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邦
以舞言志，以舞警世，为人生而舞，这是他的坐标。他实现了中国舞蹈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以男性的阳刚之气取代飘逸轻柔的“女乐”之风。面对故园烽火、山河破碎，他的舞蹈和着激昂的旋律，点燃了民族热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他是中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奠基人、开路人。舞蹈一旦融汇社会和时代的主流，便将凝结成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吴晓邦，一位艺术大家，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中国现代舞的筚路蓝缕者
上海四川北路是与南京路、淮海路齐名的著名商业和文化街区。跳舞场、影戏院、茶馆、酒楼、浴室、妓院，星罗棋布、毗邻而立，日夕车辆、熙来攘往。它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的一个缩影，众多的商业文化现象都会折射其间。1932年秋的一天，四川北路一家老字号绸布庄楼上，赫然挂出一个招牌：晓邦舞蹈学校。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其创办人即以后成为中国现代舞之父的吴晓邦。
吴晓邦此前曾与国内大量有志青年一样，选择东渡扶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兼小提琴。异国求学是一种特殊的经历，除了学之所长、拓宽视野外，还能感受到异样的文化氛围。
当时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潮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的深刻影响，吴晓邦开始有了民主与革命的意识，并且开始在艺术领域里体验新的生活。原名吴祖培的他，因仰慕波兰爱国主义音乐家肖邦的艺术才华及其音乐中澎湃的民族主义激情，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吴晓邦。在“肖邦”与“晓邦”的谐音中享受着他的崇拜与追求。当然，这仅是体现一种情感倾向，而真正改变吴晓邦并使之义无反顾，矢志不渝选择以艺术为生的，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一天晚上，吴晓邦在早稻田大学大隈会堂观看演出，其中由学生表演的一个舞蹈《群鬼》，让他特别地震撼，久久无法释怀。这个被吴晓邦喻为“启明星”的舞蹈，以木鱼伴奏，背景昏暗，表现了一群吸血鬼、饿死鬼、冤死鬼为了各自的目的在地狱里寻找出路而“群魔乱舞”。创作者以鬼喻人，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人世的矛盾和不安，以生动而奇特的肢体语言，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舞蹈的魅力与冲击力竟如此强大，特别是溢于举手投足间的社会政治指向，让吴晓邦第一次感受到与上海滩肉欲横流中的绵绵之舞的本质区别，同时亦感悟到其他艺术所不能赋予的那种激情和默契。
正是这种心灵的撞击，让吴晓邦毅然决定改学舞蹈，并确立“为人生而舞蹈”的目标。他将舞蹈视作与文学、音乐、绘画并列，能够表现人生和震撼人世的独立艺术，立志献身于斯。这个偶然的晚上，改变了吴晓邦的一生，也开启了中国现代舞的历史。
正像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一样，吴晓邦放弃了经济而专攻舞蹈艺术。他开始入学日本高田雅夫舞蹈研究所，随高田苗子系统学习芭蕾。当时，西方现代舞思潮已传入日本，而江口隆哉、宫操子夫妇则是日本现代舞事业的开拓者。吴晓邦又拜其门下学习现代舞，研究日本舞蹈界各流派的艺术，并进行创作。其间，他深受德国表现主义舞蹈的理论与技术，以及现代舞大师邓肯和日本美学家邦正美的影响，对现代舞领悟颇深，对创作帮助亦大。吴晓邦有着惊人的舞蹈天赋，加之对舞蹈的痴迷、执著，所以很快便有所收获。他的处女作《无静止的运动》和独舞《傀儡》，皆在东京公演，后者受到日本舞蹈界的高度关注。吴晓邦的志向是开创中国的新舞蹈艺术。正是这一腔热血伴行他回到祖国，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将现代舞引入中国，首倡新舞蹈艺术运动，立誓“为人生而舞蹈”。
然而国内的现状与吴晓邦的期望还是有着巨大的落差，他的行为很少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因为，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上看，从飘逸轻柔之风占据主导地位的“女乐”艺术来看，吴晓邦，一个大男人，跳着如此奇特的表现现实生活的舞蹈，尤其是表现社会苦难与矛盾的舞蹈，实在是太另类了。在周围一片娱乐歌舞和西方传来的带有色情意味的舞厅表演之中，吴晓邦的现代舞注定是孤独的、异类的，甚至遭诋毁的。其舞校的门可罗雀则为必然现象。然而，亦有为数甚寡的好之者与趋之者。吴晓邦迎来的第一个学生即为日后成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舒绣文。作为吴晓邦现代舞艺术的共同追求者，她的出现让吴晓邦颇生感激，也对他的自信和坚持产生作用。然而，由于舞校的支出完全依仗吴晓邦的家产维系，不但不收学费，还为学生解决基本温饱。囿于经济社会的多重原因，“晓邦舞蹈学校”坚持半年后被迫停办。
吴晓邦选择了再次前往日本进修现代舞。1935年，返回上海的吴晓邦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舞蹈研究所——晓邦舞蹈研究所，开始系统研究现代舞蹈理论以及在中国的推广。继之，吴晓邦又策划在上海兰心剧院举办了他自己的、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个人舞蹈作品发布会”， 观众均为上海文艺界人士。他创作演出了揭露社会黑暗、讽刺虚无主义、向往和憧憬光明的舞蹈《送葬》《傀儡》《黄浦江边》《小丑》《奇梦》《拜金主义》等十几个作品，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舞艺术创作之先河。这种舞蹈已明显地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吴晓邦称其为“新舞蹈”。让人颇有感触的是，发布会仅售出一张门票。购票者是一位波兰妇女，原因是在其舞蹈音乐中有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三个作品。而她正是一位肖邦的崇拜者。但这丝毫不影响吴晓邦对现代舞的热情和追求。他坚信，现代舞总有一天会落地中国，为大众接受。他愿为此奋斗一生。
第一个舞蹈学校，第一个舞蹈研究所，第一个舞蹈作品发布会。吴晓邦无疑是中国现代舞的筚路蓝缕者，其拓荒者的意义和价值永远恒定在中国现代舞蹈史上。
抗战主题激活了他全部的创作灵感
1937年7月7日，随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卢沟晓月的浪漫意境荡然无存，栩栩如生的石狮弹痕累累。国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震惊。卢沟桥，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发地，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同时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猎猎作响的抗战大旗，犹如无声的招唤，吸引着华夏热血男儿。
上海救亡演剧四队合影，后排左二为吴晓邦
上海进步文艺界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其中组织战时移动演剧队，则为上海文艺界同仁首创。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军民一致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两日后，上海戏剧界人士于卡尔登剧场举行紧急会议，以中国剧作者协会和戏剧联谊社名义发起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决议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吴晓邦置身上海，深深为上海文艺界同仁的抗战热情所感染。他很快便成为上海救亡演剧四队的一员。
其时演剧四队队长为电影导演和戏剧理论家、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创作者陈鲤庭。他们主要在沪宁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带流动演出，宣传抗战。参加演剧四队亦成为吴晓邦艺术生涯中最大的转折点。以后他在《我的艺术生涯》中这样回忆自己从个人情感宣泄到投奔社会洪流的过程：“过去几年里，我完全沉溺在个人的舞蹈活动中，几乎与世隔绝。但是这燎原的战火像在焚炙着我的心，激励我走出那艺术桃源，奔向抗日行列。”吴晓邦由此走出自我，走出封闭，而融入整个文艺界的抗战洪流。
名称冠以“演剧队”，自然以演剧为主，当然还有演讲、教唱救亡歌曲、展览连环漫画、制作抗战标语等多种形式。其中吴晓邦的舞蹈则显得尤为特别。毕竟那时从事现代舞表演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一次在江苏无锡的演出中，演剧队的队员们指挥着街头群众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现场气氛热烈，激情高亢。那熟悉的旋律点燃了人们的民族热情，一种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在众人的和声中凝结和传扬。吴晓邦被深深地感染，同时也激发出他创作的欲望和灵感。他随即在现场根据《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意境，即兴编排了舞蹈动作，并向剧团的一个同志借了一件深色上衣、一条黑色裤子和一条腰带，赤脚冲上了表演场地。他的动作充满张力，从中国武术散打中借鉴的冲拳、踢腿以及呐喊式的仰头问天动作，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观者们泪流满面，并随着吴晓邦的舞蹈动作而高唱起来。此后，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就成了吴晓邦的代表作，他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弥漫着抗日烽烟的中华大地。哪里有抗日的旗帜，哪里就有吴晓邦和他的抗日舞蹈，就有抗日的激情在传播。《义勇军进行曲》是新舞蹈艺术最著名的开山之作。吴晓邦在任意一个场地上都能进入狂热的艺术表演状态，他成了一个时代里舞蹈艺术的代表。
抗战的主题激活了吴晓邦全部的创作灵感。他根据贺绿汀的同名歌曲创作了舞蹈《游击队员之歌》。舞台上，游击队员来了！他们身穿灰色的战士服，手拨草丛，观察敌情，向侵略者开火等情节，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得到充分张扬和表现。他根据当时流行甚广的《大刀进行曲》编排了《大刀舞》，动作刚劲有力，令人震撼。舞蹈《流亡三部曲》、小舞剧《打杀汉奸》，都是他这一时期主题鲜明的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充满爱国激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吴晓邦的舞蹈作品在整个中华民族求民主、求解放的历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代表性作品除上述外，还包括《国际歌舞》《丑表功》《送葬曲》《傀儡》等。这些作品无一不给当时的抗战军民以振奋、警醒和激励。
在破碎的祖国山河面前，吴晓邦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它摆脱了旧舞蹈形式的束缚，表现了时代的特点，使舞蹈不再是那种只为迎合有闲阶层所需，而将“新舞蹈”汇入了社会和时代的主流，成了打击侵略者、鼓舞人民斗志的精神力量。
在经过沪宁线50多场演出后，1937年底，吴晓邦随演剧四队抵达战时中心武汉。武汉的抗战氛围异常浓烈，一种氤氲升腾的地域激情，让每个身临其境者都为之热血沸腾。武汉之行注定要成为吴晓邦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其时，由著名词作家张光年创办的拓荒剧团正在武汉重组，拟往西北演出，目的地是延安。吴晓邦闻之后，欲加入拓荒剧团，并择机前往延安。这天，早年留日时东京大学同学杜宣（原名桂苍凌）突然来访，这让吴晓邦十分惊喜。作为左翼剧作家的杜宣，几乎与吴晓邦同时由上海抵达武汉。他是希冀通过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任博古秘书的陈家康，设法前往延安。在办事处得知新四军已经成立，正在广招人才。杜宣在办事处见到了已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李一氓对他说：“延安以后可以去，先留下来参加新四军。新四军正在组建战地服务团，需要大量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仅欢迎你参加，还希望你能在武汉多找一些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青年加入战地服务团。”李一氓随后让其秘书徐平羽与杜宣保持联系。正是缘此，当杜宣得知吴晓邦也在武汉时，随即前往相见。
吴晓邦与杜宣久别重逢，自然颇多寒暄。但话题很快便转到加入新四军的问题。吴晓邦非常愿意。他也听说新四军刚刚组建，需要文艺人才。在哪儿都是从事抗战宣传，不如成为叶挺麾下。吴晓邦与杜宣达成共识，并相约通过各自关系再联络一些文艺人士。对此，以后杜宣曾有如此回忆：“于是我找了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秦昌康、在武昌上中学的我的妹妹桂冰吾，吴晓邦带来他的学生沈光，韦布和他新结婚的夫人周敏，又通过张光年的介绍找来了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李增援和黄若海。”
此时，新四军军部已从武汉迁往南昌，徐平羽催促他们赶快前往南昌报到。于是，吴晓邦便与杜宣等一行乘轮船到九江，再改乘南浔铁路火车到南昌。
南昌市内三眼井友竹路7号，原为北洋军阀张勋的公馆，内有两栋两层楼的洋房和一栋平房，属中西合璧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另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树木、假山、鱼池尽在其中，占地面积为两千多平方米。新四军军部即驻扎这里。风尘仆仆抵达军部的吴晓邦一行，受到时在军部主持工作的副参谋长周子昆的热情欢迎。
吴晓邦就这样加入了新四军。其实，这已是吴晓邦的第二次从戎经历。1926年在上海持志大学学习的吴晓邦为了寻找报国之门，于同年考入武昌南湖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参加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临时组编的中央独立师，并担任叶挺团见习排排长，参加西征平定杨森、夏斗寅的叛乱。这段经历对吴晓邦军人意志的养成和刚毅性格的锻炼起着极大作用。他以后刚劲有力的舞蹈风格与此不无关系。后因时局动荡、家庭阻挠，吴晓邦不得不离开部队而选择东渡日本留学。
再次成为军人，而且仍在叶挺麾下，这让吴晓邦颇有机缘巧合的感觉，而且甚感荣幸。
吴晓邦与新安旅行团成员合影
舞蹈热情在战地生活中尽情挥洒
吴晓邦成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名文艺战士。
战地服务团属于新四军政治部，主要从事文化艺术和民运工作，团长朱克靖，副团长先后为吴仲超、徐平羽、谢云晖。成立之初共100余人，以来自大江南北的文艺青年为主。这天，服务团在军部举行第一次庆祝晚会。各种演出形式百花齐放，有独唱、踢踏舞和口琴独奏等。然而最受欢迎和倾倒全场观众的则是吴晓邦表演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春天里来百花香》两出独舞。与会同志多为当年老红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样式的现代舞蹈，可谓大开眼界。吴晓邦的舞蹈也因此成为战地服务团的代表作和保留节目。
服务团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服装也五花八门，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旗袍，还有的穿学生装。这时，战地服务团已开始做慰劳伤兵和难民的工作，衣服五颜六色，集体出去很不像样。所以他们一直盼望能穿上统一的军装。这天，周子昆通知大家可以到军需处领取军装了。他们非常兴奋，争先恐后地去领军装。虽然军装是灰色的土布服，但在吴晓邦和服务团成员眼中，那就是最漂亮、最有气质的军装。继之又发了证章，为圆形深白色底子，上面半圆孤形上排列“陆军新编第四军”，中间横列“战地服务团”几个字。臂章则是统一的：一个战士持枪冲锋，并有“抗敌”二字。
为了扩大影响，军政治部要求服务团准备一次正式公演。第一次公演，必须一炮打响。服务团领导对演出剧目颇费思量，既要有鲜明的抗战主题，又必体现较强的艺术性。最终选择了由词作家李增援、音乐家何士德与戏剧家邵惟等创作编导的《一家人》等三个独幕剧，以及吴晓邦的两个舞蹈。演出地点是当时南昌市最好的警察大礼堂。当吴晓邦在大家熟悉的旋律中跳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气氛热烈，观众起立击掌、同声和着旋律高唱。吴晓邦被这样浓烈的氛围感染着，竟然连续跳了五遍之多。这是此前任何一次演出都没有过的情景。演出现场沸腾了，舞台上下互动，掌声热烈。观众赞不绝口称“新四军中真有人才”。服务团最后一致认为，演出效果最好的节目是吴晓邦的舞蹈。此后，吴晓邦还随战地服务团到南昌大剧院为国民党伤兵进行专场演出，到国民党驻军中演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为友军演出，充分展示了新四军的博大胸怀和民族大局意识。
作为一名舞蹈家，吴晓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投身民族救亡的战场，以丰富的舞蹈语汇感染每一位观众，激发起抗日军民的斗志。那样的呐喊，虽然无声，却撞击心扉。
1938年4月，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随军部前往安徽岩寺整编点验。岩寺，皖南小镇，风情万种。蜿蜒黛山的背景，染嶂叠翠的色块，加之古朴的石板小巷、门楼牌坊以及青砖黛瓦的徽派民居，浓缩着地域色彩鲜明的皖南风情。
军部开赴岩寺时，正是春意盎然、绿叶婆娑的时节，服务团的团员们兴奋地唱着抗日歌曲，融入全新的环境。新四军所属各部正陆续向岩寺开进，彰显一番“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热血似狂潮”的意境。战地服务团随即在岩寺开展抗战的宣传活动，他们走向小镇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而吴晓邦总是有即兴舞蹈的助兴。其时，以胡兰畦为团长的原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后成为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战地服务团亦在岩寺慰问。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常与他们联袂演出，展示一种团结的力量。吴晓邦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仅令岩寺观众为之震撼，也使友军艺术团体眼睛一亮，深深折服。这就是舞蹈的魅力，这就是吴晓邦的魅力。
1938年12月，吴晓邦从军部临时驻地陈家岭附近地区演出后，离开新四军返回上海，应上海中法戏剧专科学校约请，教授芭蕾和现代舞技术理论。这样的选择好似有所突兀，但却可以体现吴晓邦内心深处一种挥之不去的舞蹈教学情结。从他六年前办第一个舞校起，这种情结就一直在沉淀与延续。显然动荡的部队生活并不能释放他的才华和体现他的价值。新四军与战地服务团的领导都很尊重吴晓邦的选择。服务团的团员们依依不舍，热情相送。短暂的新四军经历也成为吴晓邦一生难以忘怀的一种特别历练。
吴晓邦为新四军儿童团排练节目
上海中法戏剧专科学校集中了上海文艺界的众多知名人士，冯执中任校长，郑振铎教授中国戏剧史，李健吾教授欧洲文学名著选，顾仲彝教授戏剧概论，吴晓邦则教授舞蹈。让现代舞在中国普及、传播，为大众接受，是吴晓邦的抱负与追求。他终于可以面对他的学生传授对现代舞的感悟和理解，这是吴晓邦颇感欣慰和自豪的。
吴晓邦的学生中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漂亮女生叫盛婕，出生名门望族，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侄孙女。她从小生活在欧风很盛、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哈尔滨，就读于贵族女中，受着艺术的熏陶，音乐、芭蕾皆有所长。青春靓丽伴有艺术气质的盛婕常常遭到女中旁工业大学男生的“围追堵截”，甚至有当地小报记者的追踪。
1932年东北三省沦陷。数年后盛婕离开东北前往上海。对艺术的热爱使她选择了中法戏剧专科学校。她尤其喜欢上吴晓邦的课，除了有舞蹈理论、形体训练外，还有独特的现代舞示范教学，极富魅力。盛婕被深深地吸引，她意识到自己对舞蹈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仅是热爱，也许是生命。她立志像吴晓邦那样以舞蹈为终身职业。为此，她也成为吴晓邦最为关爱的学生。学习结业时，吴晓邦为同学们编排了舞蹈《罂粟花》，却特意为盛婕排了一支独舞《心愿》。由此体现他对盛婕的一种特殊感情。毕业后的盛婕任职上海剧艺社，因舞蹈《女儿国》《梁红玉》等一举成名，深受观众喜爱。晚年，盛婕以其在中国舞蹈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的中国舞蹈界最高荣誉奖项——“终身成就奖”。她说，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吴晓邦。
1939年，吴晓邦创作，盛婕独舞的《心愿》
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舞蹈晚会
1939年9月，吴晓邦应欧阳予倩之邀，前往广西桂林艺术馆任教。这时的桂林又被誉为“抗战文化城”，众多文化人云集于此，进行抗战的文化宣传活动。
吴晓邦第一次到桂林，面对奇境、其景，深感“桂林山水甲天下”乃不枉之言。他在参加一些抗战的文化活动外，更多则是陶醉在舞蹈教学中。在他看来，多培养一些舞蹈人才，也是对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化的一种贡献。但面对众多学生的编排辅导，突然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他需要有助手，需要有舞蹈界同仁的协力而为，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愫使然，吴晓邦给在上海的盛婕写了一封信，热情邀请她前来桂林襄助教学。这封信改变了盛婕的人生轨迹，她感受到了吴晓邦字里行间的那种期待，于是毅然与四位同学结伴来到桂林，在艺术馆教授舞蹈，成为吴晓邦的同事、助手。
盛婕的到来令吴晓邦特别兴奋。她也因此成为吴晓邦舞蹈教学中非常默契的助手。当时有一群孩子在陶行知的支持下，以全国巡演的方式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新安旅行团。他们抵达桂林后，很快便得到吴晓邦的关注。吴晓邦与盛婕一起教他们舞蹈，排练场就在桂林有名的“七星岩”防空洞内。这个防空洞可谓又大又安全又隐蔽。正是在这里，吴晓邦为新安旅行团创作了歌舞剧《春的消息》，从而开拓了中国舞剧的创作之路。他将大自然的季节变幻与抗战形势做了巧妙糅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创作的影响，但是在立意和表现手法上，显然带着更加积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创造色彩。继之，吴晓邦又创作排练了另一舞剧《虎爷》。两出舞剧由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演出，反响空前热烈。
1941年，因陶行知的约请，吴晓邦与盛婕一起前往重庆，任教于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对吴晓邦抵重庆很关注。那天，在陶行知先生家中，周恩来特地前往一见。他对吴晓邦说：“先生新舞蹈艺术的教学实践有着很大成就，我一直都很关注。重庆需要大量抗战的文化人才，先生抵渝，必将为抗战宣传发挥更大作用。希望你在重庆工作愉快，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吴晓邦非常感谢周恩来的接见与关照，表示“需要我参加的活动一定全力而为”。周恩来又问及吴晓邦对以后工作生活有什么设计和想法，并提出希望他能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前往延安任教，因为那里有个鲁迅艺术学院。吴晓邦脱口而出：“好啊，延安也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因此，吴晓邦与周恩来有了延安之行的约定。周恩来的和蔼、风度和睿智给了吴晓邦极深印象。他以后说：“自从这次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以后，我感到无限温暖，惟有共产党才是我的领路人。”
在重庆，吴晓邦有了人生的重要收获。他与盛婕在对共同的舞蹈事业追求中，相知相依，并最终升华为爱情。4月14日，吴晓邦与盛婕在重庆实验歌剧院礼堂里举办婚礼。重庆文艺界很多人到场祝贺。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专门派人送来了大束鲜花。婚礼仪式上的吴晓邦与盛婕没有穿结婚礼服，而是穿着新做的制服。盛婕的百褶拖地长裙尤为醒目。在来宾的“起哄”下，新人伉俪为大家即兴跳了一段舞蹈。之后，他们将舞台上的鲜花洒向来宾，现场洋溢着幸福的热浪。
吴晓邦夫妇与子女合影
这时，从南美洲归国的著名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亦来到重庆。戴爱莲与吴晓邦均为中国现代舞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有“南吴北戴”之称。重庆相会，机缘巧合，于是重庆文化界便策划出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舞蹈晚会，即吴晓邦、戴爱莲专场舞蹈晚会。这是一场特别值得期待的演出。地点在重庆最著名的“抗建堂”。
紫红色的大幕徐徐地拉开，五彩的灯光一下子汇集到舞台中央。戴爱莲身着浅色紧身服，在优雅的音乐中缓缓地移步舞台。灯光柔和地洒在她的身上，只见她飘然起舞，随着音乐旋律的情绪变化，如醉如痴。她的舞一会儿飘逸奔放、欢快洒脱，一会儿缓慢柔展、温情脉脉。作为一名舞蹈家，没有什么比舞台更令她陶醉的。继之，吴晓邦出场。他的风格则是刚柔相济，节奏明快，舒展洒脱。与戴爱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洋溢其间的阳刚之气。他的舞蹈语汇是用全部的身心和肢体来表达的，形成一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一男一女，亦刚亦柔，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观众情不自禁地被他们娴熟的技巧、精湛的编排以及优美的舞姿所折服。
吴晓邦陆续表演了《丑表功》《血债》《义勇军进行曲》等代表作，戴爱莲则表演了《思乡曲》、《东江》，以及几个世界著名芭蕾舞的片段和芭蕾小组合，另外还特别展现了南美的土著舞蹈。将演出推向高潮的是吴晓邦、戴爱莲联合表演的《红旗进行曲》与《合力》。他们此前并没有排练，而是全凭对舞蹈的感觉与领悟，和着音乐的旋律和舞蹈的节奏。在张弛伸展间，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默契度以及较高的艺术素养。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掌声热烈。事后，《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场舞蹈演出的意义：“民族舞蹈，现在由少数的中国舞蹈艺术家在不断努力中创造建立。今天这样理解它，它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还是热情的宣传形式。我们非常同意，这种新的舞蹈在不断的努力创造中，一定有它光辉灿烂的前程，与我们新中国的前程一样地向前迈进。”
此后，吴晓邦和盛婕不停地辗转往返于贵阳、重庆、成都、广州等地进行演出、讲学。虽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丝毫动摇不了他们为宣传抗战、唤起民众、培养艺术人才而奔走的决心。1942年7月，吴晓邦受聘到广东曲江艺术专科学校。正是在那里，他总结了几年来的创作经验，整理出一套新舞蹈基本训练教材，并努力使其系统化、科学化、中国化。这套教材也成为以后相当长时间中国新舞蹈教学的经典教材。其间，吴晓邦还相继创作了舞蹈《饥火》《思凡》《生之哀歌》《迎春》《网中人》《月光曲》《花之歌》及舞剧《宝塔与牌坊》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吴晓邦在抗战的生活激流中，对社会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对各种人物的内心有了更深入地挖掘，因而所塑造的舞蹈形象更加准确、丰满、深刻。他在新舞蹈艺术创作上也因此达到一个高峰。他的《饥火》和此前创作的《游击队员之歌》被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的舞蹈经典。
正是源于抗战的大背景，给了吴晓邦创作的灵感。而吴晓邦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又都与抗战主题紧扣相连。用吴晓邦自己的话说：“一腔热血和一颗丹心交织在一起，才能产生出那样神奇的力量”。
1945年6月，在周恩来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吴晓邦与盛婕一起前往心仪已久的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教授舞蹈。
延安，又给了吴晓邦一片崭新的天地。
一代舞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