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义，中等个子，已过而立之年，方脸，留着小分头，微黑的皮肤，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端正的鼻梁，下巴微微外翘，性格刚毅。他微微地闭上了眼，一会儿又猛然睁开，轻轻地叹了口气，有些无可奈何地说：“组织上对我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发生的许多事，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审查小组组长宋明接着说：“不要有什么顾虑，把事情说清楚，组织上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这是1954年冬，安徽省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内部进行肃反、审干。学员孙明义曾经是地下工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活跃在宣城、高淳、当涂一带，将脑袋别在腰上，天天和敌人纠缠，经历十分传奇。但正因为传奇，有些事情难免不清不楚，受到组织审查。为了帮助孙明义说清问题，成立了一个5人审查小组，组长宋明，我是组员。地点在芜湖市一个叫白骨坟附近的庙宇中。
    下面是孙明义讲述的故事：
    1938年秋，孙明义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但已经有几年革命工作的历史。他奉命将宣城、水阳一带日军的活动情况送至新四军办事处。当时，陈毅率领第一支队驻在高淳淳溪镇及其附近村庄，司令部设在老街吴家祠堂内。新四军办事处位于高淳老街旁边的仓巷24 号，一栋建于清末民初的建筑。
    孙明义装扮成货郎，从宣城出发，经由水阳，到达高淳，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办事处的一位女秘书接待他，十分热情，一定要留他吃了中饭再走，要他品尝品尝高淳的鱼虾。饭后正准备要走，女秘书高兴地对他说：“陈毅同志要接见你。”孙明义心里一振，兴奋地说：“真的？”孙明义跟女秘书走进一间办公室，只见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志坐在办公桌边，那就是陈毅。孙明义快步上前，立正，行举手礼，同时用洪亮声音喊道：“首长好！”陈毅迅速站起来，露出笑容，操着一口四川话，招呼孙明义：“坐，坐，坐下说话。”孙明义挺直腰板坐在陈毅的对面。陈毅说：“孙明义同志，你送来的材料，我看了，很好很好！你们辛苦了！”
    孙明义高兴地说：“首长，不辛苦，应该的。”陈毅问了孙明义一些工作情况，叮嘱要十分重视安全。接见大概20 分钟，孙明义离开高淳，但一路上仍回味着陈毅接见的情景。
    回宣城也经由水阳，他同样以货郎身份，挑着货郎担。到了碧水桥，要过渡，对岸就是水阳镇。小渡船无人撑，靠自己拉动绳子。渡船正到河中央，孙明义突然抬头望去，河对岸圩堤上来了一小队日军巡逻兵。孙明义心想，不好，日军一定会盘问。船，只能进，不能退！渡船被拉到对岸，孙明义不慌不忙，若无其事，挑起货郎担上了堤。一个日军果然端着枪走近来查问：从哪里来？干什么的？孙明义指着货郎担说：“货郎，货郎，做小生意的干活。”日军动手翻货郎担，担中有罐糖果，孙明义赶急拿了几颗送给日军，请他们“米西，米西”。日军嫌少，又自动拿了几颗。日军又问：“哪里人？”孙明义脱口而出：“本地人，水阳。”因为他挑着货郎担，只能是附近做小生意的，如果讲宣城人，宣城离水阳有七八十华里，会引起日军怀疑。日军也是去水阳，要孙明义和他们一起走，显然要证实一下是不是真的水阳人。孙明义心想：“不好，怕要出事了！”孙明义走在前头，一个日军端枪在后跟着。快到水阳镇街头，但见10多米外来了一位妇女，一边小跑一边喊着：“皇军，皇军，他犯什么事了？他是我老板，是我老板！”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水阳街头开杂货店的袁寡妇。
    孙明义很感慨地说道：“我在宣城、水阳一带活动，也常从袁寡妇店门前经过，有时也到店里买点东西，在店里坐一会。袁寡妇很热情，像老大姐，虽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次数多了，凭直觉，也感到我不是普通老百姓。袁寡妇告许我，她的丈夫原来是小学教师。日本鬼子来了，学校解散，丈夫失业，开了这个小杂货店谋生。没想到，不久丈夫得了肺痨病，不治身亡，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听了袁寡妇的诉说，我对鬼子更加恨之入骨！”
    说到此处，孙明义的情绪有些激动。这很好理解，我们审查组的成员都知道，孙明义是南京人，书香门第，住在南京评事街一带。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抗日活动。1937 年12 月南京大屠杀，孙明义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三人全部遇害，国仇家恨集于一身。
    孙明义喝了杯水，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就在去高淳的前一天，我挑着货郎担经过袁寡妇店门，也曾弯进去坐了一会。她问我到哪里发财，我说到河对面看看生意会不会好一些。我当然不会说去高淳送情报。我过渡后在圩堤上被日军盘问，接着日军持枪押着我向水阳镇走过来，这些，她正在店门口都远远地看到了，觉得我遇到麻烦了，是冒着风险來救我的。”
    日军将袁寡妇挡住，弄明白袁寡妇指认孙明义是她“老公”，是“良民”，才互相叽哩咕噜说了几句，顺手又拿了几颗糖果，嘻嘻哈哈离开了。
    “袁寡妇还在水阳吗？”孙明义问。我们都没回答。孙明义又说：“从那以后，我对袁寡妇十分敬重。一来二去，我们双方也产生了感情。但我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不敢越轨，不能连累人家。直至1941 年初皖南事变，我撤到苏南，关系断了。新中国成立后，我托人去水阳打听过，说是袁寡妇于多年前远嫁郎溪山里人家了。”
    我们工作组主要是听取孙明义的陈述，不表态，如有问题即可提出让本人回答。审查是内查和外调相结合，当时外调工作也已经展开。审查无疑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我们都小心翼翼，怕出意外，平时不准请假外出，即使过春节也和平时一样，不能丝毫松懈。
    说来也巧，我的老家是高淳。孙明义当时很多活动也涉及高淳，对高淳情况也很熟悉。比如，高淳老街有两个祠堂，吴家祠堂和陈家祠堂。老街有个私人开的印刷所，老板也姓孙。高淳县中原来在夫子庙，门楼牌坊是汉白玉制成的，等等。
    有一次，组长宋明冷不丁地问他：“翻车也在高淳吗？”孙明义愣了一下，但很快镇静如常，微笑着说：“你问翻车啊？不在高淳，是在宣城去芜湖的路上。”组长说：“你说说经过情况。”
    事情发生在1940年初夏。占据宣城的小日军下乡扫荡，抓了10多名青壮年，其中也有孙明义。据孙说，他下乡工作，突遇日军扫荡，为了掩护群众撤退，走迟了，被抓。日军将10多名青壮年赶上卡车，连夜从宣城运往芜湖。当时，日军为了挖煤、修机场、筑工事，常常下乡抓青壮年当劳工，远时有的运到东北，有的甚至运到日本本土。很多中国青壮年客死他乡，这也是日军欠下的一笔血债！
    宣城到芜湖的路况很差，又是黑夜，卡车在半路侧翻了。幸亏车速慢，没有死人。说来也巧，翻车旁有一池塘，数人落水。孙明义也落到水中，他摸黑悄悄地游到离翻车处10来米远，恰巧池边有一丛芦苇，他就隐在芦苇中一动不动，躲过了一劫。有人落水后，向对岸游去，日军立马开枪。这个人到底是游到对岸跑了，还是被日军击毙了，也不清楚。日军勒令大家全力将卡车扶正，匆匆地开走了。
    组长问孙明义：“这次遭遇，向组织汇报过吗？”
    孙明义回答：“我当夜返回宣城，并很快向组织上作了报告。”
    停了一会儿，组长又问：“你是随新四军部队去苏南的？”
    孙明义说：“大概在1940年八九月，组织上决定在宣城开了一家理发店，我和王某某都是理发师傅，用理发作掩护开展工作。上级下达一个任务，当时皖南一带，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要求从日伪方面探听国民党军队的意图。一天，宣城伪警察局一名警察和一名伪军官同时来理发，他俩无意间的交谈，帮我们获得了一些情报。”警察问伪军官：“听说最近蒋介石的军队在皖南频繁调动，是不是要和皇军大干一场？”伪军官笑着回答：“哪里，老蒋对共军驻扎在皖南很担心害怕，可能要搞大动作，将共军赶走！”
    1941年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实际上，事前我党已觉察蒋介石的意图，新四军已经开始北移，但没等到过江，皖南事变爆发了。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周恩来为此题词，愤怒呐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期间，我党地下组织也受到破坏，孙明义随新四军余部北撤去了苏南。新中国成立后，调回安徽省军区工作。
    对孙明义的审查，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1955年春节后不久被解除。审查结论大意是：孙明义同志在斗争中立场坚定，表现良好。革命者，既是一个崇高而浪漫的称呼，也是一个负重而艰辛的名字，不仅要和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经常和死神擦肩而过，而且也可能被自己人“怀疑”，受到审查。革命队伍必须纯洁、健康，出现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孙明义不是个例，凡同志都很理解。
    审查小组撤销以后不久，我被调到南京中华门外双龙街第四步兵军官学校工作，对孙明义的去向不清楚。后来听说，孙明义也从部队转业，到皖南某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正是：
        真金不怕火燃烧，身正何惧影子斜？
       自古英雄多磨难，留取红心照江山。
    【作者简介】赵继盾，男，1933年生。1950年参军，1979年转业，曾任南京罐头食品厂党委书记，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