间陪护伤员，白天为了躲避日军巡逻追击，一早起来坐船往远海漂泊，直到天黑再返回海边。大海上避险，船上一整天喝不上一口水，从群众家里弄来少量饮水，是留给伤员喝的。常皆春含泪回忆，伤员们看到我们干渴嘴裂，非叫我们喝水，推来推去，像抗美援朝战场“上甘岭”情景，这是革命的阶级感情啊。
当年，由于敌人的封锁，新四军医疗器具、药物奇缺，又因转移频繁受到条件限制，伤病员的治疗变得十分艰难。常皆春清楚记得，有一个新四军伤员从战场上送来，整个臀部布满大大小小31个伤口，他是被敌人的炮弹碎片炸伤的，面对马蜂窝似的伤口，在没有病床的情况下，常皆春跪在地上，为这位伤员清洗伤口、换药，连续几个小时，时值夏季，她大汗淋漓，衣服湿透，犹如从河里上来一般。常皆春还护理过一个排长，至今想起来，还非常难过。排长不满30岁，多次转移，战伤的伤口不慎染上“破伤风”杆菌，张口困难，牙关紧闭，面部表情肌群出现阵发性痉挛，腰部前凸，头、足后屈，形成“角弓反张”状。当时没什么有效药物，只能打一针镇静剂，根本不管用，后来引起肺部感染、循环衰竭等并发症，没有抢救过来。当时，常皆春想到他的家人没法来为他送行奉祭，便鼓起勇气，上去紧紧抱住排长弯曲的尸体，让同伴使劲朝相反方向扳，为他穿上入殓衣服，她眼睁睁望着被抬走的这位排长，心如刀绞……
转移，磨炼意志，考验革命信念。艰难岁月，常皆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今年93岁，居住在养老院，耳很背，听力衰退。然而，共产党人初心，老人刻骨铭心。
常皆春说过，只要活着，就要把新四军故事说给后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