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这曾是一块苦难深重的土地，
这曾是一块热血浸透的土地，
这曾是一块满怀深情的土地，
这曾是一块红色印记的土地。
在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和平街的老街改造建设中，和平街改名为920街坊，且准备在老街上设立一个《北镇印象》馆。北镇即新丰镇，南镇为大中集。《北镇印象》馆中打算展示一些有关淮南纱厂的文物史料。因此，相关部门联系了我。我回复他们，由于多轮的改制重组，原企业的国家二级档案室早已被撤销，全部档案材料（人事、设备、财务以及各时期的文件材料和影像照片等）均转交到区档案馆保管。镇文化站的同志带着设计布馆的人员到区档案馆查找，想找的文件、史料和影象照片均没有找到。不知是档案转交过程中不慎遗失了？还是档案工作人员服务未能到位？或是仍堆放在墙角的麻袋里，尚未编入电脑程序？……
因此，我抽了点时间，把我在三十年前参加淮南纱厂厂志编写和厂庆活动中的，那些铅打的、油印的厂史资料翻出来，做个简略的再整理，留个记录，也算是一种回望，一种尊重，一种致敬。此篇仅为解放前淮南纱厂的简要史略。
1917年出产的旧式细纱机
一、“淮南纺织工业社”的建立
1944年秋，上海商人彭友生、蔡茂林、刘懋甫等人，为摆脱大城市日伪势力的欺凌和控制，试图将资金转移到偏僻的乡镇创办工商企业。鉴于苏北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棉花资源，他们遂来到大中集新丰镇集股办厂。缪章才、王政等21人先后入股，股金总额为561209914元（伪币）。为寻求地方势力保护，彭友生、蔡茂林等拉笼盘据在大中集的伪旅长谷振之入股，谷振之则借用大丰盐垦公司861.5平方米的轧花厂厂房充当股金。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上推荐彭友生为董事长，蔡茂林、刘懋甫为正副经理，聘任正泰纱厂工程师周如恒为厂长。由于集股办厂发起人彭友生、蔡茂林、刘懋甫等皆为安徽淮南人，加之大丰县古时为淮南盐区，故商定厂名为“淮南纺织工业社”。
当时，占据上海作垂死挣扎的日军，以及准备全面内战的蒋、伪军政，对所有五金设备的出口严格控制，处处设防。经谷振之的部下方文庆从中道道周旋，将从上海永安三厂购买的一台清花机、四台梳棉机、一台併条机、三台粗纱机、三台细纱机、六台摇纱机、一台筒子机、一台经纱机、一台纬纱机、一台73马力引擎、一台全钢车床等陆续运抵新丰镇。1944年下半年起，逐步安装试产，至1945年上半年全部投产。
1944年建造的淮南纱厂厂房
二、第一代淮南纺织工人的诞生
淮南纺织工业社成立后，因在恳区找不到熟练的工人，厂方先派 陈仰云去无锡、常州招收叶正福等30多名熟练工，后在本县的新丰镇、刘庄镇、大中集招收了100多名出身贫寒的男女青年，其中有徐瑞元、徐志成、杨寿宝、朱养高、陈鹤鸣、王金祥、张风英、韦秀芳、陶阿三等先后报名进厂。当时共有职工156人，他们成了第一代淮南纺织工人。
在资本家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生活和养家，承受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工头、拿摩温们仗势欺人，常手拿棍棒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只要看到不顺眼的，不是骂就是打。细纱间的张翠兰揩车时把罗拉放重了些，就被工头一顿臭骂。瓦工陈启奉因小孩生病，没能准时到班，被谷振之看到后认为故意怠工，当场用鞭子抽打，陈启奉想解释一下 ，被认为是反抗争辩，拨出手枪要打死他，遭到几十名工人强烈反抗 ，才未敢下手，结果把陈启奉关押了半天禁闭才算了事。
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的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工人们每天要12小时在厂里劳动，徐瑞元、顾龙才等师傅，每人手摇二台摇纱机，一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工人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尊严，进出厂门都要经过搜身婆和门卫的抄身检查。清花工周曲田脚上沾了一点花衣，抄身的硬说他有意偷沾棉花，无故地被罚了二天工钱。工人没有劳动保护，细纱挡车工王如秀因过度疲劳，晕倒车间，被机器轧伤了脚，造成伤残，投资方不但不给治疗，而且不发工资，还把她一脚踢出了厂门。
工人们尽管晨顶星星上班，夜伴月亮回家，没日没夜的辛劳，可一个月只能争得三、四斗米。这些从小在黃海边上长大的人们，本以为进了厂就可以改变祖辈那种“面朝黃土背朝天，收得粮棉要缴捐”的命运，可眼前还是任人宰割、当牛作马。
资本家对工人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工人们起来反抗和斗争。工人们多次向资方提出“提高工资、改善劳力条件 、尊重人格”的要求。尽管这些自发的斗争没有大的效果，却体现了当时淮南工人的斗争精神和初步觉醒。
夜深人静时淮南纱厂为新四军运送军布和医用棉纱
三、新四军接管“淮南纺织工业社”
1945年9月13日，在我新四军苏中部队四分区司令员张震东指挥下，歼灭了谷振之余部，收复解放了大中集和新丰镇。
苏中军区供给部接管了“淮南纺织工业社”，并改名为“淮南纱厂”。按照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经民主政府派员审查帐册，将谷振之的逆产部分没收，转为公股，其它资方股金继续保留，蔡茂林继续担任经理。10月8日，《苏中报》刊登了《在民主政府扶持下，大中镇近代纺织厂开工》的专题消息。
党为了加强对淮南纱厂的领导，苏中军区供给部先后派胡敏同志任淮南纱厂指导员，茅琮同志任淮南纱厂厂长（原周如恒厂长应聘去南通大生副厂任工程师），县总工会负责人叶新到厂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在全厂150多名工人中，民主选举选出梳棉工人朱彬任工会主席。
胡敏同志到厂后，认真宣传执行党的关于民族工商业保护、利用、团结、改造的政策，广泛接触蔡茂林等资方代表和一般职员，赢得他们的信任，建军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团结依靠工人群众，取消拿摩温，取消搜身制。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胡敏同志办起了工人夜校，亲自担任教员，组织工人学政治、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在工人队伍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先后发展施逸芹、张桂英俩同志入党。与姜堰厂合并后，增加了宫福兰、陈桂芳、康祖兰、陆爱梅等共产党员。1946年6月淮南纱厂党支部正式成立 。
茅琮同志于1946年5月到厂，他团结全厂工人，在民主政府的帮助下，艰苦创业，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使生产趋于正常。其后，又从南通唐家闸雇来一些织布工人，使14台丰田织机投入运转。
由于胡敏和茅琮同志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淮南纱厂工人欢庆解放的热烈场面
四、淮南纱厂成为新四军的军需厂
1946年春，国民党蓄意打内战的阴谋已充分暴露，多次违反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加强封锁，严禁向解放区运输各类物资。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淮南纱厂接受了为新四军苏中部队生产被服细布和医疗纱布、药棉的任务，成为苏中部队唯一的军需被服厂。
为了搞好供应，民主政府帮助落实淮南纱厂发展生产，保障生活的措施。增加装置120马力登陆艇引擎一台，车床一台，并利用我军没收的敌产改进装备，提高了生产能力。每天供给煤油十担 ，供给米饭三十担。技术工人每月可得6担大米，一般工人可得一担多，小工可得六斗。民主政府的关怀使工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开夜工，加班次，放弃休息时间，使日产达到二件半纱，三十多匹细布。
在敌我军事上处于拉锯时期，淮南纱厂经常遭到敌人的骚扰，敌机时常在厂区的上空侦察，工人们听到警报立即疏散，警报解除，立刻又回到车间继续生产。有时敌机在厂房上空扫射，瓦砾和弹壳掉在机器上，很多工人仍坚守在工作岗位。晚上生产时需要照明，工人们就用黑布把窗户遮隐起来，以防暴露目标。工人们还在距厂十多里路外的地方，布下流动岗哨，一旦发现异常动静，立即向厂里通报，以采取应变措施。
为了遮掩耳目，厂里以少量的纱布供应市场，而将供应部队的细布、棉纱、药棉装上小船，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送到射阳八大家的新四军联络处。每月供给毛巾用纱三十件，制军服和棉被的细布一千余匹。
同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淮南纱厂如往常一般，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纺纱织布，身穿灰布军装的粟裕司令员风尘仆仆地来到工人们中间，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淮南纱厂贡献很大呀，你们的细布，我们团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穿到。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抓紧生产，织出更多更好的布，供应前方将士……”
五、地下党和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英勇护厂
1946年12月 ，国民党军队侵犯台北（大丰）各地，匪军67师乘势占据新丰镇。我苏中部队进行战略转移，胡敏、茅琮、施逸芹、张桂英等同志奉命转入地下工作。北撤前，胡敏召集工会负责人及工会积极分子，对护厂斗争作了具体的组织和安排，并坚定地说“撤离是暂时的，我们 一定会回来的”。
盘据南通的匪绥靖司令李默庵，听信谷振之儿子谷东生的唆使，以收回厂权为借口，派专员徐立凡率领四十多名“国军”，开了三辆卡车，妄图劫收淮南纱厂全部财产及部分工人。驻扎在大丰的匪军67师也想吃掉淮南纱厂这块“嘴边上的肉”。
厂方利用这一矛盾，派出一名资方代理人，怂恿匪军67师设岗把守，阻止南通匪军进厂抢劫。两方匪军经过 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匪军67师作出让步，撤走岗哨。南通匪军认为 ，67师一撤，淮南纱厂便唾手可得，便肆无忌惮地冲进厂来。
厂工会按照地下党组织的部署，早已将全体工人组成一个总队，三个分队。工人们有拿木棍扁担的，有拿铁锤板钳的，女工在前，男工在后，筑成一道人墙把厂大门紧紧围住。南通匪军一到厂门口就被堵住了，一名匪军揣起枪来要向工人射击。
这时，一名女工从工人队伍中走了出来。她叫郁文，是位知识分子，富有正义感。在胡敏同志的启发教育下，逐步倾向革命，1946年春，厂工会改选时，担任工会主席。
她站到工人队伍的最前面，义正词严的说道；“我们工人要生产，要吃饭，要生活，不准抢劫工厂的生产资料！”匪军为了吓退工人，上来二个士兵，抓住郁文，大声威胁道：“你就是共产党，看你硬，还是我的抢弹硬！”说着就把郁文拖到厂门的石桥上。
工人们愤怒了，齐声高呼：“要生产，要吃饭，不准迫害工人……”大家象潮水一样冲出厂门，从士兵手中夺回郁文。
匪军见来硬的不行，又使出软的一手，向工人们喊话，要工人们推派代表谈判。工人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针锋相对，由郁文、鲁春谨作工人代表，但匪军不答应，还要保管物资的人出面不可。
工人们识破了匪军的阴谋诡计，决意不让保管员邬桂林同志出面。匪军气急败坏，声称如果不把保管员交出来，就要开枪杀人了，并朝天鸣了三枪。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邬桂林从人群中挺身而出，大声道：“我就是邬桂林，你们要怎么样？！”
在大会堂的谈判室内，匪军强迫邬桂林交出淮南纱厂的财产家底。邬桂林毫不畏惧，什么也不肯说，账本和钥匙也不肯交，匪军恼羞成怒，将邬桂森先是毒打，然后扣留。郁文、鲁春谨当场痛斥匪军暴行，退出了谈判室，与工人们汇合，并把大会堂大门封住，高呼口号，抗义匪军对工人吊打迫害，强烈要释放谈判代表。工人群众的吼声惊天动地，匪军只得释放了邬桂林。最后以武力强行夺走仓库里所存皮棉和45件棉纱，仓皇撤离。为了防止匪军再耍阴谋，工人们坚守车间，守护厂房、保护机器，忍着饥饿，从凌晨一直坚持到黄昏。
因遭匪军劫难，厂里无法正常开工，只得暂时停产，技术工人留 守厂里，看守厂房设备，以待复工。
护厂斗争是对淮南纱厂工人队伍政治觉悟、革命意志、斗争精神和组织力量的一次锻炼和考验；护厂斗争扩大了党组织和厂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地位和影响；护厂斗争在淮南工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六、反扫荡期间的艰苦斗争
1947年4月21日，新四军全歼大中集守敌，新丰镇又一次解放。胡敏、茅琮等同志奉命回厂工作，葛其家同志来厂任副厂长。期间，向苏中办事处借100担棉花作为资金。5月8日复工，三星期后，引擎地轴突然断裂，被迫停产。住在上海的蔡茂林得知厂里要换一台新引擎，便想方设法。当时上海关卡严禁各种机器出口到苏北解放区，蔡茂林就让孙荫祥以南通某厂名义发电报，套取出口证，然后海运到厂。厂长茅琮与吴秉仁等军工科技人员一起研究，日夜抢修安装，于9月9日试车成功，并迅速投产。
事后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悉，说蔡茂林私通新四军。蔡茂林听到风声后，为防不测，避往昆明。
1948年1月21日上午，国民党伪军分三路向新丰镇扫荡，扬言要把为新四军服务的淮南纱厂炸为平地。他们先将工人关进房子进行搜身，郁文、陈仰云等人的手饰全部被抢，有些工人的钱物被抢，还抢走厂里的棉布十几匹，皮棉60多担，棉纱30多件。然后，国民党师长王作霖下令火烧厂房，炸毁机器。霎时间，火光熊熊，浓烟四起，爆炸之声不绝于耳。从21日至23日的三天中，共放火四次，烧掉厂房80多间，设备几乎全部被毁，损失10万元华中币。与淮南纱厂毗邻的大中厂也同时遭到严重破坏。
著名作家海啸满怀悲愤，在他所作的《淮南纱厂被毁记》中写道：“今天，跨进已烧塌的大门，踏着碎瓦烁，走进断垣残壁的车间，看到机器、发电机均被炸开了，钢片散满了一地，发着黄锈色，烟囱孤立地耸立在寂静的天空，充满了残酷、毒辣、凄惨……
尽管如此，淮南工人拥军支前，迎接全国解放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是烧不垮、炸不毁的！伪军刚一撤走，茅琮同志就立即带领老工人陆锦德、陆仁荣等十多名同志清理现场，抢修设备，搭起工棚，修理残存的厂房。
同年5月18日，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再次扫荡我县。为了防止再遭敌人抢劫破坏，厂领导组织工人先把纺好的纱送到射阳八大家的我军联络处，把织好的布送到龙王庙的我军被服厂，把柴油送到四岔河坚壁起来，然后把机器伪装好，运到海边一个叫“三江口”的地方打埋伏。
月色朦胧的夜晚，工人们把机器抬上船，有的拉纤，有的撑船，到了目的地就将机器设备藏进茫茫草荡。工人们视机器为生命，陈德、吴斌俩同志带领20多名工人一边看守机器，一边对机器除锈保养，他们风餐露宿，日夜盼望回厂复工。
直至8月 ，新丰镇再一次解放。工人们闻讯后，立即请当地渔民帮忙，将机器运回厂里。分散在各地的工人迅速返厂，揩设备，忙安装，不拿一分钱工资，生产热情却格外高涨。他们用土办法修补缺损的齿轮；用火油桶做锭带盘；用多层牛皮纸做细纱管；用木板代替铸铁的给棉板；用废铁皮焊接细纱锭；用回丝做毛刷……硬生生的在一堆废墟上顽强拼搏，恢复生产。在工人们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多纺纱多织布，支援前方子弟兵。
此时，在艰苦岁月中，与淮南纱厂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茅琮厂长奉命前去接管南通纱厂，张新同志来厂接替他的职务。
蔡茂林先生于1948年12月30日，委托孙荫翔先生为资方全权代表，自己出国营生。
1949年7月，淮南纱厂的工人们，依依不舍地送别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过三年10个月，传播革命道理，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工人斗争，执行统战政策，深受干部群众爱戴的指导员胡敏同志，奉命奔赴新的战场----无锡。于龙同志接任她的工作。
从1944年秋到1949年9月，淮南纱厂经磨历劫，屡受创伤。民族资本家蔡茂林等人在建厂、复厂过程中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与共产党人、民主政府的合作中表现出一定的诚意，并为之付出卓有成效的努力。经受艰苦斗争考验，在党组织和厂工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淮南纺织工人，以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争取全国解放的坚定信念，为人民子弟兵纺纱织布，支援前线。
解放前淮南工人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淮南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新的篇章。
（作者陆中伟曾担任国营大丰淮南纱厂党委副书记、厂总工会主席，现担任江苏荷兰花海文学总社、盐城市大丰区荷兰花海文化传播交流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