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这是曹聚仁晚年时对自己的一生所做出的结论。其实早在1932年，他即在由他主编的杂志《涛声》中开诚布公地宣示了自己的“宗旨”——不过，是借用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一段话：“一个虚无派不崇拜任何权威，不人云亦云的信仰任何主义，不管那主义是怎样的尊严。”
——这，就是曹聚仁，一个真真实实的曹聚仁；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位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说了：“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他还说了：“1924年以后，一开头便看到了国共婚变的悲剧，所以，对于政治舞台有了戒心，对党争表示十分冷淡……”为此，他曾多次遭到左翼文化阵营的批判，直至1979年还有人称他为“反动文人”。
曹聚仁
才子曹聚仁
其实，若以名气来讲，曹聚仁可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教授。——自1923年起，他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南洋路矿学院及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教授国文，就连他自己也颇为得意地说过：“什么是教授？在资格审查项目下，首先要轮到留学欧美各国，在大学研究院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或者是工程师学位的；其次才是国内大学毕业获得学位的；又其次，才是专门研究有著作的。我呢，当然什么都不是，最多也只能算是写稿卖文的人；然而我居然做了大学的教授，而且在文史系教授之中，区区也不算是很差的，并没人怀疑我，以为不该担任这样的教职。”
其实，若以学识来讲，曹聚仁亦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家。——那是1927年，他受聘为浙江省立图书馆西湖分馆的馆员，负责整理与校辑因兵燹而散佚的《四库全书》。不承想，仅仅半年的时间，他竟将这部八万卷的类书，从头到尾地翻看了一遍，而且还指出了它所存在的三个弊病：残、陋、错，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也很自命不凡，而且竟以顾炎武自期——“我夸下了大口，说是要写一部有来历而又有创见的《日知新录》。”后来，他果然出版了《国故学大纲》《中国史学ABC》《国故零简》；校读了《史通》《元人曲论》《老子集注》等一系列的古籍，实不亚于清代的这名大学者。
其实，若以水平来讲，曹聚仁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编辑。——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他即独自主编过周刊《涛声》，与徐懋庸合编过半月刊《芒种》，还担任过半月刊《太白》的编委……他称呼自己为“无视绅士的尊严，以小瘪三的态度登场”，但是就连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向他投稿，并夸赞道：“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对于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曹聚仁是这样总结的：“我们当时染笔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评现实剖解时事为主；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字，见之于报章的特写。”
的确，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曹聚仁很可能就这样一直地走下去了——继续做他的教授，继续搞他的研究，继续编他的杂志……然而，民族的危亡将他从书斋中唤醒，从“虚无”中唤醒，他不能不直面眼前的“政治”了！
那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让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曹聚仁的那个位于上海郊区的家被摧毁了：“余于1月29日自火线中避出，真如寓所即由十九路军借作司令部，我军既退，仇军又作军部；中经便衣队汉奸土著三次洗劫，什物书籍，荡然一空。”
曹聚仁的那个年仅6岁的爱女夭折了：因为躲避战火，妻子被迫将心爱的幼女带回浙江老家。但是因水土不服，孩子恹恹成疾，再加上交通不便，求医困难，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最终夭折。曹聚仁痛不欲生，他哭泣道：“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我这一生，也就这么完蛋了。”
最后，几经辗转的曹聚仁终于在上海市内一处名叫花园坊的公寓里住下了，不承想，寓所的对面竟然是三井花园！——“三井乃是日本三大企业之一，经济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他们的大花园，正是我们中国人血汗所喂养起来的。”曹聚仁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说，园中栽满了樱花，虽说花期很短，但“日本人对于樱花的赞赏，也就是对于死的赞美，这便是日本军人的侵略精神。因此，三井花园对于我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刺激。”
曹聚仁开始变了，变得几乎判若两人！——他自己也曾这样总结道：“1936年以后，我的政治觉悟引我从书斋中走出，走向抗战的洪流中去，这也正是我的生活转折点。”
于是乎，以往从不过问政治的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被推选为领导人之一。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于是乎，以往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他到处去演讲，去向民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和团结的重要。一次在无锡，他被当场逮捕，先是被关押在警察局，后则被送到当地驻军第八十八师的师部。
又于是乎，坚决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他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救亡歌曲《战神的脚步》：
枪在我们的肩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齐赴沙场！
渡过鸭绿江，
冲过大同江！
哈，富士山算得什么！
嘻，富士山算得什么！
我们濯足乎扶桑！
我们濯足乎扶桑！
1994年，三联书店在出版《曹聚仁杂文集》时，夏衍亲笔为它作序，他在文章里由衷地称赞曹聚仁“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曹聚仁作品《采访三记·采访新记》
记者曹聚仁
的确，能够获得这样的评价，是曹聚仁以自己的行动换来的；尤其是“热烈”二字，更是他以生命换来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没有像大多数文化人那样迁徙于大后方，而是选择了前线，选择了做战地记者。这不能不令所有人为之而瞠目，更为之而刮目了！
他这样剖析自己：“抗战给了我一个新的信念，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了。因此，当时我对中国的前途一变而颇为乐观了。”他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以示胸中的激情与抱负——
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
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但不管怎么说，上前线无疑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当战地记者也无疑要与死亡打交道。曹聚仁究竟是怎样跨出这一步的？当年他与刚刚出狱的陈独秀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曹先生，你这样独往独来是不行的！”陈独秀批评道。
“我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我是罗亭！”曹聚仁回答。
“罗亭，最后还是参加到巴黎公社的巷战中去了。”
“因此，我要做战地记者。”
……
罗亭是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他不满现实，向往真理，却又往往只有空谈而无行动，成为了懦弱文人的一个典型。曹聚仁以罗亭自喻，这不仅表现出他与过去告别的勇气，而且表现出他走向未来的决心。
对于这样的选择，就连曹聚仁的母亲也不敢相信——儿子自幼胆小，甚至不敢进关帝庙，不敢看关云长的红脸和手中的大刀——“难道你的胆子变大了？不怕死了？”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直至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曹聚仁才有了亲身的体会：
上了战场，我才恍然大悟，从将领到士兵，没有不怕死的；在密集的火力中，不知“死亡”什么时候来叩门，哪有不怕死之理？但一上了战场，战斗一开始，面对着“死亡之神”，“怕”的念头便散失掉了。“怕死不怕死”乃是一种群众的情绪，战号一响，提枪前进，那时候有如吃醉了似的，颇有轻快的感觉，已经和哲人一样，到了超死生的境界了。
——就这样，曹聚仁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前线，走入了“超死生的境界”：
1937年的8月，他担任上海《大晚报》的战地记者，并兼任《申报》《立报》及中央通讯社记者，前往淞沪前线采编战地新闻；
1937年的10月，他受聘于金华《东南日报》，为其采写东南各战场的通讯报道；
1938年的2月，他受聘于中央通讯社，担任战地特派员，亲赴台儿庄前线进行现场报道；
1941年，他担任赣州《正气日报》的总经理及总编和主笔；
1944年，他接受上饶《前线日报》的编务，并担任《前线周刊》的主笔……
整整八年的时间，他奔走于各个战区之间，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下。其间，甚至有他为国捐躯的消息传出，朋友们奔走相告，深表哀悼。此间，他也曾有过多次机会“改行”——1938年的春天，全国抗日救亡总会正在筹组，沈钧儒亲自上门相邀，他谢绝了；随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他没有上任……就这样，他由一名教授、学者、编辑、作家，变成了战地记者，变成了“有笔曰如刀”的新闻工作者！
不怕死，仅仅是战地记者必备的条件之一；至于什么是军事新闻，怎样采写军事新闻，这对于从未上过战场的曹聚仁来说，同样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然而，曹聚仁总是要比别人幸运，他结识了八十八师的师长孙元良，并与之成为挚友；于是他得以住进前线指挥部，也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观察到了战争，直接接触到了战争，更直接从战争中学会了报道战争。他这样总结道：“军事新闻当然不能太真实，太真实，那就等于替敌人做情报；上海环境这么复杂，一句话都错不得的。但同时也不能太不真实，上海的外国记者，他们有种种新闻来源；日本军方，每天招待六次记者。豁了边的新闻，他们理也不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采写呢？曹聚仁终于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
那是1937年的10月3日，敌方新闻发言人得意洋洋地向各国记者宣布：“闸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经轰炸后完全动摇，即将向后总溃退！”当天，各家新闻媒体同时刊登了这则消息。至于它的真伪，唯有身处前线的曹聚仁一清二楚。于是乎，他以第一线记者的身份采写出了一篇通讯——没有一个字的反驳，没有一个字的“辟谣”。他只是说，现在的他正在闸北的阵地上，他亲眼看见了孙元良将军，亲耳听到了旅部与团部中军官们的谈话，也亲身接触到了战壕里众多的士兵……这样一篇“身临其境”的报道，其效果恰恰在“不言而喻”，在“心照不宣”——中国军队已经“总溃退”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这一次的“首战告捷”，奠定了曹聚仁成功的基础，此后他的报道，便源源不断地以“本报战时通讯”的名义出现在众多报纸的版面上。以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立报》为例，自10月1日起，头版头条几乎全都包给了他。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他一共发表了50多篇战地通讯和特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数量惊人的“战场小语”。
孙元良对此非常满意，曹聚仁自己也颇为得意：“说实话，淞沪战线新闻，也是我进了军部后，才转入正常化……”——此话不假，由于前线统帅部有令，各军部与师部不得擅自发布军事新闻；所有的稿件必须先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呈报，然后转呈上海市政府，再由新闻处向中外记者发布。这样大的一个圈子转下来，所有的新闻都成了旧闻，各家报纸纷纷不愿刊登，而有关淞沪前线的报道也因此几乎成了空白。然而曹聚仁却不同了，他是以孙元良“秘书”的身份住进司令部的，他所采写的一切均由自己负责，与师部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乎，他的稿件不受任何检查，也没有任何阻碍，不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而且也使得淞沪前线的报道逐步转入了“正常化”。——曹聚仁的功劳实可谓大矣！
其实，与后来的成绩相比，曹聚仁在淞沪战场仅仅是小试锋芒，数月之后的台儿庄大捷，则让他大显了一番身手。——这场中国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于1938年3月23日打响，4月7日结束，历时两个星期。作为中央社的战地特派员，曹聚仁于3月25日抵达徐州，4月5日亲临台儿庄正面战场。这场战役对整个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各路记者蜂拥而至，其中《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诒都是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大家无不在暗地里较着劲，看谁的报道最快、最准。
4月5日那天，记者团到了第二集团军军长孙连仲的司令部，了解到台儿庄的现状并不乐观，日军已经攻占了4/5的地盘，但我军将士仍在顽强死守。6日清晨，曹聚仁抓住机会单独采访了孙连仲，由此获得了更加详细的资料，孙将军的态度是：“胜负之数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当时与他同样采访到这一新闻的，还有范长江。6日中午，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邀请记者团到运河车站见面，不料半路遇到敌人的炮击，只得由一位副官长草草地接待了一下。众人颇感失望，唯独曹聚仁没有放过对方于闲谈中的每一句话，尤其是“我们正准备反攻”这看似不经意的几个字。此时范长江和陆诒都不在场，曹聚仁为了核实它的准确性，立即返回司令部，向参谋长金典戎做进一步的了解，他的回答是：“敌人确有撤退的趋势。”6日晚8点25分，曹聚仁利用司令部的军用电话向中央社徐州随军组报告了这一重要情报。10点，为了全面了解整个战场的情况，尤其是侧翼部队的消息，他连夜搭乘军车赶往120公里外的徐州，希望通过综合战讯，再次证实这一反攻消息的准确性。7日凌晨，曹聚仁抵达徐州，果然得到来自右翼阵地汤恩伯军团的可靠情报：台儿庄战役获得了全面胜利！……没有一分钟的耽搁，曹聚仁立即提笔，将这一电讯飞快地发往中央通讯社——于是乎，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就这样通过他的笔传遍了海内外。8日，曹聚仁再接再厉，他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撰写出一则长篇报道《台儿庄巡礼记》，并由电台发往总社。9日，全国各大报纸便纷纷刊载了出来……
曹聚仁胜利了，他终于成为了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范长江的长篇访问记于《大公报》刊出时已是4月13日，陆诒的特写在《新华日报》发表已是4月14日了。范长江委实佩服曹聚仁的神速与才华，曹聚仁则谦虚了起来：“今日之事，并不是中央社比《大公报》强，而是中央社的工具胜过了《大公报》，那是无法竞争的。”——这话也确是事实。
自1939年起，曹聚仁开始奔波于浙江、福建、江西等东南一线的各个战区，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撰写出近百万字的新闻报道、战地杂感以及人物采访。他称这段生活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富有刺激”，“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就在这“刺激”与兴奋的背后，又藏有多少艰辛、多少凶险，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身背四五十斤重的行囊，每日行军七八十里，甚至十天半月不得休息；“有时饥渴交迫，还得在泥浆中打滚；有时走得脚肿跟破，几乎要倒下去了；可是后有追兵，还得赶一站才憩得脚。”遇到空袭，更是命悬一线，“敌人所用的炸弹为空中爆炸弹，其爆炸为平铺式——30度的射角，杀伤力甚强。”……这样的生活正如他在《万里行记》一书中所说，“无不有如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管不了危险不危险了”；而那些“‘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则未必肯冒这样的危险”。
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一位体格羸弱的书生，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是什么意志在引导着他？1940年，曹聚仁将他采写于这一时期的通讯结集为《大江南线》，1945年，上海复兴出版社再版此书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本小册子所记的，从武汉会战前后起，到太平洋战争前夜为止；这一时期，是中国抗战最重要的时期。那时候，我国真的孤军作战，国际间或友或敌，都对于我们的抗战表示绝望；国内各阶层弥漫着失败主义的空气。武汉陷落以后，若干人士对于军事表示绝望，竟乃脱离了阵线，走向投降的路。究竟这恶劣的情势如何转变过来？我们的当局如何支撑这艰苦的局面？我的新闻报道中，有着蛛丝马迹可寻。记者个人也曾立愿，放下笔杆去肩枪炮，新的情势诱起我的希望，鼓起勇气在战场上奔走着。我看了前线的实情，研究了敌人的文件，使我永远对于抗战前途乐观下去。我所有的报道，决没有夸张的成分；“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直到今日，这本册子的真实性并未减低，这是我自问对得起社会之处。
1957年曹聚仁与妻子邓珂云在庐山
大师曹聚仁
对于曹聚仁的了解，应该说没有谁能够比得上他的妻子邓珂云了，更何况两人还曾并肩战斗在台儿庄前线以及东南各战区。1982年，当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在大陆出版时，邓珂云于《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抗战八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大的，对聚仁尤其如此。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正以抗战爆发为界。……他一直称自己为虚无主义者，是罗亭式的人物，但他又是以积极而乐观的态度来应付人生的挑战，使自己顺应时代的潮流，把自己的一生同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的确，战争能够改变人的一生，就连曹聚仁自己不也说过，抗日战争“是我的生活转折点”吗？——在思想上，他努力摆脱“虚无主义”，摆脱“罗亭”的影响，从个人与时代的矛盾中不断探求人生的真谛；在学术上，他努力拓展知识结构，深入进行理论研究，成为一名紧紧与时代相连的“通才”型知识分子。而后者，更该是一位文人对民族与国家应做出的贡献——曹聚仁则真正地做到了：
第一，战争使曹聚仁成为了新闻战线上的专家。
曹聚仁那一篇篇来自前线的通讯与报道使他成为了名满天下的记者，就连朱自清也大为称赞，并将《大江南线》中的一些篇目选为自己授课时的教材。然而，曹聚仁并没有满足自己，他又进一步地对新闻这一特殊的文体进行了研究，并且从理论的高度给予了归纳和总结。完稿于1939年7月1日的《新闻文艺论》，可以视作他此时的代表作。——“替后来人铺桥梁，指示青年记者以入门的途径，也是一件当前的切要工作。”这是他在“引子”中写下的话，也是他撰写此文的真正目的。
什么是“新闻”？这是他首先提出的问题——“它，并不是纯文艺，乃是史笔……只要那新闻本身缺乏真实性，那篇通讯即失了意义。”作家出身的曹聚仁，准确地抓住了当时新闻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毫无顾忌地指出了其根源之所在：“新闻记者并不是文艺作家的兼差，并不是能写文艺作品的便可写出优秀的新闻文艺来。”话虽说得尖刻了一点，却是一针见血。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新闻记者——亦即具备观察事物的“新闻眼”呢？曹聚仁认为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培养——第一，“要脱去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方能客观地观察与注意周围的世界；第二，要学会“使用显微镜与望远镜”，方能全面地“鸟瞰”事件的发展动态；第三，要排除被采访者的“主观色彩成分”，方能辨别出新闻的真假……这些文字无一不是曹聚仁的经验之谈，既具体又真切，直到今天，还具有极其宝贵的借鉴意义。
战争结束以后，移居香港的曹聚仁仍在继续他的研究。他写下了《战场上的文学》一书，透过历史再次审视了当年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解放区的记者，毕竟比之国军战区上的记者差得很远”，“在延安那一角上，的确不曾产生一位比较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因为“他们一直不懂得爱伦堡的成功之处，爱氏不仅长于分析，而且善于综合，并不以一鳞一爪的刻划为能事”。话说得虽不受听，但是曹聚仁的目的相当明确：作为曾经的新闻工作者，作为曾经的见证人，他将真实性与客观性视为新闻写作的生命，并以苏联著名作家、卫国战争时期的战地记者爱伦堡为学习的榜样。
第二，战争使曹聚仁成为了军事方面的专家。
当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叫做“曹聚仁一语救杭州”。那是1937年的11月中旬，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淞沪全线开始总撤退。杭州城内一片混乱，人们纷纷举家外逃，某些胆小者甚至已在暗中准备成立“维持会”了。此时恰逢曹聚仁路经杭州，一些头面人物邀请他谈谈当前的局势。他一手叉腰一手比划开了：“依我看，日军到达嘉兴后，定会西折而转攻芜湖，以切断我军的退路。因此在南京保卫战未见分晓之前，决不会进攻杭州。”他的分析有理有据，顿时稳定了众人的情绪，而且这一预测，最终也成为了事实——日军攻下嘉定后果然没有南下，杭州直至一月之后才沦入敌手。
有关曹聚仁“料事如神”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他写的《谈敌军之用兵》一文，竟然被商务印书馆选入了《战时中学国文读本》中。不为别的，就因为作者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科学，足以成为中学生写作议论文的“范本”。
曹聚仁并不是军事学家，他何以能够准确地预测出战局的走向，深刻地分析出日军“用兵”的特点？——无他，全靠“自学成才”。他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也从战争中揣摩出了规律。1942年7月，他入主《正气日报》，那一篇篇波澜壮阔的社论——《一论战局》《再论战局》《三论战局》《四论战局》，那一篇篇鞭辟入里的时事分析——《日本进攻苏联乎？》《浙赣战纪》等都出自他的笔下。如若没有军事家的头脑与眼光，谁敢接受这样的题目，并写出如此透辟与深刻的文章？
1939年的夏末，曹聚仁来到福建省的浦城，一门心思地研究起了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不为别的，仍为解决战争中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经济战”之后，法币迅速贬值，金融市场一片混乱，然而却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太多的影响，也没能摧毁广大农村的经济与生产？曹聚仁通过调查，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中国农民以自耕农为基本队伍，中国农村以自给自足、物物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因此日本的经济侵略——大批倾销其物资，并由此而引起法币兑换率的急剧下跌，并未给广大农村带来致命伤害。为此，曹聚仁得出了他的结论：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保证了广大农民的生存，而且支撑了整个国家经济，得以使抗战能够持久地进行下去。
曹聚仁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站得住脚暂且不论，仅从他看问题的角度来说——尤其此时他并未读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研究战争，却没有局限于战场；研究军事，却没有局限于军队。他的眼光，他的思路，当时即令新闻媒体如获至宝——《前线日报》全文登载了这篇文章，中央社刊发了参考稿，路透社、美联社发表了长篇专电；不久之后，中央社为此再发专电，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而《前线日报》则二次刊载……曹聚仁将此事视为他一生中的最高荣誉，在他眼里，后来获得的胜利勋章难以与之相提并论。原因不在别处——他的军事思想与战略眼光，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第三，战争使曹聚仁成为了史学领域的专家。
曹聚仁在史学方面的造诣远在一般人之上，但是当年他在上海做教授时，却没有一所大学聘请他讲授中国通史，这成了他莫大的遗憾。1946年，曹聚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史著：煌煌40万言的《中国抗战画史》！
关于这部以画带史、以史入画的巨著，当年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中国抗战画史》由名记者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外战地摄影记者50人合作，搜罗‘九一八’至最近珍贵照片千余幅，文字40余万字，地图数十幅，彩图十余幅，直接文献内幕秘闻百余种，为抗战以来最完备之图文并茂的史书。”
虽说广告词一般都有溢美之嫌，但是对这部书稿的介绍还是名副其实的。朱自清当年也曾致信曹聚仁，他的评价与之完全一致——“大著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翔实，图片更可珍贵！这些材料的搜集、编排，一定费了两位编者，特别是你，很大的心力，印刷的也很美好。我早就想我们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真是感谢！”
的确，曹聚仁为之付出的心血是清晰可见的——
首先，该书的史料丰富而翔实。“（民国）二十七年夏初，笔者随军鲁南，乃开始有计划的搜集。首重敌情，包括敌军文件、日记、及俘虏口供；其次注意军方文件，包括战斗报告、实录、命令、计划等等；又次随时记录军方人士谈话，尤其注意参谋人员的议论批评；至于报纸所载电讯、通讯、特写，连笔者所写的在内，一律只能当作旁证……”一直以“史人”自称的曹聚仁，确实是“有备而来”，他将撰写抗日战争史当成自己的任务，而多年来的精心准备，则保证了它的资料既充实又详尽。
其次，该书的编纂科学而合理。一向崇尚传统史学的曹聚仁，将古代史书的三种体例——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异常灵活地运用在了《中国抗战画史》之中，使得前后14年的历史脉络清晰可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战线的内容无一遗漏。书中既有点上的叙述，又有面上的概括；既有时间的经线，又有事件的纬线。最后还于“附录”中收入了“各战区将领一览”和“抗战大事记”，真可谓繁而不乱，杂而有章。
第三，该书的论赞客观而公允。一部好的史书，必须有史有论，而曹聚仁的史论则随处可见——有时是随文而设，比如对某个战役、某个人物的评价；有时是专题论述，比如第一章的“引论”，便是从“日本的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日本之内在的矛盾”、“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中日纠纷与国际”等五个方面，集中地论述了日本之所以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曹聚仁的论赞无不具有“史笔”之风。
——1948年的8月14日，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诸多的证据当中，赫然地摆放着一部《中国抗战画史》——这便足以说明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一位自称是“虚无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度过了他八年的抗战历程。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他呢？——他在跋山涉水报道前方战况的同时，也曾游山玩水，极尽文人的风流与潇洒；他在保持独立记者身份的同时，也曾入彀“太子”蒋经国的幕府，为其主持《正气日报》。就连曹聚仁自己也称自己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
但他实实在在是“一介爱国的书生”，这是任何人也不会质疑的。“书生”是他的身份，“爱国”是他的本质；为了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他在彻底地转变着自己——
切切实实的说，我是反对所谓“隐逸”的人生态度的；一个知识分子，当民族国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时，应当奉献自己的一切，听政府作有效的使用；在最紧急时，准备征集令下，也当投笔掮枪去。所谓“隐逸”，只是知识分子的巧妙遁词；说得老实一点，便是“临阵逃脱”，隐逸之士便是“逃兵”。
曹聚仁的这篇《从陶渊到蔡邕》，是针对陶渊明以及周作人的人生态度展开的；前者曾经是他的偶像，后者曾经是他的朋友。这段话写于1940年的12月，该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阶段。
——曹聚仁，1900年生。“当民族国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时”，当他“听政府作有效的使用”而奔赴前线时，年仅37岁。
曹聚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