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锋近照

    我的父亲吴金锋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他1942年从上海奔赴苏北寻找新四军，编入一师一团二营五连，随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4月，父亲奉命参加总政文化部组织的采访团，对英勇回国的抗美援朝被俘伤病员进行采访。这些被囚禁的英雄们在美军战俘营中冲破美蒋特务压力，高举爱国旗帜，反抗美军和国民党特务虐杀战俘暴行，浴血奋斗坚决回国的事迹使他深受感动。
    1983年，父亲从解放军总政治部离休，由于对朝鲜战争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心中所存疑虑，他对志愿军战俘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研究。为了获得准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费到志愿军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调查，通常先是带着介绍信到当地的民政与公安机关查寻档案，根据线索逐个找人面谈。有时为找到偏居一隅的归国战俘，他常常不辞辛劳，下到偏辟农村，沿着乡间小路登门拜访。每次出发，短则二三个月，长则半年，调查的脚步遍及东北三省、山西、湖北和四川等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当面采访了100多名回归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又在各地公安机关中收集到近300人的自述材料。在走访中他经历过非难的白眼，但更多的是有公正之心的人为他提供方便，使他感受到人民群众内心的善良和实事求是的心声。
    通过调研，他清楚地认识到战俘问题是在朝鲜战争后期被美国当作向我施压和争取利益的筹码。按照国际法与惯例，战争之后，参战双方应相互交还全部战俘。但美国为在政治上打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蓄意利用战俘问题在全世界给我国抹黑。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美国代表高声说：共产党的战俘，“已表示战争也好，和平也好，他们永远不愿回到共产党那边了，宁死也不愿回去。战俘们不愿回去，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以庇护，如果硬是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不人道的，那就等于把他们送到火坑里去。”
    于是，一场围绕战俘问题的严重斗争开始了。多数志愿军战俘要求回国，美方却抛出所谓“甄别”手段，声称要按战俘的意愿送他们到大陆或是台湾。为逼迫战俘们到台湾，他们启用解放战争中投诚到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官兵中变节分子和台湾派送的特务占据战俘营的管理岗位，惨无人道地对志愿军战俘进行迫害和镇压，对意愿归国的人采取鞭打火烙，肢体刻上某某反华字样等酷刑。面对这些罪恶行径，战俘们开展了宁死不屈的斗争，他们在战俘营升起用红药水和奎宁染制的五星红旗，高唱战歌，用热血身躯与美军的机关枪和坦克搏斗。到最后，有7000余人坚决返回了祖国，而被国民党特务威逼和美军裹挟到台湾的有14000多人。另外，在斗争中被美军直接和借走狗之手杀死的志愿军战俘有240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
    父亲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分析，对战争也有了更深的感悟。战争的结局对参战双方整体上或是胜利，或是失败。但对参战的个体来说，却可能有三种结局：或是凯旋，或是牺牲，或是被俘。即使对最终取胜的一方来说也并不是所有战斗都是胜利，也非所有人都会凯旋，战斗中遭受挫折时没有战死就有可能被俘。他们的命运通常由不得自己选择。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因各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
    通过几年的深入调查，他采访的笔记已多达几十本。为了整理这些资料，他不顾年老体弱，执着地学习使用电脑，让孩子们手把手地教他开机、关机，并努力学会用手写板来进行文字录入和文字处理。日复一日地在电脑前工作，使他腰腿和肩周部位都出现了毛病，甚至两次患上中风，但他经治疗后仍坚持一笔一划地将采访的口述整理出来。北京的盛夏高温干燥，在房间内静坐仍汗流不止。为避免汗水浸湿写字板，他每天把毛巾裹在胳膊上不停地写作。
    通过对材料的整理与深入思考，他深刻地感到这些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都是怀有赤诚之心爱国爱党的优秀战士，他们被俘之后仍不屈不挠地与敌人斗争，堪称是囚牢中的英雄。他们的被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他们饱经磨难拼死返回了祖国，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起初的热烈欢迎与精心照料之后，接蹱而来是极“左”的清算与严酷的审查。这些归国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军籍，在回到工厂或农村的几十年中不断遭到意外的打击。每人都背着“叛徒”的罪名遭世人唾骂，甚至被怀疑是敌人派回来的特务。他们的档案大都被放到各地的公安局，每人都在被监视中生活。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他们恶梦的开始，他们中许多人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
    然而，这种战俘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党开始闹革命与敌作战时，面临的敌人十分强大而凶残，红军战士一旦被俘，蒋介石的军队就残酷逼迫被俘者投降叛变，带领着去剿灭红军。被俘者如果坚贞不屈，那就必定经受酷刑，直到就义牺牲。而如果叛变，他就成为红军最危险最可恨的敌人。那时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从敌军手中放出的被俘者，一般地说，必是叛变了的人。因而红军中形成一种共识：宁死不当俘虏，当俘虏可耻。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个思想已形成为解放军顽强作战的优良传统，也逐渐形成为社会共识。但随着战争样式与对象的发展变化，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被俘已成为未来战争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之一。
    经过近4年的努力，父亲终于整理完成了8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定名为《安德舍笔记——四百多位抗美援朝被俘者的自述》，对他们如何在战场上被俘做了真实的记录，揭露了当年美军会同国民党特务剥夺志愿军战俘人权，残酷虐待、伤害与屠杀战俘的真实情况，并翔实地记述了这些志愿军战俘如何与敌进行不屈的斗争以及归国后的遭遇。在深入调查与思考的基础上，他秉笔直书，将所了解的情况直接向总政治部、中央军委和军委首长汇报，为战友们的不平遭遇大声疾呼，建议进一步为7000余名归来的志愿军战俘落实政策，改善生存条件，并提出要引导社会逐步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战俘观，根据现代战争的实际和国际通行做法为战俘问题确立适用的法规。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发生了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的虐囚事件。为了揭露历史上美军就有迫害虐待战俘的恶行，父亲根据他的调查材料写出《美军战俘营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文章，深刻揭露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就曾残酷虐待志愿军战俘，被《参考消息》刊载，成为揭露美军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的罪证。
    2013年，他的《志愿军战俘访谈摘编》被《解放军文艺》杂志刊用，并被评为全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二等奖。他说：“我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就是朝鲜战争，要认真研究与接受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正确地看待与处理战俘问题，这也是做好未来战争准备的重要一环。”对此，他认为：首先，应教育与训练我军的官兵永远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论在何种不利的形势下，包括在失利的形势中，也永不服输战斗到底。即使一时被敌打垮、打散，以至被俘的条件下，也能自动集结，重聚重生，自觉地按党的路线方针继续与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其次，应从现代战争情势出发改革我军旧有的战俘观念。今天，我军面临的战争从作战的对象、规模、力量，以及作战的任务与性质都发生了质的转变。过去的许多观念与规章巳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过去我军历来在战前忌讳讲被俘，认为会损伤士气，这是符合内战及抗日战争时期情况的。但现在新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已成为国防军，将主要面对与外敌相争，要求我们战前就必须让参战者不仅对牺牲、而且对被俘都要有所准备，以便必要时知道如何继续斗争。其三，应研究制订关于战争中军人被俘的新规则，新条例。规定允许与不允许被俘的界线，规定什么是叛，什么是过，什么是无过，什么是有功。既提倡有中国特色的气节观念与情操，也要为军人被俘制定法律，并考虑与日内瓦国际战俘协定接轨，使之成为与敌斗争的武器。教育部队懂得被俘的必具知识，万一被俘能够继续斗争，争取胜利。
    2010年，父亲把他多年调研与思考的志愿军战俘问题笔记及他所写的诸多研究报告、文章、材料等全部整理上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不仅让这些记述着事实与鲜血的材料与历史永存，而且为后人继续研究与完善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素材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