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作者刘建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
五十五年前，即1968年6月13日的凌晨，我的父亲刘德恒在他最后一个工作单位——江苏省大丰县（今盐城市大丰区）万盈人民公社（今万盈镇）的住宅内与世长辞！年仅52岁。那一年，我兄妹四人仅哥哥刘曙成年（18岁）参军，我16岁，妹妹刘平13岁，弟弟刘军才7岁。从此，我们再也看不到父亲的魁伟身影，再也听不到父亲的谆谆教诲，再也感受不到父亲的热切关爱……。
父亲1916年9月14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廉贻区民权乡（现东台市五烈镇）祁刘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期，他饱受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地主老财的剥削，于1944年1月投身革命。战争年代，他多次参加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及还乡团的斗争，作战勇敢，机智灵活，曾两次负伤。在减租减息运动、除奸斗争、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培养干部，发动群众，严格区分敌我，团结大多数，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贡献了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服从革命需要，先后在江苏省东台县廉贻区和大丰县小海区，以及大丰县草庙和万盈公社等地工作，担任区委、乡镇党委书记达18年之久，为党的基层建设和农村农业发展，日夜操劳，鞠躬尽瘁，奉献一生。
父亲在世，廉洁奉公；临终，没留下一分钱财。然而，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头戴草帽，脚蹬草鞋，深入田间，察访实情，废寝忘食，忘我工作的个性风采，以及他谆谆教诲我们立身做人、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生动情景，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铭记于我的心间。父亲，犹如一座丰碑，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又似一座宝藏，给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五十五年，虽时光流逝，却永不磨灭，并激励我成长前行，赓续相传。
启迪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明确前行目标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界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成为当代广大青年的学习榜样。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父亲对我开启了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我清晰地记得，那是1964年9月，我进入大桥中学读书的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参加现场会后路过学校，巧遇丁泽坤校长和彭秀华主任，受邀到校长办公室落座，丁校长让班主任陈锁荣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父亲听说我在小学升初中考试时作文取得好的成绩，一入学就担任班学习委员时，高兴得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但又诚恳地说“孩子有进步，只是过去。对刘宝（笔者曾用名）还是要严格要求，不要有什么照顾！”这给丁校长、彭主任和陈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回家的路上，他骑自行车带着我，说“过去考得好不等于今后的学习好，一次成绩好不代表次次学习好！只有更加努力，才能不断进步！”并问我：“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雷锋，你们青少年是怎么学习的啊？”我如实说，“学雷锋做好事，还读雷锋的日记”。他说，“学习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最关键的是要像他那样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我当年才12岁，朦朦胧胧，哪里听得懂啊！就问：“什么叫人生观啊？”他接着说，“人生观是人们对于人生目的和意义，对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对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的人生态度。人生观有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反革命之分”。“雷锋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就是因为他具有革命的人生观，最典型的是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走一路讲一路，尽管似懂非懂，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启迪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非限于说教，还启发我见诸于行动。他说，人活着要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各级干部就要勤奋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做贡献；作为青少年和学生，就是要刻苦读书，从小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怎样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父亲给我指出：首先，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的书。他说，“毛主席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革命人生观的文章，其中《为人民服务》把张思德革命的人生观讲得既通俗易懂，又深刻透彻。雷锋‘把有限的……投入到无限的……’那句大家熟悉的名言，就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结果”。其次，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说，尤其要防止和克服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里指出的自由主义十一种表现，铲除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和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思想。
有一次，我与班上同为学习委员的沈昌松同学因为收缴作业本产生矛盾，互不理睬。班主任陈锁荣老师得知后，先了解情况，然后引导我们学习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然后，让我们各自检讨，放弃错误纠纷。沈昌松见状，主动认错和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今后要搞好团结。经陈老师的提示，我也认了错并表示改正。星期六回家后，我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告诉了父亲。父亲听罢，深有感触地说，“这个陈老师不简单啊！会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你那位同学也很值得学习呀！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就是自觉改造世界观！”这次事件，对我的教育极其深刻。可以说，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铸造正确的得失观，勇于担当作为方面，影响了我的成长和人生。
1964年8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再版发行，父亲获得后，一有时间就阅读学习，并几次坐在煤油灯下让我为他阅读。1966年6月初，他病情加重，已难以进食。在弥留之际，他将珍藏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送给了我，临终前仍一再嘱咐我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激发我：吃苦耐劳 任劳忍怨
由于父母亲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我们兄妹四人皆为城镇户口，随父母同住公社机关，所以我们兄妹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放学后就参加生产劳动。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哥哥上街参与少数同学之间的打架，被老师和一个受伤同学的妈妈找上门，母亲又是道歉又是陪受伤的同学去医院检查治疗，才平息了事端。父亲发现后，将哥哥关了一天的禁闭，让其闭门思过。同时，也对我和哥哥课余、假日期间怎样度过的问题引发了思考。
父亲对母亲和我们讲，通常情况下，人犯错误总是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和不劳而获开始的。干部是这样，小孩子也一样。要保证孩子从小不犯错误，除严格管教外，最根本的就是要培养孩子（指我和哥哥）的劳动观念，参加生产劳动。如果，生活琐事靠保姆，嬉闹玩耍任自流，孩子就会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惹事生非，铸错一生。
父亲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不只在口头上讲讲，还对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不管小伙（当地方言，长辈对男孩的称谓，下同）还是丫头（当地方言，长辈对女孩的称谓），一过10岁就要生活自理。他要我们脏衣服自己洗，破衣袜自己补，不要依赖母亲，更不能推给保姆。有一次，我补衣服不小心被针尖戳破了指头，流出的血沾到衣服上，洗衣服时破了的手指又被泡得雪白，恰巧被来我们家的外婆看到，不禁心生疼意，一边找紫药水给我擦拭，一边唸唸叨叨埋怨母亲，“小伙又不是丫头，做什么针线？”母亲笑着说，“这是德恒定的规矩！要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抢着做，增强劳动观念，反修防修！”
二是父亲带领我们利用宿舍后面的空地，开辟了一块长约30米、宽约7米的菜地，让我们学习种植瓜果和蔬菜。他有时间也到菜地，和我们一起锄草、浇水、追肥，或是采摘收获。有几次，他还让我们把采摘下来的茄子、南瓜、冬瓜等蔬菜，送到公社的干部食堂，让炊事员做菜给大家吃。
三是每当放署假和寒假，他就把我和哥哥送回老家东台（父母祖籍地）乡下的外婆或二叔家，参加当地生产队（农村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组织体系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形式和基本核算单位）的劳动，做拣麦穗、收玉米等活计，不要生产队一分工分（人民公社化时期，生产队社员出工记工和年终按照累计工分数分红的报酬形式）。关照我们：田里的活计做完了，继续和二叔家的堂兄刘仁一起放鸭、拣鸭蛋等。年年如此，成为惯例。假期尤其是署假即将结束，我和哥哥返回家中时，父亲总要让我们说说在东台乡下的经历，每当看到我们晒黑的皮肤和手上磨出的老茧，才会露出满意的笑容。
1968年4月末，父亲病情加重，身体极度虚弱，生活已难以自理。我不得不从学校请假，回家与母亲一起照料他。他见我整天不是骑车到县人民医院等地取药，就是配合母亲给他服药、喂饭、擦身和洗衣服，心生不安。第三天上午，他深情地对我说，“你这个小伙，不能整天把时光用在我身上！你以后的路还很长，要把精力用在学习、劳动和提高本领上！”接着，他特别强调要我参加当地社队的劳动。
于是，我从附近群众家里借来锄头、耙子、镰刀等农具，每天上午到公社驻地的益民大队参加义务劳动，下午在家换母亲休息照料他，晚上复习学校文化课知识。一天中午收工回家，父亲见我无精打采，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把我叫到床边。他抚摸着我黝黑的脸庞和脱了皮的臂膀，掰开我带有血泡的双手，微笑着问：“爸爸这样要求，是不是有委屈？觉得苦啊？你内心怎么想的？”我正想向他倒苦水：“参加劳动，既不是应尽义务，又不拿一个工分。才几天，就晒脱了皮，磨出了泡！连有些社员（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称谓）都不理解，说你爸爸病成这个样子，你还下地干这干那的，图什么啊？别再受这个‘罪’啦！”可当我看到：父亲那瘦弱的身躯、憔悴的面容，尤其是他那深深凹陷仍炯炯有神的双眼和饱含期许的目光时，瞬间醒悟：“爸爸一直在锻造我，如今重病在身还对我充满期望，我怎么能辜负他的一片苦心呢？！”不免心生自责！随即心念一转，由衷地说，“头上淌汗，身上脱皮，手出血泡！怎么能不苦呢？但比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北上抗日，比起您打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比起一年到头在田间的社员，我吃这点苦算什么呀？！”听罢，父亲露出欣慰的笑容，说了一句令我一生难忘、回味无穷的话：“我的好乖乖（当地方言，长辈对自己孩子的爱称）！懂爸爸的心思！能吃苦耐劳了！这下我放心了！既然你不怕苦，那我也要不怕困难，坚决与疾病作斗争！”。中午，母亲给他喂饭，虽吞咽艰难，他竟兴奋地多吃了几口。５月末，学校放农忙假，父亲又让7岁的弟弟跟农村小学生一起挑猪草，送益民大队九队养猪场，不要一分工分。就这样，我在益民大队的劳动持续了20多天，直到医生报他病危。
过去，我对父亲让我们参加义务劳动，总有不解甚至有些心理抵触，认为他没事找事，让我们自讨苦吃。即使下地劳动，也是被动的。现在，看到生命垂危的父亲，还思虑着我们要劳动、能吃苦，且反响如此强烈，使我深受感触，再次领略到父爱的分量和厚重，体会到了父爱如山、大爱胜金的深刻含意。
从此，我自觉将吃苦耐劳作为青春的一抹底色，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成年以后的经历又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绕不开各种艰难和多重困苦，要想成就事业和收获成果，在知识储备和人生历炼过程中，首要的就是要具备甘愿吃苦和认真踏实的精神，锻造锲而不舍和任劳忍怨的品格，不断挑战自我，才能勇于前行，历险攻关。
勉励我：向群众子女学习 与他们打成一片
在我记忆中，父亲曾多次勉励我们兄妹，向身边优秀的群众子女学习，弘扬优良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要求我们在穿戴、吃饭和言行举止方面与他们一个样，在参加学校各项活动等方面与他们打成一片。他说，“你们随父母住公社机关，跟着享受父母的营养待遇（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分配给干部的猪肉、鸡蛋、大豆等营养食物指标），条件比较优越，这是一般群众子女所没有的。如果不加注意，就会产生优越感，滋生特殊化思想，脱离社会实际。”
为让我们适应环境，与群众子女打成一片，他和母亲商议后形成了几个方面的共识，让我们严格遵循。
首先，在衣着穿戴方面不特殊。要求我们现有的衣帽鞋袜，只要能穿够穿，即使是过年、过生日也不再做新、再买新。不分小伙、丫头，大的穿不上的给小的穿，正面穿旧了翻新穿。坚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在我印象中，父亲就是在观看他唯一的女儿刘平3岁参加六一儿童节舞蹈演出后一时兴奋，给妹妹买过一条小裙子；对我们兄弟三个，他则没有买过一件新衣裳。我过10岁生日的那年，外公买了一双皮鞋送我，当我高高兴兴地穿着皮鞋准备上学时，被父亲看到。他把我拉到身边说，“你看看周围的同学，有没有穿皮鞋的？”我说，“这是外公买给我过生日的，难道也不能穿吗？”他说，“现在，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群众的生活尤其在吃、穿、用等方面还比较困难。我是书记，你是小伙，我与群众同甘共苦，你穿新皮鞋上学，是不是有些特殊啊？！”我不大情愿地脱下皮鞋，换上布鞋走出家门。晚上，父亲下乡回来，看我还撅着嘴，先笑了笑，尔后与我长谈了一次。他说，“皮鞋不是不能穿，而是要看在什么时候穿？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干部，应该等大多数老百姓都穿新衣裳，买新帽新鞋；作为学生，也要在大多数同学都有新衣新鞋。到那时候再穿，与大家一样，不搞特殊，才会感觉心安，心情才会舒畅！”接着，他话风一转，“这样吧！既然外公给你买了，不穿也是浪费。那就在过年和你过生日的当天穿一下吧！”
其次，上学放学时，他要求我们与群众子女一起来回，不能只与干部子女做伴或独自行走。我到大桥初中住校学习，每星期回家一次，两地相隔约20里路，他要求我步行往返，不得乘坐大箱车（当时大丰交通部门在卡车上加装箱板载客，往返于大丰至潘撇沿途的车辆），不能动用他下乡的自行车。
再则，要我们见先进就学。父亲多次说，“农村孩子懂事早，有眼头见识，勤劳朴实，艰苦朴素，放学做完作业做活计，丢下翻耙拿扫竹。很值得你们学习！”父亲在草庙公社工作期间，特别喜欢两个孩子。一个是时任草庙公社党委秘书窦安叔叔的儿子窦愷辉，他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有礼貌，每到星期天还回乡帮助他母亲干农活，浑身晒得黑黑的。另一个是时任公社财政会计辅导员刘东富叔叔的儿子刘广保，他兄妹五人为唯一独子，学习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大丰县中学。一次，刘广保到公社看望他父亲时光脚穿着草鞋，引起父亲和其他领导的“啧啧”赞叹。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向有志青年学习，你要远学董加耕（1964年8月共青团中央树立的“回乡务农，立志耕耘”知识青年先进典型），近学窦愷辉和刘广保！”我问：“爸爸是不是也打算让我们穿草鞋啊？”他笑而不语，没过几天，还真的给我和哥哥各打了一双草鞋，让我们下地做农活时穿。
1965年11月初，我因病在家诊治。吕存喜（即谢汉东）和仇玉康同学来家里看我，当他们兴冲冲地告诉我在学校适龄同学中已首批加入共青团的消息，并亮出胸前佩戴的鲜艳团徽时，令我羡慕不已！晚上，父亲听说后，非常高兴，说“在穿戴等方面与群众子女一样，不搞特殊，这只是一个外表和形式；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做到在本质上一样才是最重要的！你要与这样的好同学交朋友，向他们学习！积极向共青团组织靠拢，将来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断进步！”
引导我：深入实际 察访真情
父亲对我的教诲和影响不仅仅在语言方面，更多的在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严谨踏实、深入细致、作风艰苦等一系列行为引导方面。
平时，除到县委或有关公社开会外，父亲总是头戴草帽，骑着自行车，车龙头上挂着一双草鞋，深入所属农村各生产大队，检查工作，察访实情。看到田间地头，他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撑，换上草鞋就走进庄稼地，察看农作物的长势和农田管理。见人就问这问那，或是了解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或是听取对农业技术指导方面的需求，或是征求农机工具改进方面的建议等等。从播种到清沟、理墒，从灌溉到追肥、锄草，从抗旱、排涝到防治病虫害，从庄稼收割到谷物归仓。几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每逢星期天，他就让我跟着，双腿叉坐在他身后的车架上与之同行。所以，对他布置工作后，亲临一线抓落实、求真务实讲实效的作风，我多次耳闻目睹。由于我当时年幼，许多事情已记忆不清。但他在小海公社工作期间，下基层的两件事情，我记忆却尤为深刻，并在他去世后清理遗物的讲话稿中得到了印证。
一件是，他到某大队检查玉米与黄豆间种和追肥。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父亲走到某大队一方玉米田的田头，看到有几个社员在浇粪水，就下田一边观察玉米扬花、授粉以及与黄豆间种和浇粪施肥的情况，一边与他们谈起了家常。当他看到有个社员浇粪水只图快，把不少粪水浇倒到玉米和黄豆根脚塘外边时，便要来葡锹，一锹一锹把塘外的粪水及浸土培进塘中，他讲“粪水不入塘，等于吃饭不入口。有什么用啊？”接着，他又察看了另外几方田，发现方方田浇粪施肥都有图快不进塘的问题，并且没有一个大队或生产队干部在田里劳动和技术指导。看到这里，引发了父亲的不满。他气呼呼地去了大队办公室，看到几个干部正坐在屋里喝茶、说闲话、搧扇子，他着急了！大声严肃地说，“你们在做什么啊？现在正是玉米和黄豆生长的关键时期，可晓得田间管理和浇粪追肥的情况？”，在场人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他把在几方田看到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不抓好浇粪施肥，玉米和黄豆生长哪来的后劲？秋天不丰产，全年粮食丰收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你们作为最基层的干部，怎么能坐在办公室喝茶、乘凉、抓工作呢？赶快下田！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尽快发现，尽快解决，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大队领导要带头，所有干部要下田，将每方田都检查一遍，认真落实公社党委有效施肥、加强田间管理、迎接丰产丰收的各项措施。”讲完后，他走出办公室，骑着自行车又带我驶向另外一个大队。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晚上回来后，他又与公社几个干部碰头，接着召开电话会议，结合前几天工作检查情况，对干部下田劳动和抓好施肥、田间管理等项工作，进行了小结和讲评，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另一件是，父亲到小海公社杨树大队检查灌溉渠构筑工作，在渠边不慎滑倒崴了脚引起骨裂。我和妹妹冒雨赶到杨树，被告知父亲已被送往医院检查治疗。回家后，看到他脚裹石膏，双臂执拐，吓得我们大哭起来，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母亲也在一旁埋怨，说“有那么多人在场，就你一个人到灌溉渠从头检查到尾，这是做什么？”
父亲说，“现在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低，长期在农村工作，习惯按经验办事，对上级的要求和农业采用新技术、新措施落实还不够自觉。加上有的沾有遇事动嘴不动手的作风，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就会打折扣！”，“我作为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不能只坐在大会堂椅子上作报告，只蹲在机关听汇报，只到大队办公室看报表！而是要带头走下去，只有不厌其烦下基层，深入田间抓落实，才能掌握真实情况，把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指示精神贯彻下去”。“农时不等人，人勤地不懒。领导干部纠正作风飘浮，克服办事拖拉，才能抢抓农时、不误农事。如果干部误一时，社员就要亏一年！”
以上这番话，不仅是他对母亲和我们看他整天忙碌不解的回答，也是他在公社电话会议上对全体干部的要求，更是他务求实效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正是他深入实际、察访实情、追求实效的作风，带领和影响了一批干部跟进仿效，在全公社社员的共同努力下，小海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才避免了大面积减产和粮食欠收。因此，父亲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拥戴。
嘱咐我：淡泊名利 志存高远
父亲自身要求严格，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自传》中他两次提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上级组织部门与他谈话，拟提拔他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工作。然而他态度诚恳，两次推辞，说自己文化水平低，领导工作的经验不足，应该努力学习，在现职岗位上积累经验，进一步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望。他两次向组织推荐其他同志到上一级领导岗位任职，曾经的下级到了县和地市级领导职级，而他却在东台县廉贻区区长、区委书记，到大丰县小海区和草庙、万盈公社书记岗位上几次平职调动，在一个职级上工作了18年。他说，“想起过去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能活到今天，还能为党工作，就只有做好工作的念头，没有提拔和升官的追求。”
父亲淡泊名利，不计职务升迁，全身心投入工作。在生活上，对自己更是要求严格，苛刻出奇。从建国到他去世的19年间，只是在1955年实行工资制那年，买了手表、皮鞋，制做了一套中山装，在每年国庆节举行升国旗仪式时拿出来穿一下。此后十多年里，他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和一双新鞋袜，他的衬衫和内衣都是母亲买棉布请缝纫店给他量好尺寸制做的，每件、每双都是穿破了补，补了再穿。
父亲任党委书记18年，下基层检查工作接近中午饭点，有的干部和群众邀他到家里吃饭，他一律婉言谢绝，说是离家不远回家吃饭即可。有一次，他带我到万盈公社沟北大队，在检查完农业生产情况后，行至一个普通农户家，一人吃了一碗大麦片饭和半碗旱菜汤，吃完后他掏出1元钱和1斤粮票放在桌子上，作为伙食费交给农家。那家主人说什么也不肯收，说“书记能够赏光，一顿粗茶淡饭，不值钱！怎么好意思要？”可人家不收，父亲就不走。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那家人才勉强收下饭钱和粮票。
父亲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特别是我们兄妹也不放松约束。在草庙公社的一天晚上，大丰县电影放映二队在街上的一座院子里放映电影。我和哥哥抬着长橙在大门口徘徊，被认识哥哥的检票员看到，他对我们招招手，示意进去观看。父亲知道后，把我们批评了一通，第二天带我们找电影队的队长补交了电影票钱，连着说了两声“对不起！”表示“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沾光，看‘白大’（当地方言，指不付钱、沾便宜的行为）电影！”此后，街上放电影或是剧场演戏，家人都自觉遵守父亲的约定：无论哪一个想看，即使我婆老太太（即外婆奶奶的妈妈）在我们家去看戏、听评弹，也买票入场，没有一个搞特殊。
更令我难忘的是，1968年２月，父亲患病手术后在家休息期间，大丰县的领导从有关报刊获悉，国外一种抗癌新药“顺铂”进入中国，就委托上海医药部门购得两盒共60支，让县人民医院金祖锡医生（医院唯一会拉丁文的医生）为父亲注射治疗，全力挽救病重的父亲，取得了比较好的疗效。但是，当父亲听说该药仅能抑制病情发展，难以对癌症有效根治，而且购买手续繁杂，需专人去上海采购，价格特别昂贵（两盒药3600多元）时，毅然拒绝继续购买使用。他对看望他的县委领导说，“我病了一年多，已不能为党工作了！药品如此贵重，不能无限期的使用！又不能根治，用国家的钱来维持生命，我于心不忍！”4月下旬，父亲从大丰县人民医院出院，回到万盈驻地。不久，病情开始恶化，来看望他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他感叹和惋惜！他对来人说，“想想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我能活到今天，能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很幸福了！”
6月12日清晨，父亲望着守护了他一夜、面露倦色的我，对母亲和我讲：“小伙将来的路很长。能吃苦耐劳，这才过了第一关。要想有所成就，就要树立志向，志存高远。还要过好学习关，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过好经济关，廉洁奉公，不沾不贪，不犯经济错误。过好生活关，作风正派，不犯男女关系错误。你能做到吗？”
听罢父亲的殷殷嘱咐，我泪如雨下，连连点头，向他保证：“爸爸，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决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做一个好少年，将来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成为您引以自豪的好儿子！”
6月13日凌晨，父亲带着不舍和遗憾的心情永远闭上了眼睛。父亲的去世，既是我们家的灾难，也是他的不幸。在战争年代，他两次负伤；1947年4月18日（农历）执行任务，被费家庄还乡团徐俊山追踪，奶奶徐巧玲为掩护其撤退又遭还乡团枪杀，他又痛失母亲；建国后，他一心为革命、一心干工作，只思付出，不图回报，没有看到我们长大成人，没有享受到儿女的孝敬和孙辈们绕膝围坐的天伦之乐！
15日，公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有他昔日同事，有社队干部，有普通百姓，有干部子女，有我大桥初中和南阳中学时期的同学。他们有的叩拜，有的敬献花圈，有的守灵，有的哭泣，有的安慰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他曾救济和帮助过的群众悲痛欲绝，嚎啕大哭。参加追悼大会的人挤满了公社大院，送葬的队伍延绵两三华里，许多在地里做农活的群众看到送葬的队伍，听说是送父亲灵柩下葬，都情不自禁地放下手中的锄头等农具，加入到送葬的行列，哭声不断，说要送老书记一程。
父亲的去世，使我们兄妹瞬间成熟起来。高中毕业后的1970年12月，我带着父亲的四件遗物：《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英雄牌钢笔、手表和印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字样的皮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大熔炉，我牢记父亲的教诲，继承父亲的遗志，无论是当士兵还是任军官，无论在基层还是在机关，无论是下部队代职锻炼还是进国防大学学习深造，无论是顺境发展还是遭遇困难挫折，无论是面临艰难困苦还是生与死的决择，我都坚守信仰，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积极工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多次立功受奖。退休后，我保持晚节，发挥余热，为军队史料研究工作继续贡献力量。2023年6月26日，在建党102年来临之际，荣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荣誉纪念章。
（原济南军区司令部退役大校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