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
四大贡献为革命
在共和国的开国十大将中，张云逸年龄最大，他比徐海东大8岁，比其他大将大10余岁。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前的资历，与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共和国元帅类似。1909年，张云逸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4月，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担当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并参加了攻打两广总督府。1914年，他参加讨袁护国战争。1925年，张云逸任旅长时，先后两次参加国民革命军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1926年7月，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在北伐战争中，先后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式进入红军的行列后，除创建红七军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本上都在红军总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先后给刘伯承和叶剑英当副手。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在新四军成立时担任参谋长，是新四军中仅次于叶挺、项英的第三号人物，同时还在军部下辖的支队兼任职务，是新四军著名的五大支队司令员之一。其他支队司令员分别是陈毅、张鼎丞、高敬亭和彭雪枫，粟裕和谭震林是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冬，新四军下设江南、江北指挥部时，陈毅和张云逸又分任这两个指挥部的指挥。粟裕和徐海东、罗炳辉是副指挥。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陈毅担任代军长，刘少奇担任政治委员，张云逸担任副军长，仍是第三号人物，继续在新组建的7个师中兼任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其他师长是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
1943年秋，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后，张云逸则代理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直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作为陈毅的副手，担任山东军区和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在整个新四军和华东军区时期的军事领导人中，张云逸的资历与职务与陈毅旗鼓相当。
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张云逸有四大重要贡献。
张云逸的第一个重要贡献：于1929年12月11日与邓小平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并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担任军长职务。从此，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打开了。
1984年12月11日，为了纪念百色起义、缅怀革命烈士，烈士纪念碑在广西百色地区城东后面的龙山落成。纪念碑前临右江、俯视鹅城，后拥群山，青松翠柏相随，碑高23.9米，外形似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又似一杆直指天宇的红缨枪。正面镌刻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百色起义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百色起义的纪事碑文，两侧是关于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到百色韦拔群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内容的浮雕，碑顶凸起的“1929”字样标明了百色起义的时间。
1931年2月初，在邓小平离队赴中央汇报工作后，张云逸率红七军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向中央苏区转移。经过半年艰苦转战，红七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月22日，红七军在江西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从此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红七军的这次长途转战，也被称作“小长征”。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七军的战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全军授衔时，张云逸麾下的红七军将领中有上将1人，中将4人，少将12人。
张云逸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在红军主要时期和新四军初期，参与司令部参谋工作建设，尤其在担任作战局长、作战部长期间，做了大量具体的实际工作。作战部长一职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总参谋长的头号得力助手。
1931年冬，张云逸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参与组建军委机关和领导红军的参谋工作建设。1933年，他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研究和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在《红星报》上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指导性文章。1934年10月，他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协助军委领导组织侦察、开路设营、部署军事行动。到陕北后，他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时，张云逸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1936年4月，他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张云逸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他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在参谋会议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后来，他参与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张云逸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皖南事变后，他参与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工作，并任副军长。
张云逸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前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1933年11月，他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十九路军与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又奉命去福州对李济深、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他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统战工作，并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他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1941年2月，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副军长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全军授衔时，张云逸麾下的新四军第二师将领中有中将7人，少将28人。
张云逸的第四个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在陈毅随野战军行动时主持华东军区的日常工作，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和地方武装、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因此时张云逸的年龄已不适合直接带兵打仗，上级为了他的健康和安全，便让他负责后方工作。
1939年夏，张云逸（右）与赖传珠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身经百战克敌顽
张云逸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许多大仗、恶仗和胜仗。隆安驰援战。1930年2月4日，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妄图把新生的红七军扼杀在摇篮里，以5个团的兵力向右江根据地前线城镇隆安进攻。因为当地兵力不多，只有红七军第一纵队部和一个营，情势危如累卵。张云逸得知后，立即带领红七军主力，从百色、果化等地日夜兼程南下赶赴前线。6日，张云逸率主力驰援到达隆安城外，立即投入战斗，终于使红军守城部队从敌人的重围中冲出，并转移到城外。接着，张云逸又率部先在马鞍山、亭泗战斗中予敌重创，又占领了怀远镇。
榕江攻坚战。4月30日，张云逸率部像游龙一样，北上到达黔东南的榕江城外，突然袭击这座贵州军阀囤积军需粮草的后方基地。攻城战斗打响以后，红军攻势如潮，跨壕沟，架云梯，直冲城下。但黔军凭借优良的武器和坚固的城墙进行顽抗，战斗进入白热化，张云逸亲临前线指挥，红七军军部也提出了“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最后总攻时，红军士气高昂，经反复猛烈冲击，终于在当天下午攻克榕江。
再攻百色。百色重镇在张云逸率领红七军驰援隆安时，于2月上旬被桂军乘虚占领。6月初，张云逸率领红军再次攻打百色，以夺回这座红色城池。攻击开始后，张云逸先以山炮、迫击炮轰击城外桂军的碉堡和炮台。尔后，红七军第一、第二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向敌人穿插迂回，摧毁了百色城外的桂军据点和许多小碉堡。但是，桂军依仗城北山上的一个大碉堡进行顽抗，战斗直到第二天下午仍未结束。张云逸等亲自到前沿观察敌情，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命令把山炮拉到离敌人只有500米远的山顶上进行平射，同时命令一个排在距碉堡200米远的死角处埋伏待命。连续两炮之后，碉堡被打中，埋伏的红军突击队立即发起进攻，消灭了碉堡里的敌人，各部队分路冲进了城。这次战斗消灭桂军300余人，缴枪300多支，红七军终于收复百色。张云逸等又率部乘胜前进，连克右江沿岸的恩隆、思林、奉议等县。
巧渡乐昌河。1931年1月上旬，张云逸率红七军从桂北全州县城出发，沿湘桂粤边界前进，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红七军先经湖南的道州南下至江华，到达湘桂边界的桂岭，再折转向东，翻越九嶷山，进入粤北连州。2月初，在粤北乐昌附近渡杨溪河时，红七军突遭粤军从乐昌和韶关分路而至的南北夹击。邓小平等率领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部分人员渡过了乐昌河，并同粤军展开激战。而张云逸带领的第五十八团一部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及伤病员等七八百人未能过河。此时红军被截为两部分，而敌军又不断增兵。面对岌岌可危的处境，邓小平和张云逸临危不惧，决定各自行动。张云逸没有强行渡河，而是立即率部向乐昌河上游运动，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终于摆脱敌人，抵达乐昌和坪石之间较为狭窄的河段。部队联络到地方党组织，在群众密切配合下，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
转战湘赣边。1931年2月中旬，张云逸部到达湖南酃县的黄泥潭，这里是红色游击区。在黄泥潭休整10多天后，张云逸率领第五十八团继续前进，2月底，他们在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5月中旬，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第三师在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团，活捉敌人800名，缴获枪支近千的重大胜利。接着，红七军又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红七军在湘赣边区的作战，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强渡乌江。1934年底，时任红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随同总参谋长刘伯承赶到乌江边，经过实地侦察，决定佯攻大渡口，主攻上游500米处小道，并利用时机，抓紧架桥。但红军的攻击与偷渡均未成功。1935年1月2日凌晨，张云逸带领红军工兵营来到第二师第四团，加强架桥力量，一方面布置任务，一方面说明当前的危急形势。他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渡江，势必只有背水一战，这对红军非常不利。第四团听了张云逸传达的中央军委要求后，决心不畏最大牺牲，坚决渡过江去，确保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拂晓时，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的带领下，以60多个竹筏强渡，在头晚先行偷渡过江的几个战友的配合下强渡成功，控制了乌江渡口。
半塔集保卫战。1940年1月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骨干李品仙，以万余兵力进攻新四军第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与第五支队政治委员郭述申指挥新四军3000余人坚守。经过7昼夜激战，半塔集守军终于等到了张云逸与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和挺进纵队回援。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的张云逸，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沉着镇定，与邓子恢等内外配合，坚决抗敌。张云逸指挥若定，向进攻半塔集的顽军大举反攻。顽军在新四军两面夹击下，全线动摇，仓皇撤逃。半塔集保卫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是华中反磨擦的首战胜利，新四军还在定远建立了华中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陈毅曾高度评价半塔集保卫战：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进击豫皖苏。1944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张云逸，以彭雪枫第四师主力5个团执行西进任务，2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并调黄克诚第三师第七旅到淮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以罗炳辉第二师、谭希林第七师钳制桂顽，策应第四师西进。8月15日，彭雪枫率领第四师主力西进，沿途扫除了顽军的阻挠，粉碎了日伪军的跟踪，连克黄庄等据点，恢复了豫皖边的萧（县）、永（城）、宿（县）抗日根据地。这时，顽军乘新四军立足未稳，分别从东、南、西、北四面夹击西进部队。据此，张云逸等拟即集中路东主力配合路西，首先打击歼灭由东向西之段海州、苗秀霖等部，然后集中主力对付由涡河北上之王毓文顽军；并建议八路军继续向陇海路北之耿继勋、刘瑞岐等部推进，以策应第四师作战。此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9月10月间，张云逸即指挥部队先迎头痛击段、苗部的进攻，扩大了西进主力作战的回旋余地，确保了前后方的交通；接着剿灭了陇海路以北的耿、刘残部，控制了丰、沛、铜、砀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后又粉碎了王毓文勾结日伪军由涡、蒙向永城抗日根据地的进犯。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经过4个月的战斗，第四师主力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歼灭日伪军和顽军共计1.3万余人，拔除据点36处，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至陇海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使淮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将近一倍。
纵横苏皖边。抗战胜利后，自1945年9月至年底，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部署新四军各主力师进行有效作战与战略调防，形成新的防御态势。9月上旬和下旬，张云逸即令第三师黄克诚部主力分别攻占淮阴、淮安。战后，新四军歼灭伪军1.3万余人，控制了苏中、苏北、淮南的枢纽。随后，第三师又攻占新安镇、陈家港等重要市镇，解放了苏北盐场。与此同时，张云逸等又组织领导第二师罗炳辉部、第四师张爱萍部主力和地方部队民兵彻底破坏了津浦路徐宿段和浦滁段，攻占了曹村、夹沟、符离集、乌衣等9个车站，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苏中新四军部队也根据张云逸的部署，先后攻克泰兴、如皋、海安、安丰等城镇，之后又转兵北上，于11月中旬解放了盐城，歼灭伪军万余人。张云逸还部署粟裕的第一师、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北撤至长江以北。新四军占领淮阴后不久，张云逸即率军部迁到淮阴。
策应莱芜战役。1947年初，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张云逸，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北上莱芜歼灭李仙洲集团，指挥华东军区各地方武装积极策应主力作战。在胶济线展开的破袭战，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200余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了10万余民兵，连续7夜对铁路进行大破袭，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军的交通，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莱芜战役正式打响后，各地组织100多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日夜袭击国民党军。鲁中警卫第五团在配合歼击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战斗中，击毙该师师长，俘敌及缴获众多。其他地方武装在配合主力作战中也取得很大胜利。
1941年11月，张云逸（右三）与陈毅（右五）、彭雪枫（左四）等在淮北泗阳县
纵观张云逸一生，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正如毛泽东所赞誉的那样：“老成持重，威望颇高”，“是模范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