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逸芳
1943 年新年刚过，驻扎在南京郊区溧水的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琚逸芳与其丈夫接到上级命令，去延安学习、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对琚逸芳他们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个很大的喜讯，他们一直向往着圣地延安，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唯一不方便的是琚逸芳身怀有孕，虽说胎儿还小，毕竟去延安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还要穿越几个沦陷区。但琚逸芳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吃再多的苦她也愿意去延安。当时，琚逸芳的职务是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总会计，承担着全旅的财务、保管账本钱财的工作。
接到去延安命令的不只是琚逸芳他们，各地代表同样接到这个命令，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前往延安。有的代表路遇敌人身负重伤，有的代表牺牲在途中。陈毅也受到毛泽东的电邀，他从黄花塘出发，走了百日数千里才到达延安；段焕竞与李珊夫妇赴延安参加“七大”，更是过千山，涉万水，跨过20 多道封锁钱，走过10 多个革命根据地，越过400 多平方公里的敌占区，行程5000里，历时大半年才到达延安。而琚逸芳却没有这个幸运。
4 月初，琚逸芳随丈夫及警卫员3 人经过一番准备后，他们脱掉军装，换上便衣上路了。他们带着最重要的东西是3 人的组织介绍信，琚逸芳把这封介绍信藏在贴身口袋里。
走不多远，琚逸芳丈夫病了。本来准备病好后继续赶路，谁知路北的日军在疯狂地大清乡，他们3 人只好回到溧水里佳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部，琚逸芳随夫住到后方新桥以东枫厢岭。
住下不久，部队得到情报，敌人正向新四军袭来。琚逸芳丈夫率部队移动，此时琚逸芳怀孕已8 个月，行动实在不便，就留在这个村庄，村子里有新四军部队的一部分后勤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大家认为，敌人一般不会袭击这个村庄。出乎他们意料，部队离开不久，村庄遭到国民党顽军的袭击，琚逸芳和奶妈带着小孩与当地的老百姓一道向周家山避险，由于行动不便，琚逸芳便躲到了溧水新桥山沟的一户人家。第二天，琚逸芳发现对面山上有顽军哨兵在走动，知道他们已经被顽军包围了，想冲出去又怕暴露目标。房东大娘对琚逸芳说：你长得很像我们当地老百姓家的姑娘。琚逸芳灵机一动，跟大娘说：我走不了了，就住在你们家里，如果顽军下山来盘查，就说我是你们的女儿，从上海回来探视家人。随后，琚逸芳检查了随身带的物品，把有关文件放进灶膛里烧了，她看着那张3人去延安的党组织介绍信，没舍得烧，就放进了贴身口袋里。琚逸芳认为，这封组织介绍信就是他们的政治生命，不能遗失。实在保不住时，就塞进嘴巴里吞进肚子里。放好了介绍信，她又把衣服藏在大娘家储存山芋的地窖里。
果然，第二天上午几个顽军来了，屋里屋外看了看，没问什么就走了。下午快傍晚时又来了几个顽军，琚逸芳看出这几个顽军不像上午的顽军好对付，立即把身上的组织介绍信隐藏在屋后的草堆里。顽军果然搜查了，包括搜身，但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琚逸芳趁顽军不注意，假装拔鞋子又将草堆里的介绍信放进了自己的鞋子里。
顽军虽然没查出什么可疑的东西，但他们发现琚逸芳的语言、着装与当地老百姓不一样，顽军就问琚逸芳：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他们家的什么人？是不是新四军？琚逸芳说：我是本地人，这就是我家。顽军不相信，逼着房东大爷说实话，大爷也说琚逸芳是自己的女儿，刚从上海回来看望他们。顽军哪里相信，说大爷不老实，对大爷拳打脚踢，还举枪威胁大爷。琚逸芳看着大爷为了她挨打实在不忍心，就站了出来，对顽军说：你们不要再打我父亲了，要我去我去好了。于是，顽军把琚逸芳、奶妈及孩子一起带到西朱村，关在一家老百姓的小房间里。
琚逸芳被捕了，与她一起被捕的还有其他人。顽军从其他被捕人员中得知琚逸芳是新四军一位重要领导人妻子后，第二天天一亮就把琚逸芳带走了。
琚逸芳最担心的就是身上藏着的组织介绍信，她认为还没到最危险的时候，不能丢弃介绍信，因此，她趁顽军不注意时，把组织介绍信又藏进了自己的内裤边内。
虽然有人说琚逸芳是新四军一位首长的妻子，但琚逸芳说自己叫徐元芳，不是新四军首长的妻子。顽军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就认为琚逸芳是个普通新四军女战士。
琚逸芳挺着大肚子一路上苦不堪言，当天晚上被带到一个村子里，宿营的时候，琚逸芳看顽军哨兵睡着了，就悄悄地出了村子，怀孕8 个月的琚逸芳没跑多远，就被哨兵追上来了。回到宿营地，琚逸芳被戴上镣铐，防止她再跑。
顽军把琚逸芳押送到了广德国民党江南行署，关了一个夏天，她在集中营里生下了孩子。不幸的是，她患上了产后高热症，孩子被饿死了。
人生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有一件事却没有变化，就是那封组织介绍信，牢牢地藏在琚逸芳的贴身衣服里。
随后，顽军又把身患重病的琚逸芳转押到安徽洪坑补充大队。在徽州洪坑，特务区队长虐待琚逸芳，要她承认新四军有“暴动阴谋”，琚逸芳没有屈服，仍然与以前一样回答。特务区队长说；你太不老实了，有人认识你，你不是什么徐元芳，你就是琚逸芳。琚逸芳说：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怎能认识我，他们是认错人了。无论顽军用什么方法逼供，琚逸芳坚持自己原来的口供。顽军让她填表，她在表中强调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加入新四军是没有错误的。琚逸芳用上山砍柴或扛竹子的机会，与难友们聚在一起相互鼓励，一起辱骂那些特务与变节的走狗，与顽军斗争。
1944 年的春天，顽军又把琚逸芳押到对外称为“东南分团”的福建崇安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环境复杂，斗争更加艰难，在几百个共产党员、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士中间，混杂着特务、变节动摇分子及汉奸。上面有大小特务头子管制，四周有宪兵戒备，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琚逸芳把组织介绍信藏在身上，春夏秋冬，每一天的24 小时，时刻不离身。
这年11 月底的一天，琚逸芳又一次越狱了。
那天的傍晚，琚逸芳与难友方布躲在厕所里，等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后，她们走出厕所，观察四周没人后，立即爬上厕所后面的山，她们准备越过山头逃出去。没等她们走下山，集中营点名发现少了两个人，乱成一团，一查，少的是琚逸芳与方布，于是，特务们举着火把，追到山上，发现不对劲就打一枪，琚逸芳和方布躺在树丛里，听着身边的枪声，一动不动。山上树木多，天又黑，易躲不易找，特务们一边走一边叫骂着从琚逸芳和方布身旁走过。直到所有特务离开后，她们才走出来，连夜下山，逃了出来。她们身边没有干粮，沿途乞讨，当时福建人少田多，走进很大的村子，却见不到一个人，乞讨很难。到了浙江地界，她两脱下黄军装，换上了要饭花子的破烂衣服。但各地都有连环保，每到一处都有人盘问，她们称姑嫂关系，与家人躲避战火，走散了。由于敌人封锁十分严密，又不熟悉路，逃出去10 多天后，还是被特务发现了。特务把琚逸芳和方布抓回集中营后，拷打、捆绑示众，放言要枪毙琚逸芳，狱中难友鼓励她，并悄悄送些日用品给她。琚逸芳丈夫得知她“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因无法知道真实信息，琚逸芳与丈夫的婚姻关系就此结束了。
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领导听到琚逸芳等人被捕后，异常愤怒，当年的4 月20 日，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严正地向国民党顽军提出抗议。
1945 年8 月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琚逸芳被释放。
出狱后的琚逸芳得知新四军在浙江浦江活动后，激动万分，怀揣着那封组织介绍信与难友赶到浦江的家里，与家人见面后，又去找新四军部队，但部队已经离开浦江撤到苏北去了。此时，浦江的环境恶化，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她与难友决定分散行动，各自去找部队。琚逸芳向亲戚借了一些钱，资助难友路费，给她们化了装，托一个小商贩带她们安全地离开了浦江。琚逸芳自己孤身一人前往华中解放区找组织。一路上，餐风宿露，于1946 年2 月，终于在苏北东台找到了新四军的部队，由苏中军区政治部介绍她到华中二分区政治部。当琚逸芳把那封以生命为代价保存下来的介绍信交给党组织时，她已经泪流满面了。琚逸芳把这封组织介绍信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什么样的危险环境中，她都没有扔掉它。要知道，如果顽军搜到这封组织介绍信，那琚逸芳的口供就不攻自破，她的生命也难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用人们想象不到的各种方法，千辛万苦地保存下来了这封组织介绍信。
华中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作出了“恢复琚逸芳同志党籍”的决定。
1949 年，琚逸芳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她在上海军管会工作，同年10 月调南京税务局工作，1951 年又调到南京中国人民银行，任党小组长和组织委员职务，1981 年离休。
2007 年12 月28 日，琚逸芳逝世，享年92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