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10 月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中取得胜利，泰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1941 年2 月，中共泰兴县委在研究由谁牵头来筹备参政会时，县长杜干全等人想到了博罗中学校长刘伯厚先生。杜县长和四区区长来到博罗中学拜访刘校长，邀请他出来负责筹备县参政会。当时抗日民主政权初建，又当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猖獗，环境很是险恶。原估计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他可能不会贸然应允。不想刘伯厚当即同意“出山”，他还谦虚地表示：“本人才德恐不能当此重任，但为了抗日，责无旁贷，还望及时指导批评。”
刘伯厚先生是泰兴二区焦家荡乡头圩村人，生于1886 年。1906 年考取南通师范学校，1907 年考入南京两江师范，1910 年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泰兴县中学等近20 所中小学及涟水师范、海门锡类中学、南京三条巷小学等校任教，长达30 余年。刘伯厚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但深受共产党的影响，积极支持泰兴的农民运动。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泰兴县地下党负责人沈毅和他同时被捕入狱。在狱中，沈毅就革命形势、国共两党等问题，跟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刘伯厚惭愧地对沈毅说：“我糊涂，我错看了国民党。”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当局将沈毅残酷杀害，刘伯厚因为是国民党员，又查不出他与共产党有牵连的证据，只能将他释放。经过狱中这段经历，刘伯厚从此对国民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国民党动员他出来做事，他对来人说：“你发你的财，我吃我的粉笔灰，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因此，他在当地常受刁难，不得不远出涟水、海门、南京等地任教。直到新四军打进黄桥，他才回到家乡任博罗中学校长。
刘伯厚治学十分严谨。他常说：“不能误人子弟，要培养学生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九一八事变后，他濡墨挥毫抒发心中愤怒：“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丧心病狂，莫此为甚！”他指导学生举办演讲会、辩论会和戏剧表演，利用课后和星期天组织学生到乡、镇宣传抗日，演讲国内外形势，以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支援东北义勇军。1939年，刘伯厚担任侨光中学校长时，在阅览室读到《论持久战》一文，又从友人处读到《西行漫记》一书，对共产党和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
出任泰兴县参政会议长
刘伯厚先生“出山”后，便积极活动筹组县、区参政会，草拟章程、宣言和细则，物色人选，重要人物登门邀请。在他不辞辛劳，连日努力下，1941 年6 月县参政会如期召开，会上他当选为参政会议长，又协助民主政府建立和健全区级参政会。当年底，各区的参政会全部建立起来。
参政会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刘伯厚坚持每月召开驻会委员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驻会委员扩大会，扩大到各区参政会议长。每次开会，他都邀请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开始时，一些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发言都比较谨慎，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对共产党的政策、政府的一些举措，笼统赞扬的多，具体改进建议少。刘伯厚知道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带头敞开思想，有言必发，直言不讳。“只要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战胜日伪军，我们应当有什么说什么。”在他的影响下，那些有顾虑的人，也逐步做到敢于发言，并且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党的各项工作。这就大大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到与共产党、民主政府肝胆相照。当有些人流露出“变天”思想，实质是“正统”观念作祟的时候，他就专门解释说，什么样的政府才算正统呢?我看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积极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的才算正统。共产党、新四军处处为人民大众着想，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正统。蒋介石集团算什么正统呢?他们在日军面前丧师失地，而对积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却制造摩擦，严重摧残抗日民主力量，真是怯于对外，勇于对内，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我看这样的政府不是正统而是“饭桶”。不，连“饭桶”都不如，只能算地地道道的“粪桶”。他这一番简明生动的讲话，使那些人的模糊观念，在笑声和掌声中得到澄清。一次，在选举行署代表时，有位叫张人俊的，他大哥是国民党省党部常委，二哥在国民党县警察局任职，大家不愿选他。刘伯厚则态度鲜明地说：“我赞成张人俊当代表。”接着他摆出了三条理由：1. 张人俊原在国民党政府当教育长，但他放着现成的官不做，跑回乡下老家来，还把国民党教育局的档案资料带到我们这里来，这说明他不看好国民党，而心向共产党。2.他大哥、二哥在国民党工作，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只要不反共，就是团结对象。3. 我们还可以通过张人俊做他大哥、二哥的统战工作，壮大爱国抗日力量。这样的人为什么不选他？在他的影响下，张人俊当选了。后来参政会开会，大家就放开了，一个各界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的局面开始形成。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在私下里称刘伯厚是“泰兴的李鼎铭”。1942 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利用公路、河流将整个泰兴县分割成十几块，构筑了20 多个据点，形势十分严峻。刘伯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反扫荡的斗争。他有的学生在伪政府当差，有的在伪军任职。他不避危险，到泰兴县城找到当伪军团长的学生，冒险陈辞，宣扬民族大义。在他耐心游说下，伪军对新四军游击队的进攻不再卖力，有些据点对新四军交通联络人员的来往盘查往往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出任联合师范校长
刘伯厚在担任县参政会议长时，兼任泰兴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在当时战争频繁，斗争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办学是十分困难的。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避免敌人袭击，只有采取游击式的办学方法。学生分散居住在群众家里，没有教室、课桌，就因陋就简，席地而坐，背包作凳子，膝盖当课桌。刘伯厚尽管年近花甲，又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却精神抖擞，不辞劳苦，走南奔北主持校务。平时则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夏天睡门板，冬天睡地铺，无论严寒酷暑，从不以此为苦。有时深更半夜遇有紧急情况，他总是背着小包裹率领师生一道转移。1944 年，中共苏中区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大干部队伍的培养，决定将泰兴乡村师范和三分区各个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与苏中师范部分学生合并，组成苏中三分区联合师范，由刘伯厚担任校长，校址迁往苏中行署所在地宝应县严家大桥。刘伯厚率领老师和数百名学生，跋涉400 余里，穿过敌人封锁线，走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到达目的地。他带领师生整修改造破庙作校舍，坚持办学。后来该校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 年春，刘伯厚被任命为苏中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在宣布任命的大会上，他动情地诉说了自己在革命道路上认清敌我、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历程。他深情地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和我同关在国民党牢房的沈毅同志，他让我知道了马列主义，认识了共产党，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他还说：“在革命队伍里，到处都有我的老师。我曾问过一位小战士，他才16 岁，为什么不留在爹妈身边读书，出来当兵受苦呢？这位小同志回答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家房子被烧了，爹妈被杀了，去哪儿读书啊！为了给爹妈报仇，我当了兵，可惜走错了门，误投了韩德勤的部队，幸亏黄桥战役把我解放了过来。我看新四军是真心抗日的，就铁心参加了新四军。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的！这席话对我既是启迪，也是鞭策。我是一个教书匠，过去很敬佩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两句话，没想到新四军一个小战士都有这么高的觉悟，新四军真了不起，共产党真了不起啊！”最后他郑重宣布：“从即日起退出国民党，要重投娘胎，参加共产党！”他的就职讲话，博得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经朱克靖、杜干全介绍，刘伯厚终于实现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夙愿。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原苏中第三、第四分区划为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1946 年，刘伯厚任第一行政区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因国民党军进攻苏北解放区，刘伯厚同志年老体衰，组织上决定让他带领部分地方干部北上山东。11 月25 日他随军北撤抵阜宁时，路遭敌机轰炸，为浓烟所呛，气管炎急剧发作，只得留在华中野战军医院就医。孰料该医院卫生队长系原俘虏人员，实为内奸，竟将海洛因冒充止咳药，让刘伯厚服用。刘伯厚服用此药后，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于26 日凌晨不幸逝世，终年6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