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
这是郁达夫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的一句话。具体的时间，一说是在1930年，一说是在1933年；至于地点，则是在宋庆龄举办的一个家庭宴会上。不承想，就为了这句话，当年的他不仅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除了名，而且后来——即1939年前往新加坡时，又被一场风波引为了话题。
的确，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郁达夫的性格离不开颓废、感伤、孤傲、狷介，郁达夫的行为也同样离不开美酒和女人；也就是说，真正的郁达夫是和“战士”的称号根本搭不上边的。《郁达夫传》的作者袁庆丰甚至做过这样的推想：“假如郁达夫当初听从长兄的规劝，斩断与王氏映霞的情丝，就不会有与王氏的事实婚姻；没有这层家庭关系，就不会有那场红杏出墙的悲剧；没有这场悲剧，就不会有郁达夫负气南下福州，最后出走南洋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很显然，按照他的意思再继续推延下去，即：假如没有这一步出走南洋，也就绝对不会有后来的悲壮牺牲以及抛尸于异国他乡了。
是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假如”，作为文人，他们的人生道路完全应该是另外的一种样子——“多事之秋，国难当头，以中国之大，固然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但却有千山万水，广阔天地，让无数书生或者投笔从戎，或者继续他们的本职工作。在学校里教书做学问，有西南联大，吴宓、陈寅恪、沈从文不是去了么？弄创作搞宣传，有武汉抗协，老舍、巴金、朱自清不是都呆在那里了么？……”袁庆丰的话确实没有错。
然而，偏偏是郁达夫走了，又偏偏是郁达夫牺牲在了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究竟是时代造就了郁达夫这个英雄呢？还是性格成全了郁达夫的最终结局？他毕竟是以其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方式，推翻了曾经为自己做出的“不是一个战士”的“结论”，而真正地成为了一名为国捐躯的抗敌勇士。
“现在的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抗战初期的郁达夫
郁达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这一根本性转变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作为与他相识二十年、特别是最后又曾与他一同流亡于苏门答腊岛的老朋友胡愈之，于1946年的9月向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证明了这位“战士”型的作家——郁达夫光荣而伟大的一生：
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正如“赵胡子”是郁达夫的伪装一样，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敌人、他的迫害者罢了。所以只有那些没有性灵的、从未和他真正接近的人，才会从达夫的生活的表面去作评价。如果是接近他的和读过他作品的，会明白达夫对生活是何等严肃，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
其中的“伪装”之说暂且不论，郁达夫对于生活的严肃和对于人类的热爱，这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一点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他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郁达夫
郁达夫17岁时，即随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在此期间，他亲身感受到了身为“弱国子民”的歧视和屈辱，这不仅令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沉沦》，而且令他在自传体作品《雪夜》中写出了这样的认识：“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说当年的他已经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且对于中国后来所遭受到的被践踏被凌辱的命运也不幸而言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郁达夫愤然而起，参加了由胡愈之等人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他不仅提笔写下了通讯报道《沪战中的生活》，向世界披露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而且与鲁迅、茅盾等43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33年1月，他更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行动奋力反抗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此间的郁达夫既是一名“战士”，又是一名尚未完全脱离原有生活习气的“文人”。——因为与妻子王映霞的情感纠纷不断，他一气之下闹到了报端；为了彻底摆脱这场纠葛，他更是负气跑到福建，当了一名省政府的参议。但是生气归生气，发怒归发怒，在国家大事与家庭小事的矛盾面前，他还是能够区分出轻重与缓急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福州任上的郁达夫二话不说便出任了该地区救亡协会的理事长，并亲自承担起《救亡文艺》的编辑工作；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厅长郭沫若聘请郁达夫为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他同样是欣然承允，后来只因错过了抵达武汉的日期，而改任为三厅的设计委员；同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的主任，他依然是兴高采烈地走马上任，并且代表文协，多次奔赴前线进行劳军和视察。此间，他还以记者的身份，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以及散文随笔，向全国人民详细地报道前线的战况，全面地分析战局的形势。
——这里有对侵略者罪行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满着仇恨。
视察归来的郁达夫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记者于沪战开始后，曾由海上漂泊至宁波，由浙江内地经闽北而返福州，沿途所见，都是些赤手空拳丧家失业的妇孺老幼……”在绍兴，他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惨极的流民移徙图”：“江边在大雨之下，泞泥之中，露宿着的上海难民，将近一万，大半都系女工，以及老幼之无家可归者。东面水际，聚拥着一簇蓬头垢面的妇人，备极忙碌，则为昨晚上露天生产之一女工在帮忙；婴儿啼哭声，隐隐自人丛中漏出，似在嫌母乳之不足。”在福州，他亲身遭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先来三只，绕市数周，在城东的机场，投了两三次弹。继复联合六只，复在机场，投下四十余弹。我方的损失，除在机场烂泥地上有了五十余个土孔以外，另外死了几个好奇的正在机场近旁看飞机的乡民，一共死了八九人，伤了十一二。”
——这里更有对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歌颂，字里行间充满着乐观与昂扬。
亲赴台儿庄劳军的郁达夫，回来之后这样写道：“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却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没有到过前线的人，对我中华民族将次复兴的信念，或有点疑虑。已经到过前线的人，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从福建前线回来之后，他更是这样写道：“金门、厦门虽则放弃了，但我们八闽的健儿，摩拳擦掌，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复仇的志士，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此外则老弱妇孺也在准备，准备于万一的时候，作最后的牺牲。”此时身经沙场的郁达夫甚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道：“老实地说吧，我来到鲁南战地之先，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是有七八分怀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这怀疑便减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这怀疑又减少了二分，等到在武汉外围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这怀疑却完全去尽了。现在的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谁有悲观，就请谁去战线前后各地走一走。不亲历其境，不用自己的两眼和一身去视察体验，真情是不会明白的。”
这样的文字，在以前的郁达夫的笔下，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这样的情感，在以前的郁达夫的胸中，也是很少能够见到的。
在郁达夫所留下的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中，尤为可贵的是，他记载下了自己在一番狂热之后的冷静思索。——这是一篇名为《“一二八”的当时》的杂感，他先是回顾了自己早先的幼稚：“在交战期间，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一边只在跑马路，写文章，谈闲天。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就四处的去报告，去鼓动。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就大家围集起来喝酒，痛骂，有时也会放声大哭。”郁达夫没有隐瞒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他揭示出了当时文人们普遍存在的狂热与浮躁。然而，自从“一·二八”的战火之后，自从民族遭遇到生死考验之后，他开始冷静地反思自己，也开始认真地反思整个战争了——除了“兵火战”之外，还包括“经济战，宣传战，外交战”等等。这时的郁达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无论哪一个人，若非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地抵抗着，牺牲着，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软弱，太专制的时候，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入，实行它的蚕食的毒计，挑拨，离间，侦探我们的弱点，因而来利用，这是敌人的惯技。”
郁达夫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然而他以文人的敏感和作家的嗅觉阐述出了对于战争的看法，尤其是对于“中央”的看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具有一定远见的。据说当时的军界就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广东省的军政首脑余汉谋，听说郁达夫写有一篇名为《军事与政治》的时事论文，惊喜万分，竟以六块大洋的高价寻求购买。
“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
——新加坡时期的郁达夫
1938年的12月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的邀请，告别祖国前往南洋工作。关于这次远行，其原因有多种：或曰以偿夙愿，领受南洋景色；或曰投荒炎海，开辟海外新战场。但不管是谁，全都清楚地明白，郁达夫去国的真正原因，还是因为闺帏生变，创伤难复——
他在《毁家诗纪》中写道：“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他在《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和胡迈诗原韵》中写道：“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暗愁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
郁达夫不是完人，更何况此时的他还远远没有完成由“作家”到“战士”的真正转变。爱妻王映霞的红杏出墙，终于使他选择了逃避海外的道路；而《毁家诗纪》的发表，则再次为他引来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轩然大波。看来他是太伤心了，而且竟然是不达“毁家”的目的誓不罢休。
关于郁达夫的这段经历，《郁达夫传》的作者袁庆丰是这样分析的：“《毁家诗纪》的公开刊布，对郁达夫而言，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是一种‘闭门推出窗前月’的处理方式，不吐不快，不快不足以平心头之恨。而对衮衮诸公和各界读者，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舆论大哗，评者蜂起。赞之者称之为‘千古名文，一时绝唱’；叹之者惜其为‘毁家之音’、失策之举。按说郁王之争，在国内时，就已搅起轩然大波；现在海内外再次为之哗然，‘梅开二度’，当其谓也。但这一点，却也正暗合了郁达夫‘分付梅花自主张’的心意。所谓‘樽已破矣，何再顾为’，说到底，郁达夫是诗人而不是俗人，是真名士而不是伪君子。”——一点没错，这正是郁达夫的真性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真性情。然而民族的危难呢？国家的存亡呢？毋庸讳言，这位“真诗人”、“真名士”竟因一时的冲动而忽略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
然而，郁达夫毕竟是郁达夫，他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最终没有失去心中的主宰，就在于他最终还是能够从个人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当中。1939年的2月28日，他给国内的老友柯灵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来到新加坡后的设想与打算：“……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屠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犯大厉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
郁达夫不仅想到了，而且更是做到了。据为郁达夫编辑出版海外文集的郁风统计，在新加坡时期，郁达夫曾先后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的副刊和杂志，其中最多的时候竟能同时编辑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对于这些工作，他绝非仅仅是挂名，几乎每一篇的原稿上都留下了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他不仅当主编，而且还代过主笔。仅以1940年8月3日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为例，他即为《星洲日报》撰写了30篇社论，平均隔日一篇。如果再将他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等等工作一齐加起来计算，那么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10小时以上，留下的文字不下100万。
除了编辑报刊之外，他还担负着大量的社会工作。别的不谈，仅以发动南侨文艺界以自由捐助和文稿义卖等方式筹款支援国内文协总会一事，即得到了总会负责人老舍的万般感谢。郁达夫自己也在他的文章《捐助文协计划》中这样写道：“每月的捐款，虽则不多，但当重庆被炸，由我第一次将捐款汇寄文协之后，在渝的各理事们，都表示了无限的钦敬。”
对于郁达夫在新加坡的这一阶段工作，当时他那年仅十一二岁的儿子郁飞亦有着难以忘怀的记忆：“那几个月里，他除编副刊外还须写社论，看大样，每天都到后半夜才叫醒等在车座上打盹的印度籍司机开车送他回家。我每次被街上汽车声闹醒后就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和钥匙开门声，接着房门口出现他疲乏的身影，开灯搁下皮包后先去冲凉，然后入睡。”
当年受中共派遣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刘尊棋，则从历史的角度对郁达夫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新加坡的华侨爱国抗日情绪是普遍的，但侨领宗派之间很不团结，而国民党的‘海外部’又挑拨离间，排斥异己。在这个环境中的达夫，物质上虽然比较宽裕，精神上却是很枯寂的。比不上当时在国内的郭沫若和同样从文学家转上新闻战线的夏衍，他们有强大的共产党，在那波谲云诡中斗争可得到及时的向导和后援。达夫在‘万里投荒’的战场上却是孤军奋战，没有依靠。他又不是一个善于靠剪贴资料和拾人牙慧来写文章的人。要他三天写一篇社论，两天写一篇杂文，是使他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拼搏。然而他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学生时代的社会科学素养，和横溢的文学家才华，下笔千言，写下了那么多的政治诗篇！”
郁达夫此时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更尤其是以往的他最怕开会，最怕参加政治活动，为此曾一再受到左联的批评，甚至最终被开除了盟籍。但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已俨然成为新加坡华侨们的抗日领袖之一了——他被推选为新加坡文艺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新加坡战时工作干部培训部主任，以及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这时的他，不仅是每天亲自出马训练青年干部，而且还能像老僧守庙般地从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干着那些最令他头痛的事务性工作。
他的老友——当年在新加坡与他并肩作战的张楚琨，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紧张而又亢奋的时光。他说，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和郁达夫天天在一起，或是召开会议，或是进行演讲，又或是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身为团长的郁达夫，处处身先士卒，事事一丝不苟。他记得，由于每晚熬夜编副刊，郁达夫的眼里经常挂着血丝，声音沙哑，面色憔悴，但是当他给青训班的学员上课时，却精神昂扬，宛如换了一个人似的。后来，敌人的轰炸加剧了，青训班自第二期起，不得不将原有的一百多人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四个不同的地方。郁达夫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他默默地奔跑着，一处接着一处去讲课，从未缺席过一次。张楚琨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提笔写下这样的评价：“他那瘦弱的躯体内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郁达夫(左)与长兄郁曼陀 (中) 、二兄郁养吾(右)
郁达夫变了，他真的变了，有似脱胎换骨般地变了。其原因究竟在哪里，阅读他此时写的文章，有这样两篇是颇值得注意的——
《悼胞兄曼陀》：“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文人”》：“‘文人无行’，是中国惯说的一句口头语；但我们应当晓得，无行的就不是文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副刊上做过慷慨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的指导者。”
母亲和大哥是郁达夫最亲的两位亲人，他们竟先后死于侵略者之手——
母亲陆氏，一位含辛茹苦将四个孩子拉扯大的寡母，死于1937年的冬天。——故乡，祖祖辈辈生长繁衍的老家浙江省富阳县被日军占领了；故居，一家人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屋被强盗们霸占了。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不给侵略者下厨做饭，年迈体弱的母亲孤身一人躲进了深山。整整六天六夜，既无食物果腹，又无衣被御寒，最终冻死饿死在荒山之上。此时的郁达夫远在福州，噩耗传来，痛不欲生。他无法回去奔丧，更无法亲葬老母，只能在自己的寓所里设立灵堂进行遥祭。挽联上是他亲手书写的八个大字：“无母何依，此仇必报”。
大哥郁曼陀，一位如父亲般关爱幼弟成长的兄长，牺牲于1939年的冬天。——上海沦为“孤岛”是在1937年的11月，此时位于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被迫迁入法租界,成为了该时固守“孤岛”的唯一一个中国法权机关。身为第二分院刑厅厅长的郁曼陀亦于此时开始了新的战斗，他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坚持司法尊严，维护民族利益，积极保护爱国人士，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均在他的大力营救下而最终获释。为此，一身正气的他成为了日伪汉奸的眼中钉，他们先后两次向他寄出了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友人们为他担心，劝他外出避祸，他的回答却是：“国家民族正在危急之际，怎能抛弃职守；我当做我应做的事，生死就不去计较了。”1939年11月23日的上午9点,郁曼陀从善钟路寓所出门上班时,遭到了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日伪特务的暗杀。
两位亲人的离世，使郁达夫的思想彻底发生了变化，从上面的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从个人的小“我”中走出来，融入到人民群众的大“我”之中了；他已经开始思索“文人”的本质究竟应该是什么、作家的真谛究竟应该是什么了。据他的老友张楚琨回忆，他们两人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我兴奋地回答：
“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这样的答复，郁达夫应该是满意的；如果有机会让他重新写一篇文章的话，他一定会将他以前说过的那句话——“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更改为：“我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战士。”
郁达夫手迹
“在艰难奋斗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文人，总比生长在温暖逸乐的环境中的人要坚强伟大。”
——苏门答腊时期的郁达夫
无疑，是这场战争彻底地改变了郁达夫。
作为一名受害者，他曾经在给日本评论家新居格的公开信《敌我之间》中历数了敌人的侵略罪行：“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他还在他的文章《诗人的穷困》中说过：“诗人未必固穷，穷了也未必一定工诗。不过在艰难奋斗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文人，总比生长在温暖逸乐的环境中的人要坚强伟大，却是自然的结果。”
就这样，郁达夫在一天天地变化着：以往的那种颓废与感伤的情感远远离他而去了，以往的那种孤傲与狷介的性格也渐渐地消失了踪影。尤其是1942年初，当新加坡最终被围、英国方面高举白旗不战而降时，当包括陈嘉庚在内的各界抗敌组织的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既得不到英国总督的有效保障也得不到重庆政府的有力帮助时，郁达夫终于以战士的姿态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一段改名换姓后流亡苏门答腊的历程，一段有如弃儿般孤军奋战的历程，一段完全放弃了以笔进行战斗的历程。
整整三年的时间，生活改变着郁达夫，郁达夫也改变着生活。为了接济更多的流亡同胞，他以“赵廉”的假名开办了一家酒厂，经营着酿酒的生意；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娶了一位连汉语都不会说的当地女子为妻，以遮盖他人的耳目；为了保护进步人士，他进入日本宪兵队充当翻译，于暗中为大家通风报信……
郁达夫与王映霞
著名画家郁风是郁曼陀的女儿，她最了解自己的这位三叔。为此她不无感慨更不无崇敬地为郁达夫的这段人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成型的惯于赤裸裸地自我表白的人，却必须伪装成虚情假义的商人；以他那样一个对于日本侵略强盗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却不得不为其作通译，并整日强颜欢笑；以他那样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却只能守着自家的酒厂而滴酒不沾；以他那样一个崇尚美、追求美的人，为了隐蔽自己，却只能选择了一个‘何丽之有’的侨生女人作妻子；以他那样的一个文弱书生，面对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特务，竟能挥起手掌怒打对方的耳光；以他那样的一个具有着豪放性格的名士，为了掩护战友的安全，竟然也能煞费心机为其排忧解难……”
是的，郁达夫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他不仅在努力地改变自己以往的生活，更在努力地改变自己昔日的性格。他成功了，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曾无比感激地说过：“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俘的侨领。”马来亚的一位共产党领袖也曾公开地表示过：“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然而，郁达夫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了。那是1944年的下半年，他被两个汉奸——一个是中华中学的校长，一个是日本宪兵队的译员洪根培，无耻地出卖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险恶形势，不少文化人都惊慌失措，开始做逃离的准备。郁达夫没有慌乱，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泰然自若地对胡愈之说：“按照目前的状况，我是躲避不了了。日本宪兵每天都要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但明摆着已经被他们所监视了。我的意见是你们赶快设法离开，不然将会牵连到太多的人，造成更多的牺牲。”就这样，在郁达夫的精心安排下，胡愈之等一大批著名人士开始分头转移或隐蔽他乡了。
郁达夫自己呢？此时的他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来表明自己的处境和心情，但他却留下了一份遗嘱，以此证明自己的视死如归。——那是1945年的正月初一，华人们都在欢天喜地过春节，而他却认真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以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
——这，就是经历了八年抗战磨砺的郁达夫；这，就是面对着生死考验毫不畏惧的郁达夫！
然而，同样也是他——这位帮助过众多之人的郁达夫，却因为在政治观点上不能被自己的同志所接纳，而始终未能参加当地的秘密小组“同仁社”；同样也是他——这位援救了众多之人的郁达夫，却因为对自己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最终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那是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十四天，正在家中与朋友聊天的郁达夫被一个土著青年叫出了门外。当时天已擦黑，刚刚吃完晚饭的他甚至没来得及换下身上的睡衣和脚上的木屐，便匆匆离去了；然而这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却再也没有了任何的音信……
直到数年之后，人们才在众多史料的查寻中发现了最终的线索：他被日本宪兵队残忍地杀害在了武吉丁宜附近的荒野之中，至今尸骨无存！
……郁达夫就这样走了，就这样为他的一生画上了最终的句号。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的一个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著名作家，唯一的一个牺牲在日本投降之后的著名作家。
郁达夫真正地成为了一名战士，他用他的行动证实了他已经的的确确成为了一名战士。但是熟悉他的人们却仍要这样说：郁达夫还是原来的郁达夫——
他仍然是那个写《沉沦》的郁达夫，仍然是伴随着悲愤、误解、孤寂、消沉而挣扎奋进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曙光而欢呼、为人类的不平而狂叫的郁达夫；是那个当创造社奄奄一息，放弃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学最丰厚的待遇，忍受着战友的谴责独自跑回上海挑起重担忍辱负重的郁达夫，也是那个自幼读书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崇高灵魂的郁达夫。
这是郁风在《盖棺论定的晚期——〈郁达夫海外文集〉后记》中写下的一段话。看来，要想真正地理解、真正地看懂郁达夫确实不容易，是相信他自己的话呢——“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还是相信胡愈之的话——他平时的一切都是“伪装”？但不管怎么说，郁达夫最终是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就跟所有的先烈们一样，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尽管他不是“左联”的盟员，不是中共的党员，甚至连“同仁社”的成员也不是，但他却是一名真正的“有行”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