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人称氓公，德才两美，国士无双。他是文化名人，党内才子，革命一生，多有建树，面冷心热，有口皆碑。官只副部，但声名藉盛，闻于朝野，新友故知，一体推重，权贵百姓，同声称好。1990年，米寿仙逝，遗爱至今，思念不衰，声誉日隆，足见他的政治人格和人品精神已经活于人心，留香青史了。在当今干部队伍中贪图享乐、奢靡成风的情势下，重温和纪念李一氓的政治人格，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一氓的政治人格，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政治良心，是其人品精神和学识才华，在政治生涯中的自然流露和体现。他满腹经纶，见识迥出常流，自然能洞察政坛浮云迷雾，而得其真相，尽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洒脱。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冷对外界诱惑和压力，秉持良心和正义而有历史的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有利国家和大局，无论个人生死祸福，皆在所不辞。因此，李一氓的政治人格，简言之，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求真知，真诚服真理，认真承担当。真，乃百善之源；能真，自可行善成美，立德为公。下面谨就“真”字的一体五面—真、善、美、德、公，敷衍成文，尚祈方家指正。
李一氓
真：以率真之心追求真理，服膺真理，信仰坚定，百折不挠
1921年暑假，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一氓自成都到上海读书，先浦东中学，后大同、沪江、东吴大学，在庞杂的社会思潮中，独具慧眼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李一氓由李硕勋、何成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直接参加了1926年、1927年的大革命和南昌起义。由于政治坚定，才华出众，北伐时，李一氓即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亲身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在南昌起义中任参谋团秘书长。起义失败后，在党的安排下，他又去上海秘密从事更艰险的地下保卫工作，同时兼做文化工作。当时他常常载着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他驾驶的小汽车里面开会。他还和赵毅敏、赵一曼以及自己的家属，组成临时家庭，掩护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时期，他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为转移、保存党的重要力量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是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出版过《新俄诗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传》《马克思论文选译》，并参与进步杂志的编辑和写作，如《流沙》《日出旬刊》《巴尔底山》等。
1932年，李一氓奉命去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兼任《红色中华》编辑。在几次反围剿中，他历尽千辛万苦，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优异成绩。尔后，他参加长征，并撰纪实长文《从金沙江到大渡河》。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不久，李一氓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任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并亲自带兵筹集粮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36年西安事变后，李一氓被委派为毛泽东的私人代表，回成都去做刘湘的统战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一氓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中，他脱出重围，历经艰险，奔桂林，转香港，过上海，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革命斗志不曾稍减。1942年后，他相继担任淮海和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等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一氓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他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主要从事外事工作。1950年，他从东北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被委派为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此后，李一氓相继担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驻缅甸大使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工作期间，勇于开拓。“文革”期间，李一氓受迫害，身陷囹圄达6年之久。恢复工作之后，李一氓任中联部副部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入调查研究，为发展中共同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并起了重要作用。1982年，李一氓退居二线之后，中央委之以领导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任。他为此倾注了极大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李一氓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服膺真理，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一生。
善：以善良之心，行良善之政，始终把人民利益和疾苦、同志的名誉和政治前途放在首位
1946年春，苏皖边区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无衣无食、栖留无所、挣扎在死亡线上急需救济的灾民，多达420余万人，饿死人的现象每每发生。其时，李一氓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面对刻不容缓的救灾工作，他根据华中分局的部署，殚精竭虑，雷厉风行，领导了全区的救灾，密集出台了各项救灾举措：各级政府立即进行广泛直接的钱粮救济，1946年3月，边府统一发行救灾公债9200万元；举办平粜，平抑粮价，规定购粮限度，保证平粜粮全部为贫民购得；想方设法增加粮食供应；互济互助，募捐救急，开展义赈运动；接受外界捐款救济；组织生产救荒，边区政府春耕及夏收前贷放5000万元农业款，保证春耕生产；发展家庭纺织，组织灾民运盐度荒，以工代赈，将所有灾民组织到生产中去。此外，还进行了惩奸救灾和减租减息增资救灾。据不完全统计，苏皖边区各级政府用于救灾的粮、钱、物，折合华中币计3.84亿元。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各地在新麦登场时相继战胜了灾荒。边区政府的救灾运动，拯救了无数灾民的生命，可谓功德无量。
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全面铺开，中央外事口各部门到山西参加“四清”运动。李一氓带领国务院外办、国家旅游局、外文出版局、外国专家局等单位的干部，到文水县共8个社队下乡，他被委任为“四清”工作团政委，坐镇刘胡兰公社。“四清”运动是左的产物，李一氓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他在指导云周西的“四清”工作中，倡导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正面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力戒大轰、大批、大斗，避免了其他很多地方发生的打人、逼人、死人的现象。而他竟因此落得个“温和派”的恶名。在当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环境下，能做到这点该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啊。
1979年初，李一氓主持中联部的日常工作，立即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例如，经他报告中央后，中央决定为王稼祥所谓“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反对派和，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康生等人对王稼祥正确意见无中生有的污蔑）修正主义路线冤案平反，彻底推翻了康生强加于王稼祥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污蔑之词。
李一氓的善心善念和善政，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和人生。
李一氓书法
美：以唯美之心对待所有工作，开拓进取，精益求精，追求最完美的结果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和中巴通航后，李一氓敏感地预见到，与西方的建交会越来越多，西方各国来华旅行人数，也将大幅度增加，我国政府部门应及早建立旅游机构，以便统筹规划，加强领导，发展旅游事业。经他筹划和倡议，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各大区、省市纷纷建立相应机构，为中国旅游事业在组织上奠定了基础。首倡建议，得以落实，当属功德圆满。但李一氓却认为事有未善，常常调查研究，为更好开展旅游事业出谋划策，如指示旅游部门拍摄纪录片，英汉双语解说，宣传我国旅游胜地风光；要求有关部门制作工艺纪念品售给旅游者；指示开办旅游学校，大量培养专业翻译导游人才等等，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指示完全正确，是旅游事业取得良好成就的必要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李一氓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组织专家攻关研究，并于1980年向中央提出专门报告，打破“两霸（指美国和苏联）相争必有一战”的思想禁锢，提出战后30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言及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因此，“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 的提法需要改变。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实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论断的先声。报告中请求废止自缚手脚、荒诞不经的“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及依据“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主张，也为中央所接受。这些研究创见，为我国蹒跚起步的经济建设扫清了迷雾。
至于他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身份，主持工作的10年，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最繁荣、最兴旺、最完美的10年。10年中，全国共出版古籍3500多种，包括《中华大藏经》在内的诸多煌煌巨献，圆满完成了1982年制订的九年（1982—1990）规划。这些成就与李一氓学养厚（对古籍造诣深）、见识深（包括1911年前的所有古籍）、胸襟广（学识囊括儒释道）、规划实（优选3100种古籍先行整理出版）、配套全（研究、出版的分工协作和人才培养）、领导细（孜孜不倦长达10年之久）等是分不开的。
德：与人往还，以德服人，只以德交，不以利合
对于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结成的生死之交，李一氓引为终生挚友。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后亡命日本，生计困难。回忆那时景况，郭沫若说，“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以及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李一氓的古道热肠，温暖了客居异国的战友的心。直至晚年，李一氓仍为郭沫若仗义执言，肯定其学术成就，并张罗开办郭沫若纪念馆等等。 潘汉年和李一氓的革命友谊也是很有名的。潘李二人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时订交，后来情同莫逆。1955年，潘因所谓“潘扬事件”入狱，20多年里沉冤莫白，李一氓其时也受牵连审查。但他不以为意，坚信潘汉年是清白的，并在1978年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无题》诗，以表达对老友的思念。“电闪雷鸣五十春，空弹瑶瑟韵难成。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其时，潘案仍未平反。辞短情长，满是望眼欲穿的无奈。此后，李一氓又将著作《存在集》题献给潘汉年，殷殷深情，令人感动。
在工作中，李一氓平易近人，以诚相见。他平等待人，对晚辈尤为热情，常将后辈才俊引为忘年之交，并青眼有加，大力推荐。众所周知，他对乔石、何方、俞邃、王蒙等人均有知遇之恩。
李一氓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和文化界名流，但一般“无事不登三宝殿”，更不趋炎附势、四处攀缘。李一氓与之谈得来，便纵横古今、滔滔不绝，无话则相对无言，从不勉强应酬。有一次，一位高级将领和他枯坐达半小时之久。即便对于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和自己的老上级，他也从来不攀，从不自炫。一次，周恩来看望大家，李一氓和大家站在一起听周恩来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
那些丧失气节、攀诬同志的人，自然是失德之人，李一氓对他们明言斥责，断绝往来，绝不假以颜色。爱憎分明，坦坦荡荡，这便是李一氓交友处事之道。
公：出以公心，廉洁奉公，化私作公，一心为公
李一氓投身革命，凡事出以公心，自不待言，即便在古籍出版这样的文化事业上，也能体现出他关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公心。例如，他很注意收集有关台湾的史料，并很快影印出版了《台湾府志三种》，还指定何方写一篇《序》，叙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希望开展两岸交流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心情，常常溢于言表，令人动容。对待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李一氓也是出以公心，绝不人云亦云，作违心违实之论。李一氓作为当年新四军的秘书长，又受命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对于皖南事变是最了解情况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认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上级尚未了解全部情况的形势下仓促作出的。对皖南事变和项英问题的处理与评论，李一氓持保留意见，认为“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项英对待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李一氓认为，讲项英怕去敌后和反对北移都是没有根据的，整体说来，项英还是顾大局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政策的；且就全局讲，中央放弃皖南的决心是否下得太晚，事先对国民党的阴谋是否估计不足，是否低估了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等，都值得思考，况且不能无视确实存在的客观困难等等。这番公允之论，正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和正义的体现，无关义气和名利之争，确实出于为青史留写照、为人间存正气的耿耿公心。
自参加革命以来，李一氓经常自掏腰包，为党奔忙。早年，他在血雨腥风的上海，从事地下保卫工作时，就通过在川军做旅长的堂兄，每个月资助的两根金条来租小轿车，为党传递信息和文件。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甚至还经常车里开会，从来没有受到敌人的怀疑和盘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充实成都杜甫草堂的陈列品，他自费收集杜诗的各种外文译本。《杜甫传》上就有他的题记：“《杜甫传》，英文本，一九二八年在伦敦出版，对著者及内容，均不暇深考。……一九五六年初见于维也纳旧书店，亟购寄草堂陈列室，聊备一格。”像这样克己奉公的例子还有很多，李一氓晚年更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古籍、字画和各类文物数千件悉数捐公，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
李一氓为官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对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极其鄙视并严格抵制。他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子女中没有一个搞过特殊化，至今都是寻常百姓。
李一氓的政治人格，略如上述。氓公者，真善美德公也。真、善、美、德、公，是其多彩人生的写照，更是其政治人格的礼赞。做人有高风，居官有亮节，李一氓青史流芳，永为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