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位老兵
曾在战场屡立战功；
你是一位老兵，
惜别军营隐功埋名。
春风年年，春风年年把你寻找，
日月天天，日月天天把你询问，
你在哪里，我们的功臣，
祖国时刻牵挂在心。
伴着著名军旅歌手朱虹低回的歌声，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一个5岁就没了娘的苦孩子，到第一个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的特等功臣，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到名扬天下的英雄，父亲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
父亲是在老宅的旧房子里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在父亲还能讲话的时候，我问他有什么需要对我交待的，他看着我，缓缓地说：“就两件事：照顾好你们的母亲；让我从家里走。”父亲说的家，位于苏北平原的沭阳县扎下镇周沟村。所谓家，其实只有几间年久失修的普通平房，门窗四处漏风，墙上蜘蛛网随处可见，屋里落满了灰尘，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人住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父亲承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气管早已被切开，大部分时间没有意识，眼睛茫然睁着。因为不能进食，只能通过鼻饲，靠营养液维持生命。鼻饲的管子要经常更换，说是经常，也要一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每次换管，都要把刚结了痂的伤口再次弄破，流很多血。而时间长不换，管子长到肉里很深，拔的时候更疼，流血更多。旧管子拔出后，还要把新管子插进去。插管也不容易，插深不行，插浅也不行。有时要反复几次才能插好。每插一次，都痛彻入骨，殷红的鲜血顺着管子一点一点往下滴，看着父亲疼得浑身大汗，内衣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我心如刀割，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后来，我实在不忍看，就躲到门外，心提在半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病房的门，手心全是汗。父亲不能讲话，多大的痛苦只能默默承受，什么想法也无法让我们知道，内心该是多么的酸楚、哀怨和无助啊。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我母亲，对于我们做子女和后辈的，那种揪心、煎熬和纠结，更是刻骨铭心。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捧起父亲的遗像，对妈妈说：“我大（“大”即父亲）喜欢热闹，我们一走，房子里又没人了，他独自在这里，太冷清，太孤寂了，我把照片带走吧。”
父亲的照片是在他病重时拍的，拍照时，需要有人扶着才能坐起来，虽然眼睛已不大能睁开，但仍然目光如炬，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威武和刚毅。现在，这张照片就放在我的床头。在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梦见父亲，梦见和父亲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记忆的碎片，穿越时空的隧道，渐渐连在了一起。
童年记忆
父亲名叫孙明芝，自小我就像其他孩子一样，管父亲叫“我大”或“大”。我脑海中最早的记忆是，父亲高高的个子，古铜色的皮肤，眼睛很大，右眼布满血丝，看起来凶巴巴的，讲话的口音和我们不一样，语速比较快，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渐渐地，我才知道父亲不是当地人，他的老家离我们这里很远，在山东一个叫莱阳的地方。因为和我母亲结婚，从外地落户到这里的。
我家所住的庄子叫周圩，有4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整个庄台被河沟环抱，水很清，经常看到鱼儿摇着尾巴游来游去。春夏之间，河沟里长着茂密的芦苇，风一吹，发出沙沙的响声，很好听。河的东西两边各有一个通道向外，通道下面埋着两孔很粗的水泥涵管，以便水流通过。我家和庄上大多数人家一样，住着三间堂屋，两间锅屋，都是草房子。唯一不同的是，我家有两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织的，白颜色，很好看；一个是皮的，显得很旧，上着锁，钥匙在父亲那里，从未见开过。妈妈告诉我，那两只箱子，是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
父母亲是通过父亲的一个战友介绍认识的，结婚不久，就从部队转业了，被分配在南通糖业烟酒公司工作。我上面有两个姐姐，父亲好不容易盼来了我这个男孩。生我那天，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抽烟，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显得十分紧张，害怕又是一个女孩。那时候，生孩子不像现在，没有去医院生的，接生主要靠经验和一把剪脐带的剪刀。临产前，才把接生婆请到家里，把剪刀放在烧开的水里简单煮一煮，就算消过毒了。父亲急得要命，躺在妈妈肚里的我似乎一点也不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屋内终于传来婴儿的啼哭声，父亲冲着房里喊：“男的女的？”“带把子的！”父亲一听，长长吁了口气，高兴得大吼一声：“得了金豆子喽！”
在我两岁那年，他因身体不好，请假从南通来家休息。回单位之前，紧紧地抱着我，亲了又亲，久久舍不得放下。那时去南通，只能到县城的汽车站乘长途班车。我家离县城20多里地，来回都得步行，赶急走单趟也要近三个小时。父亲买票时，发现旁边一个妇女抱着个孩子，孩子手里拿着一个带有蓝色花纹的小铁碗，玩得正欢。那也是个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看着看着，父亲一阵心跳，赶紧买了一个，一路小跑把碗送回家。妈妈边递毛巾给父亲擦汗，边说：“你写封信回来，让我去买不就行了，巴巴的跑这么远的路，看把你累的。”父亲没吭声，重又抱起我，我乖巧地喊着“大”，咧着嘴朝他笑。父亲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转身把我递给了妈妈，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我在那里哇哇大哭。
这些都是妈妈讲给我听的，不然我一定不会相信。因为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疼爱我们，我们兄弟姊妹都十分怕他。他讲话，我们从来不敢顶嘴，连妈妈也不敢，否则就要挨打。父亲打人还有个特点，一不准跑，跑了，追到打得更狠；二不准哭，越哭越打；三不准拉，谁拉打谁。为此，妈妈没少挨父亲的巴掌。也许是我小时被父亲打得太多了，被打的恐惧和受到的伤害深深烙在心头，所以我从来舍不得打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连一个指头都没动过。父亲自小就给我们订了很多规矩，比如，要懂礼貌，看到长辈主动打招呼；不准说谎；不准拿别人东西等。所有这些，我们都一一记牢，不敢有半点违反。小伙伴们拉我们一起去偷个瓜果梨枣的，不管怎么劝，哪怕恼了，我和两个姐姐都不参加，白送给我们吃，我们都不敢要。最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父亲那些规矩有的近乎不讲道理，比如，不准我们和人打架，只要打了，不论有理没理，先把我们打一顿再说。为了这个，我们兄弟姊妹没少受小伙伴们的欺负，有时挨了打也不敢还手，回家还不敢说，气得呜呜哭。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之所以这样要求，除了想让我们自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外，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希望我们不要惹是生非。父亲是上门女婿，属于孤门小姓，在农村，排外情绪比较重，外来户往往受欺负，一旦和人家发生矛盾，终究还是自己吃亏；二是要学会忍耐，不要好勇斗狠。他本人因为脾气火爆，受过挫折，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步自己的后尘。父亲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牺牲了我们很多童趣，也使我们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
父亲的身体不怎么好，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六次负伤，特别是腰部的伤很重，时常发作，疼痛难忍。右眼也因受伤，几乎看不见。为了不影响单位的工作，父亲找到领导，要求退休。领导很诧异：“干吗要退休？你还是回家养病，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回来上班。也可以把家属接到南通来呀。”父亲说：“我还不到40岁，长期请假，影响不好。自己都不能工作了，怎么好意思再给组织添麻烦呢？”领导拗不过他，只好说：“那就随你吧，但是有一条，单位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只要愿意，你随时可以回来。”就这样，父亲在1965年8月，提前退休回到了母亲的家。那一年，他才39岁。
扶危济困
父亲退休后，退休金每月74元，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高的工资了，整个扎下乡，他的工资最高。按说，在农村，我们家的生活应该过得很宽裕，起码，应该比大多数人家好一些。事实上，我们穿的、吃的甚至比不上邻居家的孩子。我上初中前，一年四季只有一双黄颜色的解放鞋，夏天放学回家，舍不得穿，赶紧脱下，光着脚丫在地上走。那时的冬天特别冷，雨雪天似乎也比现在多。鞋子被淋湿后，只好在里面填上一层一层的芦苇花。靠着芦苇花的柔软和自己的体温，将鞋子慢慢焐干。每到冬季，芦苇收获的季节，我都会剪下许多芦苇花，收好备用。直到现在，一看到芦苇花，我就感觉身上暖暖的，心里荡起阵阵涟漪，好像它挠到了我心底最柔软处。至于吃的就更不用说了，平时都是山芋干、玉米饼之类的粗粮，有时还吃不饱。除了逢年过节，很难吃到一顿大米饭或白面馒头。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前，妈妈说，今年过节一定做干饭给你们吃。妈妈说的干饭，就是大米饭。按照惯例，中秋节那天，生产队要分稻子。那是大集体时代，除了少得可怜的自留地外，绝大多数土地属于大田地，集体统一种植，庄稼收获后，归集体所有，由生产队集中保管。家家户户吃的粮食，要靠生产队分。那时不讲计划生育，父母亲已经有了七个孩子，我又添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们天天掰着指头盼，盼着吃干饭的那一天。往年的中秋节，天不晌，就分粮了，那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太阳偏西，还一点动静没有。我和二姐早早的拿了口袋在那等，又蹦又跳，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忐忑起来，不会不分了吧？越是忐忑，时间过得越慢。担心、失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不知又过了多久，终于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开秤分粮了。那天傍晚，吃着香喷喷的米饭，就着鲜美的冬瓜，那份高兴，那份享受，那份满足，是今天任何丰盛的宴席都无法比拟的。
我家的日子为什么会过得如此艰难呢？原来，父亲把他工资的大部分救助了比我家更困难的乡亲。庄上刘以亮家的孩子和我同学，有一天病了，要我代他请个假。父亲听我说起这事，赶忙拿了点钱，快步来到刘家，一摸孩子的头，热得烫人，冲着刘以亮就喊：“赶快送医院！”刘以亮急得直搓手，孩子的妈妈不停地流眼泪，一问才知道，他家连一块钱都拿不出。父亲二话没说，背起孩子就往外走，直到进了医院，垫付了医药费，给孩子打上了针，父亲才感到肚子饿了，原来饭还没有吃。村民王开武家断了顿，四处打听谁家买磨，他家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了，想把磨卖掉，换几斤粮食糊口。父亲听说后，一把把他拉到我家，指着刚买的一头小猪说：“我手头也没钱，你把这头猪牵走，明天赶个集卖掉，换点粮食吧。”王开武喜出望外，感动得嘴唇直抖，一句话说不出。一天，父亲的腰伤又犯了，疼得厉害。妈妈上街买了几十个鸡蛋，想给他增加点营养。说来也巧，妈妈刚进屋，邻居宋西贤就来到我家：“明芝哥，能不能借我几块钱啊，家里没吃的了。”父亲一听，就问妈妈：“还有钱没？”妈妈说：“就剩几块钱，被我买了鸡蛋，想给你弄碗蛋汤喝。”“那就把鸡蛋给西贤拿去换点粮食吧，我没事，挺一挺就好了。”妈妈知道拗不过父亲，只好把鸡蛋全都给了宋西贤，一转身，眼泪簌簌往下掉。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以至于后来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好几个邻居讲着讲着，竟泣不成声，连采访的记者都不禁哽咽。
战争年代的孙明芝
惊世战功
你是一位老兵，
曾用热血书写光荣，
你是一位老兵，
至今仍然不愿出名，
战旗飘飘，战旗飘飘为你礼赞，
兵歌声声，兵歌声声为你称颂，
你在那里，我们的老兵，
三军将士向你致敬，
三军将士向你致敬！
……
父亲无私地帮助别人，却从不在别人面前提起，更不谈自己的过去。乡亲们只知道他当过兵，问起他打仗的事，他总是找个话题绕开去。直到有一天县武装部的宋政委来到我家，邻居们才得知，原来朝夕相处的父亲，不仅是个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干活的农民，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还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呐。
1973年春，父亲到县城看病，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人，似乎很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那个人是谁，那人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一直盯着父亲看。父亲问：“请问你贵姓?”话音未落，那人一拳捣在父亲身上，“好你个老孙，这些年你都到哪去了？可把我找坏了。”原来，这人是父亲的战友，名叫张广才，在县邮电局担任副局长。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双方就失去了联系。老张多次托人打听父亲的下落，一直没有消息。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居然在医院门口邂逅了。两位老战友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老张问：“和你一个团的宋吉月同志现在沭阳工作，你知道不？”父亲说：“那还能不知道，县广播站里天天听到他的名字呢。”原来，宋吉月同志当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生产组组长、县人武部政委，在县里属于赫赫有名的人物。老张说：“宋政委多次谈起过你，你干吗不去找他？”“人家那样忙，我又没有什么事，去给人家添什么乱？”
老张第二天就把巧遇父亲的事告诉了宋政委。宋政委笑着说：“这个老孙，多少年了，还是这个犟脾气，他不找我，我去找他！”
四月的农村，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喜鹊在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了我家庄外的路上。那时候的吉普车可了不得，比现在的奔驰、宝马都牛，乡亲们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不知道来了什么大人物，更不知道怎么会到我们庄上来。宋政委和县民政局局长、公社党委书记仨人来到我家，看到三间低矮的草房，屋内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宋政委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感慨地说：“你这个英雄到现在还这样艰苦，我要检讨呢。”父亲笑着说：“比起乡亲们，我的生活算好的了。”老战友相见，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回到了艰苦卓绝的朝鲜战场，回到了生死与共的峥嵘岁月。
“当年你第一个用高射机枪打下美国飞机，那本有你事迹的书，你现在还保留着吗？”“在呢，”父亲腼腆地笑了。说完，拿出钥匙，打开那个旧皮箱，把一本发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事迹》和一大包奖章捧了出来。书中有专门介绍父亲的内容，并配有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年轻英俊，面色冷峻。
“把当年立功和打飞机的经过给我们说说吧！”
在老战友的催促下，父亲终于打开话匣子，揭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
父亲1947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济南、潍县、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数十次战役、战斗。潍县战役中，父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锋，接连拔掉敌人三个火力点，为部队前进扫平了道路。战斗中，父亲光荣负伤，右眼被子弹击中，留下终身残疾。这次战役，他荣立二等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是当年11月9日从辽宁丹东入朝参战的，属于第二批入朝的志愿军战士，第一批入朝时间是10月25日。志愿军在朝鲜共发起五次战役，父亲除第一次外，全部参加过。
新兴里战斗中，时任重机枪班班长的父亲奉命阻击敌人，他带领全班，坚守阵地36个小时，连续打退了敌人几十次冲锋，为我军主力歼灭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之后，父亲又带着全班仅剩的三名战士抄近路追击逃敌。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父亲大吼一声，操起铁锹与敌人展开殊死肉搏。这一战，父亲荣立一等功。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制空权与美军相比，处于极不对称状态。美军飞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给我军推进特别是后勤补给造成严重威胁。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调父亲到新组建的高射机枪连，担任对空射击任务。令人沮丧的是，几次瞄准美国飞机，子弹不是落在前面，就是落在后面，不是打高了，就是打低了，连个飞机的边都没碰着。美国飞机发现我们奈何不了它，更加有恃无恐，屡屡超低空飞行，向我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猛烈扫射，数名战士倒在敌机的枪口下。
原来，当时使用的12.7高射机枪，是前苏联研制专门用来对付德国飞机的。那时飞机的时速在500公里左右，而朝鲜战场上美国的F80飞机，时速已达到800公里以上，当然打不到。难道就这样无功而返，就这样任美国飞机为所欲为，就这样看着战友白白牺牲？父亲双眼冒火，攥紧拳头，毅然做出了一个生死抉择：打俯冲机！就是在敌机俯冲扫射，敌我双方机头和枪口形成一条直线的的电光火石之间，与敌人展开枪口对枪口，火舌对火舌的对射！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个冒险的决定，也是唯一可以克敌制胜的决定。
那天上午10时许，南山左侧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越来越大，敌机呼啸着飞过来了，它飞得很低，上下左右盘旋，寻找目标。1000米—800米—300米—200米，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美国飞机准备扫射的一刹那，父亲抢先扣动扳机，一条火舌直射敌机。只听“呜”的一身尖叫，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一头栽到后山去了。数一数，只用了8发子弹。就这样，父亲用他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勇敢，临危不乱、沉着镇静的气度和高超精准、一枪制胜的本领，成为朝鲜战场上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的第一人。时任九兵团司令的宋时轮将军在一个山洞里接见了父亲，他握着父亲的手，激动地说：“打得好，打出了军威！”
在此后的战斗中，父亲创造了总共击落敌机三架、重创一架的辉煌战绩，荣立一次特等功、一次一等功。
在父亲讲述的过程中，宋政委边听边仔细端详那些承载着父亲光辉战绩的军功章。“老战友，我知道你立过很多功，还不知道你立过这么多功呢，十一次啊。了不得！哦，还有一次特等功、两次一等功呐”。突然，宋政委像是发现了什么，“你是二级战斗英雄吧？”“是啊！”“据我所知，只要立过两次一等功的，一般都评为一级战斗英雄，你是两个一等功，外加一个特等功，怎么才是二级英雄呢？”“你这个老宋啊，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在老战友的追问下，不得不道出了原委。父亲本来是无可争议的被作为一级战斗英雄上报的，就在志愿军总部批准前，有人到上级机关反映，说他有军阀作风，经常打人。上级派人一核实，还果真有这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所在部队，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加上对朝鲜极端严寒天气缺乏了解，全部是穿着单薄的棉衣入朝参战的。部队因冻伤、冻死减员很多。父亲当时担任班长，一天夜里，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多度，吐口唾沫，不等落地，在空中就冻在了一起。行军到达目的地后，由于没有避风的地方，战士们一旦躺下，很有可能就冻得起不来了。于是，父亲不准大家睡觉，要求就地蹦跳。有个战士实在太累了，躺在雪地不肯起来，父亲上前就是一脚，踢得这名战士哇哇直叫，不得不站起来和大家一起跳。正因为不停地活动，父亲这个班一个冻伤的都没有。虽然如此，那个被打的战士还是耿耿于怀。还有一次，阵地子弹快打光了，父亲带领几名战士到后方运子弹，大家又饥又累，有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要求歇会儿，父亲说：“不行，赶快走!”见这个战士不听，父亲抡起巴掌甩了过去“再不走，老子毙了你！”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告父亲状的也不止一两个人。
上级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父亲从一级英雄降到二级。为防止他思想不通，军政治部专门派一个科长来当面做工作：“孙明芝同志，你是朝鲜战场第一个用高射机枪打下美国飞机的特等功臣，按照立功情况，你已远远超过了一级。但是英雄不仅体现在作战勇敢，还要看平时的表现。鉴于你身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缺点，有军阀主义倾向，决定把你降为二级英雄。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天天打仗，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呢，管他一级二级呢，就是评不上也没关系。”父亲爽快地回答。
那位科长原以为父亲一定会闹情绪，甚至做好了父亲拍桌子、掼东西、骂娘的准备，没想到，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问题。他感慨地说:“这个孙明芝，别看性格暴躁，境界还蛮高呢。”
就这样，父亲成了朝鲜战场唯一一个立过一次特等功、两次一等功的二级战斗英雄。
“你的腰受过伤，平时要多注意哦。”宋政委关切地提醒父亲。
原来，第五次战役有些冒进，我军长驱直入，越过了“三八线”，但由于后勤给养跟不上，不得不往后撤退。北撤过程中，为了加快速度，突破敌人的合围，不少人将辎重武器都扔掉了。父亲舍不得将重机枪撂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头小毛驴，将枪一头绑在毛驴身上，一头扛在自己肩上。当时的朝鲜，摄氏零下40多度，白雪皑皑，寒风刺骨，山路崎岖，路上结着厚厚的冰。行进途中，父亲一脚滑倒，连人带枪重重摔在地上。他忍着腰部钻心的疼痛，艰难地爬起来，咬着牙，继续扛着枪往前走，硬是将100多斤的重机枪带了回来。从此，他落下了严重的腰伤。
“那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功劳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呢？”一直没有说话的公社党委书记突然问道。
“和那些牺牲的战友比，我能活着就很幸福了，我这点功算个啥？如果我到处吹嘘自己，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烈士吗？”
从此以后，我才弄清楚，家中那个旧皮箱为什么上锁。原来，那里藏着父亲不为人知、惊天动地的过去。
孙明芝名扬天下后依然保持农民本色
造福乡梓
你是一位老兵，
曾以生命保卫和平；
你是一位老兵，
挥洒青春，造福乡亲。
鲜花朵朵，鲜花朵朵为你盛开，
硕果累累，硕果累累为你作证，
你在那里，我们的英雄，
一片热土，几多深情。
……
光阴荏苒，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父亲作为特等功臣、战斗英雄的传说逐渐少了起来，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他的另外一些故事。
有一年春天，父亲从地里经过，发现一个农民偷割生产队的红花草。这种草是集体积肥用的，怎么能往家里拿呢？父亲跟踪过去，想好好教育他一顿。哪知道到他家一看，父亲愣住了。锅里煮的红花草正冒着热气，这个农民偷割的红花草不是喂猪而是填肚子。父亲心里好一阵难受。后来，父亲又走访了几家，发现偷割绿肥当饭吃的还大有人在。于是，他破天荒找到了宋政委，请他批了些救济粮，帮助大家度过了春荒。
打这件事以后，父亲想，靠救济或者自己的一点补贴去帮助人，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最根本的还是要带领群众提高粮食产量，甩掉贫困的帽子。 父亲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对，找到公社党委书记，主动要求义务当生产队长，不要集体一分工，不领集体一斤粮，保证把粮食产量搞上去，让群众吃饱肚子。
父亲当“官”后，拖着病残的身躯，披星戴月，带头参加劳动，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广积肥料，精耕细作。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妈妈在擀面条，我十分惊喜，笑着问妈妈：“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妈妈没吱声，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原来，父亲今天把庄上一个邻居给打了，人家现在不吃不喝，扬言要去寻死。被打的人有40多岁，是个光棍汉，腿上有点残疾，和他母亲一起生活，我平时喊他仲三爷。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他母亲身体有病，打针吃药的钱，基本上都是父亲给的，从来没要还过。
原来，父亲当队长后，每天晚上收工前，都要开会，简要总结当天的情况，布置来天的活计。那是个冬天，父亲要求次日早上，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后立即带上工具，到北大沟里挖淤泥。那是一条位于庄子北面，多年没有清理的老沟，沟里的淤泥又黑又臭，肥效很高。数九寒冬，北风呼啸。大家站在岸上，还冻得瑟瑟发抖，心想，这怎么下去啊。父亲一句话不说，把鞋一脱，挥起锹砸开冰块，纵身跳进刺骨的水里，亮开嗓门，招呼大家：“下来吧，干起活就不冷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大爷说：“老孙是国家的功臣，看我们吃不饱肚子，才这样拼命的呀，人家一分钱不要，图个啥？我们要是不下去，良心往哪儿搁呀？”大家伙在父亲的感召下，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下到沟里，喊着号子，干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仲三爷才扛着锹，慢慢地踱了过来。父亲一见，气不打一处来，噌的从沟里窜上来，拿过扁担，朝着仲三爷就打了过去。虽说未用全力，打得不是很重，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挨打，面子实在下不来，仲三爷哭着跑回家，说不想活了，谁劝都不听。
妈妈把面条做好，我陪着她送到仲三爷床前，给他赔礼道歉。我说：“仲三爷，我大的坏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打人是不对，这时候你怨他甚至恨他，我都理解。但你也要念着他对你的好啊。家里有一点好吃的，哪次没给您送过来？”我指着他身上穿的衣服说：“这不，这件衣服，我向他要了几次，他都不给，你嫌冷，他眼皮都没眨就给了你。……你那么疼我，你要是不活了，我大再打我，谁去拉呀？”说着，我情不自禁地哭了。也许是被我和妈妈的真情感动，也许是感到自己也有不是，确实不该迟到，仲三爷终于擦干眼泪坐了起来，我和妈妈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也很深。父亲当生产队长那年，县里召开复员军人座谈会，宋政委点名要父亲参加。那次会上，给每人发了一辆“永久”自行车票。那时候“永久”自行车可是一件稀罕物，比现在开着奥迪都风光。我多次央求父亲：“庄上好几家都有自行车了，你就不能买一辆啊？” 我说的自行车，是指那些杂牌车，或者二手车，永久车十分紧俏，有钱也没处买，连想都不敢想。父亲当然知道要是把永久车骑回去，全家人会高兴成啥样。可当他想到生产队多次想买台手扶拖拉机，一直没有买到时，咬咬牙，悄悄找到领导，好说歹说，终于退掉自行车票，换回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票。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苦干，生产队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乡亲们再也不为缺粮发愁，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可父亲也累倒了。也就是那一年，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父亲是个硬汉子，平时破点皮掉点肉，连眉头都不皱。一次干活，不小心碰到了马蜂窝，被一群蜂子蛰了，脸肿的像面包一样，我一看父亲这样，心疼得哭了。父亲骂我：“没出息！马蜂蛰一下算什么，要是上战场你还不当逃兵？”可是当父亲因劳累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后，一次坐在床边，疼得浑身抽搐，眼泪直流。我吓坏了。我被马蜂蛰过，那种钻心的疼，至今想起来还害怕。可父亲被一群马蜂蛰了，却谈笑自如，没事人一样。这次居然疼得流下了眼泪，可想而知疼到了什么程度。妈妈闻声而来，边哭边说：“你今天就去把队长给辞了，不然我就去找宋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