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苍柏1888年出生于武昌。其祖父是湖北近代工商界的发轫之人，那时正值清末张之洞主政湖北时期，张之洞虽秉持旧学，却力倡洋务，因而周家的经营顺风顺水，规模日见扩大。祖父去世后，其父亲周韵宣开设鼎孚行，涉足商界，同时还与人合伙经营广茂煤炭公司，销售山西白煤。周韵宣后来还因杰出的经销才能而被张之洞任命为汉口电器公司董事长。
有着这样优越的家庭背景，周苍柏早年在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创建的武昌昙华林的文华书院，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及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启蒙。民国初年，他转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学习商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攻读金融专业。此时国家贫穷落后，没有国际地位，中国人在海外备受歧视。周苍柏亲身感受到了在外备受欺侮的滋味，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愿望：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让中国强盛起来。在纽约大学获得商学学士学位后，1917年他回到国内，受著名银行家陈光甫的邀请，主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职员培训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现代西方银行管理理念和知识，成功地培训了一批银行人才，得到了陈光甫的赏识和重用。1926年，周苍柏升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行长。这一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以破竹之势很快打到了武昌城下，北洋军阀军队见败局已定，遂从各家银行强行提取大量现洋北逃，市面现款一时几近绝迹。为此，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靠发放代金券以维持流通，市内各家银行也因此出现挤兑风潮，大多数银行只得关门歇业。此时，周苍柏挺身而出，代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宣布保护储户利益，对以往的储蓄存款一律按照现洋兑付。此举在金融危机的当口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通告一出，储户如同吃了定心丸，停止了挤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因此信用大增，不仅挤兑停止，而且存款骤增，其在武汉各界的地位大为提高，周苍柏也因此成为金融界的风云人物。
为中共中央接收一笔巨款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拟汇给中国共产党一笔巨款，以支援中国革命，但在北洋军阀的恐怖统治下，没有一家银行敢于承接这笔业务，因而这笔钱迟迟无法直接汇到中共中央手里。于是，在汉口活动的董必武找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请求周苍柏帮助。周苍柏了解到事情原委后，一口应承了下来，他设计先请共产国际把巨款汇到美国设在上海的银行，然后由这家银行化整为零，采取商业汇款的方式，分几个户头汇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这样几经转手，这笔巨款终于转到了共产党人手中。
这件事最终还是被北洋军阀政府知晓。一天，吴佩孚派了两名便衣闯入周家，准备逮捕周苍柏。那天，他的妻子董燕梁正在客厅忙活，两个陌生人大摇大摆地闯进来，问道：“周行长在家吗？”董燕梁不明所以，她看着两个陌生人，问道：“哪个周行长？”来人道：“周苍柏呀！”董燕梁心里一惊，知道来者不善，正想着如何应对时，突然周苍柏从楼梯上下来。她便急中生智，冲着周苍柏故意问道：“他们两位来找周苍柏，他在不在家？”周苍柏听出这话中有话，遂大声应道：“他早就出去了。”两个便衣听说周行长出去了，便离开周家回去复命了。周苍柏见情况危急，随即离开武汉，潜往上海了。
资助汤池训练班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利用统战关系，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石瑛商定，为推进国共合作，促进抗战期间湖北农村经济的发展，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拟在鄂中应城的汤池，开办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准备由爱国民主人士、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汤池农村改进试验区负责人李范一出面主持，共产党派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具体领导。训练班的开办经费一部分是由省建设厅资助的，另一部分是由省建设厅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及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农村贷款主任辅导员孙耀华等联系各界爱国人士，沟通各方关系募集来的。杨显东、孙耀华与周苍柏都是老朋友，遵照石瑛的安排，训练班开办之时，他们找到周苍柏，希望得到资金上的支持。周苍柏毫不犹豫地捐款3000元，而且让自己的次子周德佑参加了训练班的培训。
蒋介石发现这个培训班“白皮红心”的性质后，强令湖北省建设厅停办培训班。因而到1938年3月，训练班仅办了三期，湖北省建设厅便停拨了经费。训练班停办之后，有一天，陶铸来到周苍柏家里，兴奋地对周苍柏夫妇讲，将来我们要把红旗插到你们汉口银行的大楼上！
周苍柏
儿子周德佑参加了抗日演剧队
周德佑是周苍柏的次子，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擅长文学、绘画、戏剧、音乐，会拉小提琴，他还与姐姐周小燕一起自编自导过戏剧节目，很受观众欢迎。他在中学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鲁迅的作品，受鲁迅先生思想影响，他立下了为民族觉醒和民族抗争而奋斗的志愿。1936年夏，他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共党员光未然（本名张光年，湖北光化人，著名词作家）组织的“大光”读书会，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德佑又在汉口组织、创办了《天明》抗战期刊。8月，他与光未然一起组织了“拓荒”剧团。这个剧团后来改名为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流动演剧第七队，周德佑是演剧队的实际负责人。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周德佑和演剧队的同伴们一道，忙碌于游行示威、献金捐款、慰问军烈属等活动。1938年初，周德佑给父母留下一封信，表示要带领演剧队去晋陕地区宣传抗日。不料，在湖北应城的一次演出活动中，他不幸染上猩红热。虽经抢救，还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周德佑牺牲后，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前往周家慰问周苍柏夫妇；在周德佑的追悼会上，邓颖超题写了“模范青年”的悼词，《新华日报》还专门为周德佑出版了悼念特辑，周苍柏夫妇十分感激。
儿子的牺牲也使周苍柏的心灵深受震撼，他把原本打算留给儿子出国留学的费用，捐给了演剧七队，并对演剧七队的队员们说：你们以后如果在外地遇到经济困难，可到当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钱，借账就记在我的名下；如有别的麻烦，我也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武汉会战后期，周苍柏转移到重庆，任中美合资的复兴公司协理。不久，光未然也来到了重庆。这时候，国民党已掀起了反共高潮，在重庆等地，公开追捕共产党人。光未然先从重庆逃到云南，那时他身无分文，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重庆。周苍柏知道后，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运输车把他带出了重庆。其他的一些共产党干部、新四军指战员、地下党员等也用这种办法被带出去的。有些新四军和地下党员则住到周家，短则一个半月，长则一年，只要是儿子周德佑的朋友，他们夫妇都管吃、管穿。张曙是抗日的著名音乐家，有一次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后面却被人盯梢了，他将一条围巾拿下来扔掉，然后从特务的眼皮底下闪进了周苍柏的家里。后来他对周苍柏讲：周老，你的身份就是我们最好的掩护佛啊！
上世纪40年代初，演剧七队到山西活动时，赵寻、彭后嵘等13人被阎锡山拘捕入狱，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他们托人写信向周苍柏求救。周苍柏这时任湖北银行总经理，得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器重。他知道这些青年与共产党亲近，遂向陈诚说项，说这些全是进步青年，因宣传抗日而遭逮捕。陈诚将信将疑，周苍柏保证说：“我敢拿脑袋担保，他们都是一群爱国的青年学生，决不是共产党！”见此，陈诚便打电报给阎锡山，保释这些青年。阎锡山起初并不理会，仍扣留不放。陈诚见阎锡山不给面子，就打电话向阎锡山发了一通脾气。阎锡山最终不得不放了演剧七队的队员。
为叶挺囚禁恩施期间提供经费帮助
1942年底，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重庆参加全国战区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陈诚向蒋介石献言说：“委座，叶挺这个人性格倔强、刚硬，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既是有情之物，我就有办法软化他。我与他同庚，同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又同在粤军邓悭部一起干事，于公虽道不同，于私则有过交情。如果您同意把他交给我们第六战区管束，我想我们慢慢规劝他，相信他总有回心转意的一天。”蒋介石一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种办法，当即允准了陈诚的提议。
陈诚得准后，便去安抚叶挺。首先，他邀请叶挺出任第六战区高参，到恩施去做事。不想叶挺一口回绝了他，说他不想当国民党的官。陈诚碰了壁后，转而邀请叶挺到恩施疗养身体，妻儿同行，行动自由。叶挺当然明白陈诚的用心所在，但他思忖，照目前情形来看，蒋介石在短期内是不会释放自己的，不如远离重庆为宜。且久困重庆，军统特务如影随形，让人十分讨厌，到恩施后情况或许好些。这样想来，他便答应陈诚同意前往恩施，但郑重地提出两项条件：一、不挂任何官衔；二、恩施期间的生活费用不劳当局供给，概由老友周苍柏代为垫支，以后再如数偿还。全国抗战初期，叶挺在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与周苍柏有过多次接触，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提议。
叶挺到了恩施，被安排住进了薛家巷饶家大屋。湖北省政府迁址恩施后，饶家后人将大屋卖给了湖北省银行，省银行对它稍加改造，这房子就成了“民享社”招待所。得知叶挺要来，周苍柏让人更换了部分摆设，楼梯间也铺了红地毯，这里便腾出来做了叶挺的临时住处。
叶挺来后，因一个人开伙不方便，周苍柏便让隔壁的民享食堂按照叶挺的要求，每餐将饭菜做好送来。为此，叶挺曾对周苍柏做了交代，要求他的生活严格按照第六战区民享食堂的规定，每餐四菜一汤，吃不完减分量，再吃不完再减数量。只是几天过后，他发现每餐的伙食不仅分量在增加，而且菜品也越来越高级，鸡鸭鱼肉，还有广东人喜欢吃的狗肉、兔肉、蛇肉，天天换着花样端上来。开始时，叶挺以为是厨师自作主张，便托送菜的将多余的菜带回去，并要求每餐少做些。后来见所说的话没起作用，他就把民享食堂的经理李达可找来，对李达可说，我是个新四军，我的生活要与我的身份相配，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后方民众在忍饥挨饿，我这个想干事能干事的人不仅闲坐着，而且还荤腥细素地吃着，吃不完还浪费着，这让我于心不安，食之不甘啦！你还是照我每餐点的菜做好送来，算是我谢谢你啦！李达可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但还是勉强微笑着，表示回去遵办。此后一个多星期，叶挺的餐桌上，除了少许的肉片之外，其他两三个盘子，要么是清炒小白菜、扁豆，要么是清炒刀豆、土豆之类。山里的蔬菜经过露打霜冻之后，有一种特别的甜味儿，叶挺吃得很合胃口。
可这种日子不久又被打乱了。一天午饭时，叶挺的面前摆着一碗鱼翅鸡汤，一碟烧海参，一碟炒鱿鱼。叶挺知道这些稀贵的海产品，别说在地处内陆的恩施买不到，就是在重庆等大都市也很难见到，得费多少钱、多少周折才能弄到这些东西。想到这里，他的火气一下子窜了上来。他对送菜的和身旁的勤务兵吼道：“不吃了，不吃了，屡次三番对你们说，不要超标准，你们总是不听，这饭我没法吃了，你们给我把周行长找来，我有话要跟他说。”说罢，他把筷子一甩，扭头就到会客厅里翻报纸去了。
周苍柏满头大汗地赶了过来。一见面，叶挺劈脸问道：“老周，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个闲人，你让我吃香的喝辣的不说，今天还给我弄什么海味儿，你这不是折磨我吗？这饭我怎么吃得下！”
周苍柏“国”字型脸上，已渗出不少汗水。他取下眼镜，抹了一把汗，哈哈笑道：“哎呀，希夷（叶挺字）兄，原来你是为这事，你的伙食是陈主席特别交代的，食堂方面当然不敢怠慢，这次购回的海鲜，是陈主席从他的省长特支费中拿出七两黄金，专门让李达可找人到宜昌买回的。主席说，你近时伙食清淡，考虑你是广东人，所以才去买这些海产品。你不吃，岂不太辜负了你老同学的一片心意？”
叶挺把手中的报纸往身边的沙发上一扔，愤然道：“这个辞修（陈诚字），他让我吃了这些海鲜，我就跟他一起跃龙门啦？不吃！”
周苍柏无奈地摇摇头，赶紧让人撤下海味，重新炒了几个素菜端来，叶挺这才停止了绝食。
转眼就到了旧历年关。叶挺的妻子李秀文和小女儿杨眉也来到了他的身边。叶挺对周苍柏表示，他一家人住一栋房子没必要，他想住小一点的，最好到乡间去住。经过陈诚同意，叶挺一家三口就搬到了恩施城西朱家河的一处农舍住了下来。在这期间，周苍柏依旧给他们提供一些日常开支的费用。
用联合国救济物资接济中原军区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苍柏出任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好友杨显东任副署长。当时，由新四军第五师主力组建的中原军区部队，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粮秣给养十分困难，董必武和王震先后找到周苍柏，希望给予中原军区部队以援助。于是，周苍柏以救灾的名义，利用救济总署的旗帜，亲自押送物资，穿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把联合国十几卡车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中原军区所在地的宣化店。中原军区的部队因此得以坚守中原，与敌人周旋。
此事后来引起了联合国驻上海善后救济总署美国人的注意，他们向周苍柏质询说，你们湖北的救济物资怎么都接济给了共产党呢？周苍柏胸有成竹地说，按照联合国的救济条文规定，救济物资是应发给战时中国的困难人员的，并没有党派之分，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只要有困难就应接济。美国人被回得无话可说，此事也就作罢。
指导郑绍文用钱生钱
在支援中原军区期间，周苍柏与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的处长郑绍文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当时中原军区处于国民党军包围之中，其他解放区为支援中原军区，送来了不下几百万的钱款。这些钱款原本是要通过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来采购物资，再转送中原军区的，但因一时用不了那么多，郑绍文便将这些钱打捆装进麻袋，藏在自己睡觉的床底下。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设在汉口德明饭店。有一天，周苍柏到那里去拜访郑绍文。周苍柏是多么精明的人，他很快就发现了郑绍文的秘密。此时国统区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渐严重，周苍柏关切地对郑绍文讲：“你们共产党啊，只会打仗，不会做生意。”
郑绍文吃惊地看着周苍柏说：“此话怎讲？”
周苍柏笑着说：“革命不只要会搞钱，还要会生钱才是。你把这些有用的钱放在床下无用之地，眼睁睁地看着它变成一捆废纸，多么可惜，何不将它存进银行，取息保值呢，那可够你办事处20多个人的开支，还有多的。”
郑绍文一听这话有道理，马上照周苍柏说的去办了，果然取息不少。
后来郑绍文到北平（北京）中共和谈代表处报账时，财会人员在对账中竟然发现收款大于付款，不禁追问其缘由来。当郑绍文道出其中的原委时，财会人员笑道：“你呀，让钱生钱了，全党的经费如果都像你这样去做，那我们的开支就能确保无虞了。”
郑绍文连忙解释说：“这哪里是我的发明啊，这是党外高人周苍柏指点的功劳。”
正因为周苍柏与共产党的这种深厚关系，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给了周苍柏以极高的荣誉。周苍柏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委员。开国大典时，周氏夫妇作为烈士家属应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此后，周苍柏回到武汉，出任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南区轻工业部副部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董燕梁则担任了湖北省妇联副主任及国务院参事等职务，就是在“文革”极“左”的年代，周家也因为有了周恩来的关照而避免了抄家挨斗的厄运。周家长女周小燕后来更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副院长、名誉院长，成为有着国际影响的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