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
今年是谭震林伯伯诞辰120周年，也是我父亲谢曙光诞辰102周年。虽然谭伯伯和父亲都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向我讲述他在新四军二师时，在谭伯伯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这些情景仍清晰地留在我脑际。
父亲在谭伯伯领导下工作
我父亲谢曙光1926年参加革命后，在湘赣苏区工作，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和湘赣省政治保卫局特派员。那时，父亲就知道谭震林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父亲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和苏区的老幼妇孺一样，都知道朱（德）、毛（泽东）、陈（毅）、何（长工）、谭（震林）的名字。
1939年，因工作需要父亲从延安中央党校提前毕业，随刘少奇、徐海东调华中新四军工作。1942年谭伯伯从六师调来二师任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父亲在二师政治部任民运部部长，在谭伯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初见谭伯伯，感到他非常严肃，有一种敬畏感。
谭伯伯到任后不久，在安徽省盱眙县（今属江苏省）新铺主持召开了二师和淮南区党委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的战略方针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谭在会上针对当时形势和二师的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汪、顽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形势严峻。我们的组织、思想和队伍要适应新的形势，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精兵简政，认真地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队伍。针对当时地方与军队党组织之间工作上的某些不协调现象，谭指示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与加强，将原来的路东省委和路西省委合并，统由淮南区党委领导。谭伯伯还对个别领导干部表现出的摆老资格、讲究吃喝的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父亲印象特别深的是，谭伯伯说这些同志连冯玉祥都不如。冯玉祥日常生活简朴，偶尔想吃只鸡，还不敢当着部下的面吃，晚上偷偷吃。可是我们个别同志，却要天天吃鸡。这样怎么能够教育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渡过当前的困难，最后战胜敌人呢？
谭伯伯要我父亲抓拥政爱民
新铺会议后不久，谭伯伯找我父亲谈话，他先询问了父亲的革命经历和家庭情况，他得知我父亲也是从湘赣苏区出来的，就流露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说，我们新四军部队刚进入敌后开辟新区时，民运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全体指战员都来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团组织，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摧毁伪政权，建立新政权等等。现在部队民运部门这些任务基本完成，有些移交给地方党委和政权机关去做了。你们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如何搞好军民关系和拥政爱民的工作。
1942年冬，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紧张的阶段。谭伯伯调我父亲去来六支队任政治委员，并兼任来六县委书记。在介绍了敌情和一些情况后，谭伯伯一再叮嘱说：你到来六去，主要是抓军队工作，立足一个“打”字，把仗打好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多打胜仗，就能扩大政治影响，保卫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又能鼓舞、激励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取得各界群众更多、更大的支援。要打好仗就必须抓好拥政爱民、发动群众，这是基础。要战胜敌人，没有群众的支援是办不到的。
来六支队有个六连，1944年春奉命调到一个叫东戴庄的村子去驻防。那里是我军开辟的新区，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群众对新四军缺乏了解，给六连开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支队政治处和连队党支部号召全体干部战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教育群众。六连干部战士首先帮助群众搞生产，做家务。战士们住在群众家里，总是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全村各家的院子，也主动打扫得干干净净。农忙时，战士帮助村民挑肥、割麦、打场，直到喂养小鸡。下大雨时，指战员顾不得自己晒在外面的衣物，而是先跑到晒场，帮乡亲们抢收麦子，使群众免受损失。在帮群众做好事的同时，六连也注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这个庄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样一来，群众对六连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军民关系变得融洽，亲如一家了。每当六连外出执行任务回来，老乡们早已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全庄人站在村口等候。一次，群众听说六连打了胜仗，东戴庄20多户农民合伙送了一头肥猪给六连。连队几次谢绝，他们就是不依，说道：“你们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收下。六连为了答谢乡亲们，杀了这头猪，加上另凑的一些钱，买来酒、菜，和全庄乡亲们高高兴兴地会了一次餐。不久六连调防了，群众依依不舍地送到很远。
当时我父亲将六连进驻东戴庄前后的情况写了一篇通讯《咱们的六连回来了》，刊登在根据地办的《淮南日报》上。谭伯伯看到后，亲自打电话要报社到来六支队核实情况，并要报社发表社论，号召淮南地区党政军民向六连学习，扎实做好群众工作。淮南军区授予六连“拥政爱民模范连”的锦旗，该锦旗现保存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
谭伯伯要我父亲抓大生产
为了克服因敌人封锁给抗日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困难，谭伯伯动员大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像延安那样在敌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我父亲是师民运部部长，谭伯伯对父亲说，现在给民运部增加一项新任务：抓全师部队的业余生产工作。于是，部队业余生产工作便由民运部来统一布置和管理，全师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师政治部副主任余立金同志兼任，父亲任副主任委员，办事机构由民运部承担。师直属队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父亲兼任。
师直属队将精兵简政减下来的一百多人送到生产队，有团营干部、连排干部、战士、妇女干部和家属。各旅、团、营、连均有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多的百余人，少的三五人不等。开荒时父亲动员全体指战员都参加，连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等师领导都力争每人开三至五分地。农忙过后，父亲根据耕种土地的多少，组织相应人员加以管理。师直属队的生产队养了十几头牛，几十头猪，1000多只鸭，500多只鹅，还在新铺南面开了一个油坊。在谭震林伯伯直接领导下，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像陕甘宁边区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谭伯伯说：马克思保佑你们回来了
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淮南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五军、第七军，在强大的炮火和飞机的配合下，分别向天长、东阳、盱眙发动猛攻，企图将我淮南军区部队一口吃掉。淮南军区部队在谭政委等领导的指挥下，英勇抗击，连日激战，虽经数度反击，歼敌一部，但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进攻。华中军区遂命令我淮南军区部队主力先后撤至苏北淮安、宝应地区。在半个月的淮南保卫战中，谭政委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带着军区特务团从淮阴来到盱眙县岗村。他决定除留下第十六团在淮南地区坚持游击战外，我主力五旅、六旅、师直属队和淮南区党委、行署机关等从蒋坝、观音祠渡河；独立旅从黎城、金沟方向渡河，各团辎重可随师部在观音祠从临时架起的浮桥上过河。
当时我父亲任淮南军区独立旅第五团政治委员，率独五团渡过淮河，进入河网地带后，派人去寻找师部。这时师首长也正沿着淮河北岸寻找独三团和独五团。由于师、旅、团之间电讯联系已中断两三天，谭政委等首长十分焦急。当我父亲带着部队见到谭政委时，他激动地说：“谢部长（因我父亲原任师民运部部长），马克思保佑你们回来啦！”父亲回答说，感谢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并汇报了渡河战斗的经过情况。谭政委坚毅地说：“蒋介石企图凭借强大的兵力，把我新四军消灭。但他这是痴心妄想！要不了几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果然，一年后我华东野战军就把蒋介石的“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这个与我摩擦多年的老对头，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在孟良崮了。没出三年，我军又胜利地打回淮南，打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了全中国！
这些战斗年代的往事，虽经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但日久弥新。谭伯伯和父亲也离开我们多年了，但谭伯伯和父亲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风范，仍然是我们这些新四军后代永远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