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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远逝的历史真实——写在皖南事变八十周年之际
作者:庞振月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23-09-18 浏览次数:7369
2011 年皖南事变发生70 周年之际,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编写了《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转眼10 年过去了,重读《茂林悲歌》,心中依然悲痛。
2011 年皖南事变发生70 周年之际,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编写了《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转眼10 年过去了,重读《茂林悲歌》,心中依然悲痛。
这是一段血染的历史;这是发生在80 年前的一桩让天地同悲、令草木含恨的惨烈故事;这是抗日战争中江南一叶的千古奇冤;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亲者痛、仇者快的一曲悲歌;这是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头子蒋介石有领导、有计划布置和预设陷阱,大规模屠杀作为其部属的新四军的罪恶阴谋。在这场罪恶阴谋中,皖南新四军9000 多抗日将士,除不到2000 人突围外,其余均被剿杀、俘虏或失散。
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关进囚牢。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壮烈牺牲。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包括新四军高级干部张正坤、李子芳、冯达飞、黄诚、林植夫、肖正纲等在内的4276 名干部战士被俘后,关进“人间地狱”的上饶集中营,受尽百般折磨,其中张正坤等高级干部和一批共产党员先后被集体屠杀。著名音乐家、《渔光曲》《打回老家去》《抗敌歌》的作者任光,在突围中身负重伤,牺牲后被国民党军砍下头颅,挂在野外一棵大树上示众3 天。
新四军直属教导总队史红鹃等7 位女战士,被国民党军追逼到东流山的一处悬崖,无处再去,把身边仅剩的一颗手榴弹投向敌群,高呼“抗日必胜”“新四军万岁”的口号,手拉手纵身跳下万丈悬崖。她们之中,最小的年仅17 岁。
这些,都发生在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中。
这场空前惨烈的千古奇冤,发生在安徽泾县西南茂林。
茂林地处青弋江南畔,是一个山区古镇,距县城35 公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在茂林以北20 余公里处。茂林四面环山,东流山、齐云山傲峙东南,悬崖峭壁,山高林密。而泾溪、濂溪、古溪则环流其北,烟树千重,苍然翠郁。溪水随山势蜿行,山清水秀,堪称胜景。正是在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居然成为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新四军抗日将士的屠场!
据说,皖南事变那一年,茂林东流山满山遍野生长着一种红豆,硕果累累,逢雪天,纷纷跌落,红艳艳于白雪之中,如烈士血滴,呈现着一种伤感的美丽。这不禁使人又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诗。王维这首诗写的是寄托儿女之情的岭南相思豆,而新四军抛洒过热血的东流山上的红豆,则寄托着人民对新四军的思念与回忆。1991 年皖南事变50 周年之际,一位叫郜磊的作家就以《茂林红豆亦相思》为题,写了一篇祭文,饱含深情,如泣如诉,再现了历史真实的一页。
为了让人们永记这段历史的真实,2000 年12 月,也就是皖南事变临近60 周年的时候,中共泾县县委、泾县人民政府仿照英国古代垒筑“巨石阵”的创意,用数百吨东流山巨石,在茂林的一处广场上垒成“41.1.7”字样,作为“皖南事变发生地标记物”,并刻石纪事。铭文曰:
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之秋,新四军英勇杀敌,屡建战功;驻守皖南3 年,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岂料国民党反动当局包藏祸心,既下令新四军北撤,又集8 万顽军围剿9000人民子弟兵,酿成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青山作证,流水呜咽。新四军经至茂林地区,骤遭顽军四面进攻,被迫自卫还击。虽是敌众我寡,犹依东流山主峰阵地,坚持战斗7 昼夜。顽敌凶焰弥张,战士斗志弥坚,誓与阵地共存亡;熊熊战火愈烈,民众关怀愈切,心系战士之安危。茂林各界,或翘首于长堤,或低语于庐巷,枪炮声里祈望亲人逢凶化吉;山乡父老,或担饭食于阵地,或筑工事于前沿,生死关头军民并肩浴血战斗。终因实力悬殊,我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东流山失守,石井坑告急,军部决定分散突围。经历血与火考验之2000 余名突围勇士,嗣后成为抗击日寇和顽敌之中坚,力挽狂澜于民族危亡之秋,继而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垒垒岩石组成“41.1.7”数字,请记住1941 年1 月7日,此乃皖南事变发生之第一天。旬日事变,血雨腥风,天地昏暗,山川怒号,风云带愤,草木含悲。坚持团结抗日,新四军反被暗算,殉难将士光照日月;玩弄反共阴谋,反动派得逞一时,终成千古罪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是非早已评判。
转眼又到了皖南事变80 周年。东流山的硝烟早已散尽,记述皖南事变的文献、著作也已很多很多。但是,人们对它的兴趣依然不减,它始终是中共党史、军史中的研究热点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近40 年来,随着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等各类文献和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对史料知道的越来越多,研究空前活跃,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极大地丰富和开阔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这中间,皖南事变的研究也同样不断有大量丰硕的新成果相继出现。作为一面历史镜子,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是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人们可以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正是人们始终关注皖南事变研究的根本动因。
台湾方面同大陆一样,也非常重视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陆续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徐永昌《求己斋日记》以及《抗战建国史研究论文集》等著作,均有大量论及皖南事变的内容。其中《蒋总统秘录》中的第16章:“抗战的破坏者”;《抗战建国史研究论文集》中严锦先生所写的《皖南新四军叛变事件之经过》一文,可谓特别引人注目。以往,大陆有些人看到国内出版的有关皖南事变的史料,有时会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面之词,不知国民党是怎么说的”,《茂林悲歌》一书毫无保留地把国民党方面关于皖南事变的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上述著作中的“精妙言论”一并附录在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相信广大读者能够从比较分析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求是”,是从客观事物、事实中,去研究、分析、求索,找出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判断是非、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如果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甚至篡改、歪曲事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这是研究历史必须遵循的铁律。
单从严锦先生的论文题目看,就不免使人觉得荒唐可笑。说新四军叛变,叛变到哪里去了呢?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大背景下,叛变只能是投降日军当汉奸。如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认贼作父,组织成立南京傀儡政府,那确实是背叛,称汪逆叛贼恰如其分。而新四军当时是华中敌后战场的一支抗日劲旅,蒋介石为表彰新四军抗日,不知颁发过多少嘉奖令,这又作何解释?严锦先生说新四军不服从蒋介石军令、政令,所以叫叛变。他似乎忘记了一个根本事实:国共是合作抗日,两党是平等的。一些国民党人总认为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红军接受改制改编,是向国民党“投诚”。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从抗日实践来考察,共产党为了坚持和维护抗日大局,一向尊重和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凡是他发布的确有利于抗日的军令、政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坚决贯彻执行的。抗战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人们公认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密月期,其根本原因就是两党真诚合作。由于中共军队在敌后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忌恨,才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军事磨擦,而且每次磨擦无一例外都是国民党军队先挑起,以致发展到国民党居然调集7 个师8 万多人来围歼只有9000 人的皖南新四军,这才是皖南事变的真相。而严锦先生不知是历史知识甚少,还是有意视而不见?
台湾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均一口咬定在皖南事变中,是皖南新四军先向国民党第四十师开火,说“新四军伪装开拔北上而将其战斗部队埋伏于某些地区,等待第四十师到达”。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国民党军第四十师驻防在宜兴、溧阳、郎溪、宣城一线,离皖南事变的发生地茂林相距好几百里,他们不在驻防前线打日本,跑到茂林去干什么?置日寇于不顾,星夜急行军西行去茂林,是奉命去参加围剿新四军,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第四十师副师长陈士章曾写过一篇回忆录《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的经过》,他是直接的当事人,这篇文章也收编在《茂林悲歌》附录中,可供读者了解真相。严锦先生最得意的是引证毛泽东1961 年接见日本社会党访问团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感谢日本,没有日本军阀进攻中国,我们现在还在山沟里。”严先生认为这是中共叛国的最好注脚。其实,毛泽东的这句话一点也帮不了严锦的忙。毛泽东常常用极具幽默而有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明事物的辩证法,说明相互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这里,毛泽东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是天大的坏事;但是,日本的侵略,也教育了中国人民,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这又变成了好事。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阐明过这个道理。难道由此能得出毛泽东欢迎日本侵略中国的结论吗?能够证明毛泽东喜欢借日本侵略来实现严锦所说的“中共野心”和“叛变”吗?
《蒋总统秘录》和严锦的论文,都还谈到叶挺“突围被俘”,又说叶挺“经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云云,这都不符合事实。叶挺是1941 年1 月14 日去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强行扣押的,在中共长期反复抗议和交涉下,直到1946 年3 月获释,国民党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公开审判。国民党并不是不想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因为审判他,必须迫使他承认新四军“叛国”,而这是叶挺决不会承认的,还会义正词严地揭露国民党阴谋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所以不得不长期对他进行秘密关押。
严锦先生批判新四军叛变的论文,其论点、论据之苍白乏力,连有些台湾学者都看不下去了。如有一位叫陈永发的学者,就对严锦的论文发表了一篇“评论”。尽管陈永发先生对皖南事变的全部观点与我们仍有很大差异,但他也不满于国民党官方的一些陈词滥调。陈永发先生针对严锦论文发表的“评论”,也收在《茂林悲歌》附录中,可供读者对比分析。
改革开放40 年来,国内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不断宽松和扩展,皖南事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陈枫著《皖南事变本末》,李良志著《烽火江南话奇冤》,童志强著《皖南事变研究十年》,刘喜发、李亮著《皖南事变史论》等,都是皖南事变的专著,堪称资料翔实、论据有力之作。近年来,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原南京军区编辑出版的《新四军战史》,王辅一著《项英传》等,在涉及皖南事变部分,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资料,并有独到、精辟、科学的论述。但是不可否认,在皖南事变的研究中,也出现若干令人忧虑的问题。例如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所发表的见解,使人很难不认为他们是企图歪曲和篡改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晋察冀边区军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有一个叫张戎的女作家,在写到皖南事变时,讲的更加离谱。她写道:“1939 年8 月23 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她继续写道:在这期间,毛为了把苏联卷入进来,曾一再向斯大林报告“国共有内战的危险”,不断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以“重创国民党”。并说毛“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她还写道:1941 年1 月3 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4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联系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去了。”她接着引用苏联大使潘友新后来在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潘“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据此,她认为皖南事变是“毛泽东设陷阱”,“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打全面内战”。(以上详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张戎女士对皖南事变的论述,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把历史完全颠倒过来,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悲哀,更是对革命先烈的亵渎。
鉴于张戎女士大量引证苏联的档案材料,加以片面歪曲,肆意篡改和解释皖南事变的真相,《茂林悲歌》除详细叙述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外,特收录海军大连学院王真教授所写的《皖南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一文附后,供读者对比分析。又鉴于张戎女士一再强调毛泽东扣压项英电报等情况,《茂林悲歌》特在第5 章中详细叙述了中央与新四军电报往来的详情,可供了解事情的真实原委。
真实的历史不容忘记、不容歪曲、不容颠倒、不容篡改。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还原历史、认识历史。追寻远逝的不容篡改的历史真实,是《茂林悲歌》一书的重要使命。
坚持用唯物史观剖析历史、审视历史,从来不会仅仅从某一个具体事件出发,去判断和概括整个历史全貌。例如对国民党的认识和评价,共产党人向来认为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不然,就不会有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一书“总序”中评述说:“如果从兴中会算起……,自1894 年至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是它的革命时期,其对象是腐朽、顽固的清政府;自1912 年至1927 年“四一二”政变前,是它的继续革命时期,其对象是北洋军阀。从1927 年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是它统治全国的执政时期。1949 年之后,则是它的退守台湾时期。在这100 余年中,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当然,在其历史长河中,中国国民党也犯过这样、那样的过错,给中国人民带来过许多灾难。如1927 年的‘清党’,对苏区的十年围剿,抗战胜利后的三年内战,等等。国民党的功绩和过错都是中国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都应该科学地加以阐述和总结。”
毫无疑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进行的抗日战争中,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也都是其所犯严重错误的一部分。特别是以皖南事变为最高峰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几乎把国共两党关系推向完全破裂的边缘,对抗日救亡大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这一段历史同样需要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认真回顾和科学总结。实际上,共产党人在提起和阐述三次反共高潮时,向来极其谨慎小心地把握实事求是的分寸。例如说到三次反共高潮的罪责,总强调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顽固派”,而与整个国民党相区别。现在的青年朋友大多不了解这一用语的良苦用心,有的还以为在“国民党”后边加上“顽固派”是“多余的形容词”,有的甚至把“蒋介石”与“国民党”完全划等号,这都是因为不完全了解当时政治、历史环境的缘故。所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澄清和纠正对历史的一些谬说,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发生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否是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皖南事变是否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顽固派有领导、有计划制造的一场罪恶阴谋?让我们追寻历史的真实吧!
(作者为《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一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