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振纲                               陈毅

    纪振纲（1887—1946），祖籍湖北英山，19岁考入南京讲武堂。后回到湖北，被编入新军，曾担任黎元洪的参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1913年，他因反对袁世凯，发表反袁文章遭通缉，被迫流亡国外。
    1917年纪振纲回国，在江苏茅山开办茅麓农林场，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38年，他结识了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司令员，对新四军给予武器、资金和物资上的支持，并将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时常作为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转送情报和物资，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贡献了一份重要力量。

保境安民 情系百姓

    纪振纲原先有一个二三十人的“自卫团”，主要用于保护公司的财产安全，队伍的装备明显好于国民党一般的部队。
    纪振纲对自卫团管理严格，绝对不允许抽大烟、赌博，不能酗酒，欺负老百姓，调戏妇女。当时，茅麓农林场周边的社会治安相对稳定，乡村集市也渐渐繁荣起来，茅麓公司达到了全盛时期。
    纪振纲创办实业，而且选择农林项目，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虽然不能报国安天下，但纪振纲却努力安济一方百姓。茅麓农林场周边有所小学，他不仅热心资助，还把家里的一台管风琴送给学校。农林场的农产品加工厂，也常给周边的农户提供方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纪振纲的宏业筹划戛然而止。特别是淞沪战役失利后，大量国民党溃散部队流落茅山一带，茅山地区出现从未有过的乱象，政府跑路，兵匪沆瀣。当时，公司附近逗留着几股来自两广的散兵游勇，严重危及地方治安。纪振纲设计智取两广溃兵，从中又招募了200多人，使得他的队伍发展到250人，相当于一个营的建制。
    在此情况下，各地士绅纷纷来到茅麓公司，请既懂军事又有人望实力的纪振纲出面维持，担任金坛、丹阳、镇江、句容四县组织成立的防匪总会主任，由其统一指挥调度四县防匪武装。

结识陈毅 支持抗日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后，日军快速向西推进，江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撤到皖赣山区去了，而逆行向江南敌后进军的只有新四军的部队。
    1938年6月13日，陈毅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到达茅山后，立即安排作战参谋吴肃将亲笔信送到纪振纲的茅麓公司，希望跟他在茅山乾元观会晤。
    纪振纲接到信后心情复杂。之前日伪与国民党方面都派人找过他，封官许愿，但都被他婉拒。纪振纲对
    陈毅这支人数不多、装备又差的部队根本看不上眼。陈毅司令员要求新四军指战员严格执行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模范执行群众纪律。
    关于新四军的种种传说，很快传到了纪振纲的耳朵里。他没想到，这样一支寒酸的队伍却能将官兵约束得这么好，于是决定去见识一下这支部队的长官陈毅。
    7月下旬的一天，他带了一支自卫队的兵马，坐着轿子浩浩荡荡地来到乾元观。陈毅看到纪振纲来了，赶快下来接待。纪振纲开口就说：“陈司令，听说你们新四军是不准坐轿子的，我坐轿子来了。”陈毅哈哈一笑：“坐不坐轿子，也是要看情况的。我们不坐，但是伤病员和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人，还是可以坐的。”
    两人从茅麓茶谈到山中宰相陶弘景，从历代社会的变化谈到茅山的抗日斗争形势与前景。纪振纲虽然对陈毅的学识与谈吐很是钦佩，也知道6月17日，新四军在韦岗伏击日军首战告捷，威震江南；7月1日，新四军又围歼新丰火车站守敌，烧毁车站。但对新四军人少枪劣深以为忧，对合作之事不置可否。以纪振纲的阅历，不会仅凭一二仗就相信新四军真能在茅山站住脚跟。所以他离开时表示：“请陈司令放心，鄙人不会做汉奸，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会支持抗战的。”
    陈毅知道，如果不能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新四军真抗日、能打鬼子，像纪振纲这样的人是不会一心倾向新四军的。
    接下来，纪振纲不看好的这支部队，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在这一带和日伪军的大小作战有200多次。
    新四军以弱小之师，敢于向强敌亮剑的精神和胆略，使纪振纲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也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新丰火车站战斗胜利后，纪振纲带着食品、药品赶到前隍村慰问新四军，还赠送给卫生队一台显微镜。
    他对新四军的态度转变了以后，对地方士绅影响很大，大批士绅与新四军结成了良好的关系。陈毅争取纪振纲的成功，迅速打开了茅山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局面。而纪振纲则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这个朋友改变了他的人生。
    国民党六十六军叶肇与纪振纲是老相识，撤退时他把带不走的武器弹药全给了纪振纲。
    初识陈毅，纪振纲虽未答应与新四军合作，但一句“我会支持抗战的”并不是随便说说，私下里他开始兑现对陈毅的承诺。
    新四军的军费极为紧张，国民党采取歧视政策，不是拖欠就是克扣，总是发不全，纪振纲曾经一次性借给新四军5000块银元。茅麓公司在西部有一些厂房，他还辟出来让新四军伤病员住。为解决新四军药品短缺问题，纪振纲专门派人到上海去购买，再悄悄穿过封锁线送到镇江，带到茅山来。
    当时，国民党吸取了华北的教训，在江南沦陷区部署了政权机构，同时禁止新四军建立地方政权组织。陈毅到茅山后另辟蹊径，组织成立抗敌总会。
    1938年7月7日，宝堰怡和酒行大院内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敌总会、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陈毅、纪振纲和樊玉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一致推举纪振纲为四县抗敌总会主任。但纪振纲却对陈毅说，“我不能当这个主任。当了，日伪、国民党方面都不会放过我。我不当这个主任，更有利于支持抗战。”
    陈毅理解纪振纲的难处，决定由樊玉琳出任主任。之后，纪振纲把原来的四县防匪总会撤了，人马全部交给四县抗敌总会，并表示可以在委员会里挂个名，以便“防匪会”的改编顺利进行。
    纪振纲虽然不是“四抗总会”的主任，但是“四抗总会”的经费都是他负责。“四抗总会”名义上是群众团体，实际是半群众团体半政权机关。很快，四个县60多个乡的农抗会相继成立，5万多人行动起来，支持帮助新四军抗战。
    新四军在茅山地区展开游击战，引起日军重视，计划从周边几个大城市出动，对茅山新四军进行扫荡。获悉此情报后，陈毅和粟裕研究确定，从破坏公路交通入手，粉碎日军扫荡，并在一夜之间把薛埠到朱林这一段公路挖断，使日军机械化大部队无法到达金坛、丹阳等茅山中心区，扫荡计划因此流产。
    转眼进入1938年冬天，新四军多数指战员没有棉衣棉被，不少战士的手脚都冻烂了。纪振纲就给陈毅出主意，召集茅山四县国民党区乡保长、士绅和大户，在史家大村开会募捐，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新四军，并带头捐了500套棉衣。当地的有钱人家随后纷纷慷慨捐助，累计募集到5000 套棉衣，还有一大批物资、粮食。
    曹鸿胜在回忆录中写道：“（新四军）向他借款是有求必应。向他借武器弹药，不管是重机枪、轻机枪，整箱整箱的手榴弹，都答应。不过要黑夜去搬，他还得防日寇和国民党的耳目呢。”
    有一次，纪振纲既要隐瞒着不让别人发现，又要实实在在支援新四军，就把枪支弹药摆在棺材里面，抬到一个地方放下来，再由新四军半夜把它取走。
    王必成将军之女王峻回忆说，当时新四军的武器很差，给养困难。纪振纲虽然不能参加战斗，但是从武器、弹药、给养方面尽力援助了新四军。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纪振纲对新四军的援助可谓是雪中送炭。

遭受迫害 矢志不移

    新四军能够在江南立足并发展壮大，陈毅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毫无疑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纪振纲在日伪、国民党眼中，不仅有钱有势，还是一块“肥肉”。国民党一○八师进入金坛西部，逼近茅麓公司，日本也出动军队向茅麓压来。金坛县伪县长马荫棠以请纪振纲到金坛城里吃寿酒之名，将他软禁起来，日本人拿了军装、指挥刀送到纪振纲面前，企图胁迫他出任金坛、丹阳、溧阳、宜兴、武进五县“剿匪总司令”。
    所谓“剿匪”，实则是“剿灭”江南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人见纪振纲迟迟不肯表态，扬言要杀了他，并催促伪县长马荫棠劝降纪振纲。陈毅得知消息后，亲自组织营救，托关系把亲笔信带给纪振纲。被软禁的纪振纲传出密信，嘱咐茅麓公司森林警察所长沈西根，将公司大部分武器藏匿起来，只留几支坏枪应付日伪，并令李安邦带领自卫团暂时分散隐蔽。
    陈毅动员了句容、金坛地方人士一起，从日本人手里将纪振纲保释出来。纪振纲迫于形势，决定离开茅山。临走前他说：“我要走得干净，我要走得让新四军满意。我一定要把我的资财用于抗战，不给日本鬼子弄去，不给日本鬼子赚去，不给汉奸拿去。”随后，由李安邦带领自卫团所有200人和枪加入了新四军队伍。
    虽然离开了茅山，离开了新四军，但纪振纲并没有与新四军断绝联系。1940年大年初二，纪振纲到达上海法租界的家——环龙路中部18号（现南昌路100号）。他不忘自己的承诺，直接投身抗日救国的斗争，主动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
    徐婉英在《纪振纲先生传略》中写道：“纪振纲回到上海后，即写信给陈毅司令，并把自己身边的‘三件宝’一起交托随行的自卫团警卫班长盛学文等，带回茅麓交给陈毅司令。这所谓的三件宝即是：‘一架16倍军用双筒望远镜；一支4寸镶金把勃朗宁手枪及56颗催泪瓦斯弹；7省军用地图’。”
    丁兆甲是上海学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陈毅经过考察，将丁兆甲留在身边做情报工作。当时丁兆甲主要往返于茅山、上海之间，执行陈毅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达的任务。他曾多次出入纪振纲的家，给他带来陈毅的问候，令纪振纲非常感动。
    丁兆甲回忆说，“纪振纲在我面前对陈老总赞不绝口，我就把新四军在江南打日本的一些故事告诉他。”此后，纪振纲在上海法租界的家，就成了新四军的联络点，八路军代表刘少文是他家的常客，新四军代表李一氓经常住在纪家。纪家作为地下联络站，给新四军提供情报、转运物资。
    新四军叶飞的六团到了上海郊区后，需要布匹做衣服，就叫丁兆甲找纪振纲，纪振纲二话不说捐出布匹。后来，丁兆甲每次到纪振纲家执行任务，都会面呈陈毅的信函并致以问候。而纪振纲则会留他吃饭，并向他打听茅山近期发生的事件以及茅麓公司的情况，他还会特别关切地询问陈毅司令员的日常起居和身体状况。
    有一次，纪振纲到上海杰克皮鞋店买了一双皮鞋，交给丁兆甲带给陈毅。陈毅收到这双皮鞋后，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去三战区开会或与国民党顽固派谈判时才穿。
    1943年冬，日本人闯入法租界，纪振纲被迫携家眷离开上海。他们先逃至浙江淳安，最后落脚在江西上饶，在南岩学院做国文教师，讲《论语》、老子、孟子，同时也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抗战胜利后，他和家人又回到上海。此时，茅麓公司和法租界的家已经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接收。
    1946年7月，纪振纲因痔疮病住进上海公济医院医治，几天后没料想一个小小的痔疮手术，竟致纪振纲意外身亡。
    之后40年，几乎无人知晓纪振纲这个名字。到上世纪80年代，粟裕将军向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了纪振纲先生对新四军的重要贡献。
    纪振纲的儿子纪澍农回忆说，“粟裕将军要我去见他，并当场掏了3000块钱给我，说你爸爸是个爱国人士，爱国民族资本家，我们都知道。”叶飞、王必成、李一氓、吴仲超等新四军老同志在回顾茅山抗日斗争史时，都对纪振纲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
    新四军不会忘记纪振纲，茅山人民不会忘记纪振纲。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慷慨解囊、无私奉献、奋斗献身的前辈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