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1945年秋：以商养军大飞跃
1944年春-1945年北撤前夕，是七师军队和皖江根据地建设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财经收入以两倍数持续大增长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和1945年初，七师已有财力一次性按军部要求调款5000万元支援五师。
1944年春天，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有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是根据地民众皆知的黄丝滩大江堤工程建设。在皖江行署吕惠生、张凯帆亲自主持领导下，自1944年1月开工至1944年4月竣工。这是皖江地区有史以来，也是抗战以来全国范围兴修的最大水利工程项目，这道防洪大堤全长13华里，使境内8县400万亩农田和300万人民免遭水患。据无为水利部门评估，今天建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至少要5个亿。
第二件，是当时鲜为人知的秘密：皖江根据地与芜湖敌伪占领区之间，建立起以民间贸易形式为掩护的“官商”间贸易渠道；进而与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贸易渠道。正是这一重大突破，为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决心斥巨资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解除了后顾之忧。
主动争取与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贸易渠道
1943年春，皖江行署成立后，就由吕惠生、张凯帆着手筹策和兴建黄丝滩大堤。吕、张都是无为人，深知修建大堤对皖江农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意义。但苦于资金短缺，经常和蔡辉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蔡辉1941年在沙洲县任县长时，就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亲自主持了36条半港套疏浚工程，所以非常拥护行署的这一为民造福的决定。但他也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意外横财”，积累起这笔资金非一二年之功不可。然而，不久，这一机遇竟然不期而至。
1943年夏秋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转变。为防止美军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登陆，日军正在抓紧部署向华中沿海城市增兵，拟在1944年—1945年投入兵力从17万增至60万左右。为此，侵华日军在上海成立总后勤部，代号“登部队”，以征收大米（军粮）为主要任务。侵华日军同时也给汪伪南京政府下达了征粮任务。汪伪三个方面军的饷粮自筹都很困难，再为日军加征，汪精卫压力很大。江南敌占区为中心城市密集区，所产粮米尚不能保障当地居民最低消费需求（实行限额供给制，配杂粮）。苏中、皖中等江北产稻区，也多为我方根据地，广大农村更为我所控制。汤家沟江南岸的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但大米主要来源是皖江地区；1942年春，皖江封粮后，芜湖、铜陵、繁昌等地的敌伪长期处于粮荒状态，虽组织几次大扫荡，亦所获甚微。至1943年秋，日伪军已难形成对皖江根据地实施重兵进袭和占领的战斗实力（日军主力已抽调增援太平洋战场，补充的日韩青少年兵，战术水平和战斗意志很弱，进袭我根据地时一遇到强敌即撤退）。为掌握米源，汪精卫和日本“登部队”都寄希望于芜湖。汪精卫任命曾一度当过芜湖伪维持会长的汪子栋为伪“军粮筹委会”所属“总力社芜湖分社社长”；日军驻上海登部队派楠木为驻芜湖分社的顾问，对汪子栋筹粮实施监控。汪子栋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洋行的买卖，又在芜湖开设了“利记商号”，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等，是芜湖商界的头面人物，日伪背景很硬。我皖江禁粮出口后，“利记”几次企图高价私购私运，均被我查扣，损失很大，粮食贸易几乎中断。此时，一方面，芜湖、上海、南京大批商人通过与集成号易货交易，生意兴隆，获利甚丰，令汪子栋、楠木垂涎不已；另一方面，日伪军令如山，若汪子栋、楠木再无作为，必将遭到军法处置，令汪子栋如坐针毡。日本经济顾问楠木对二战局势发展看得比较清楚，知道日本大势已去，厌战思想也基本定型。汪、楠迫于形势和压力，以及私欲的驱使，急欲和我方沟通关系，但不知我方虚实，又不敢轻举妄动。
汪、楠的动态，通过我们在“利记杂粮”潜伏的皖南地下党员汪仑传递到贸易总局，引起蔡辉高度重视。蔡辉即通过与汪子栋相熟悉的杨大炎、周运福等合作商人，以及敌工部的情报网络，从上海、南京、芜湖各方面搜集情报，通过分析，认为有争取汪、楠作“交易”的可能。根据曾希圣指示，蔡辉和敌工部长段洛夫研究制定了具体方案。段洛夫是新四军高级领导干部中的“日本通”。早年曾在日本留学，精通日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高教部部长），非常熟悉敌情。根据预定方案，蔡辉连续三次通过杨大炎捎话给汪子栋，约他见面。汪子栋起初顾虑极大，怕中圈套，经过杨大炎沟通，才下决心与蔡辉见面。在杨大炎安排下，蔡辉、汪子栋第一次会面在汤家沟附近的江面上举行。据叶进明回忆：“在一个冰冷的夜晚，汪子栋乘了一艘小军舰驶进了汤家沟的河面上，我们在两岸埋伏了部队，以防万一。我方的全权代表是蔡辉同志，也坐了一艘小汽轮，在汪航道上面靠拢，汪子栋请蔡辉同志上了军舰。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辩后达成了一笔亦军亦商的特别交易”（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回忆》）。通过初步谈判，汪子栋下决心与我方秘密交易。第一次谈判，双方达成以下协议：我方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对方出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用材为主；同时，对方来货每批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同时约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得提早或者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以确保安全。这样，根据地积压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军工物资及大量医药、布匹、高级印钞纸等。
初次交易顺利成交后，双方商定由汪子栋择日和楠木两人到汤家沟秘密考察，并与我方进一步商洽。不久，按预定计划，楠木、汪子栋在杨大炎陪同下秘访汤家沟，下榻仁和旅社。为防止意外发生，我方除了加强武装警戒外，曾希圣政委亲自指示锄奸部长兼公安局长李丰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副局长严佑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对汤家沟的防特防奸做了周密安排。汪、楠秘访汤家沟的信息，我方严格保密，除了曾希圣、段洛夫、蔡辉、李丰平、严佑民、吴锦章等直接领导和参与者之外，对贸易总局干部也实行封锁。汪、楠在秘访期间，亲眼目睹汤家沟的繁荣昌盛，震撼极大。秘访期间，我方代表段洛夫、蔡辉与汪、楠多次长谈，并由段洛夫与楠木就情报事宜，蔡辉、谭伟与汪子栋、杨大炎就贸易事宜，分别长谈数次。蔡辉、谭伟代表集成号商行（实为我方贸易总局）与汪子栋的“利记粮行”（实为地方总力社芜湖分社）进一步明确以下易货条件：
双方的条件是：汪子栋为我们采办我们需要的物资，共分三类：第一类是军火物资，如TNT火药、雷管、机枪、扣发扳机等，占总额的30%；第二类是管制物资，如钢材、铜材、五金、工具和机床等，也占30%；第三类是一般物资，如食盐、火柴、电池、药品、杂货等，占40%。我方结算时，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山货占30%。虽然，这笔交易我们是大占便宜的，但汪子栋也可以向日军交账了。”（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同时确定，在皖南敌区增辟易货点，增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以支持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善于在与日商的商贸中获取更大战果
在接待日本顾问楠木时，我方发现他有厌战情绪，正在寻找后路。段洛夫做了大量说服争取工作，楠木同意为我方出力。我方也从交易差价中，压扣了一些财务收益送给楠木，楠木非常感激。楠木在芜湖日伪军中身居要职，地位显赫，后来做出了一些特殊贡献。
刘健农（安徽无为人，当时在贸易总局担任贸易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芜湖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回忆说：“大概是1944年的秋天，在一个气候宜人的一天，楠木、汪子栋等人，在杨大炎、汪仑（我方驻利记杂粮的特派员）的陪同下，身穿便衣，乘坐小汽轮从芜湖出发来到汤家沟，仍住在仁和饭店。段洛夫、蔡辉等同志接待了他们。采取分头会见的办法，经济贸易方面的问题由蔡辉、谭伟同志（时任皖江金库副主任，解放战争期间任大成公司副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驻苏商务参赞，外经部办公厅主任）和汪子栋、杨大炎谈判；段洛夫和楠木会谈。会议进行了两天。
“段洛夫长期做敌军工作，斗争经验丰富，早年留学日本，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听说段洛夫和楠木的谈话很有效果。经济贸易方面的谈判也进行得很顺利，蔡辉等同志和汪子栋就贸易的内容、物资运输和交付方式等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
“经过不断深入做工作，楠木和汪子栋等人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对新四军七师有利的事，例如：
第一，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日伪方面由原来供应我方食盐、布匹、食糖等，扩大到电讯器材、五金、药品、医疗器械、钢材、纸张（印报纸用）等，这些都是我军和根据地十分紧缺的军需军用物资，大多是日伪明令禁止运入根据地的战略物资。后来，甚至用1000吨的军舰几次运来了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
第二，不时向我方提供情报。例如鬼子下乡扫荡前，向我方秘密通报，使我军能及时转移，减少了损失。有次敌人“扫荡”时，汤家沟堆放了大量粮食，来不及转移，我们就贴上汪子栋给我们的日伪“总力社芜湖分社”的标签，伪装是敌方收购的粮食，避免了敌人的抢掠。
第三，营救我方被捕人员。1945年农历正月初二拂晓，日军向无为来乡临江地区进行了“扫荡”，我们有5名干部（有王渔、何东初等）不幸被捕。他们都很机警，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蔡辉同志又请楠木抓紧营救，以防事情败露，请楠木和特务机关交涉并作保，汪子栋又花了钱，王渔等5人很快就被安全释放。
特货贸易—从未披露的秘密
通过楠木，为我方打通了南京日伪金融机构的联系，将我军在作战中缴款和平日收集到的大量伪币，秘密运到南京购买我军急需的物资，换回了一些日元、美钞。”（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
与汪子栋、楠木关系打通后，通过双方大规模“官商”间易货贸易，我方不仅获得大量所需物资，而且通过粮食、烟草、山货、特货出口，获得源源不断的财经收入，积累了丰厚的资金，用于军队和根据地壮大发展。
关于与汪子栋间的“特货贸易”，沈君常（江苏苏州人，皖南事变前为军部作战参谋，时任贸易局会计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物资厅副厅长、安徽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吴锦章有以下回忆：“其后，汪子栋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提出要以机枪、迫击炮和子弹等军用物资换取我们的‘特货’，所谓‘特货’就是他们渴求而又是我们严禁的鸦片。在日伪统治阶层，他们醉生梦死，生活极其腐化堕落，对鸦片的需求量很大。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把历次在战斗中从敌伪顽那里缴获的和在敌我边缘地带取得的‘特货’，用来换取抗日的特贸物资。这种特殊贸易全在夜间进行，对方将包扎好的轻、重机枪、迫机炮和各种子弹，偷偷装上日军的小汽艇，再悄悄运往我沿江地带的姚沟、新沟等几个联络点。我方派出武装部队在联络点四面警戒，并用小船将武器弹药一一运到岸上，再把我方的物资装上汽艇。就这样，双方又连做了几笔‘大交易’”。
在商贸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展党的统一战线
至1944年春，汤家沟已成为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辖区最繁华的商埠，先后吸引了大批上海、南京、芜湖的商人前来投资、经商。随着经济战线上节节胜利，政治影响也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获得空前巩固和发展，同时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上海烟煤业同业公会会长潘以三应邀到汤家沟考察后，与集成号商行合作，在汤家沟投资建小煤窑、肥皂厂。最典型的还有石原皋和他的安源公司。石原皋是安徽皖南人，早年留学德国，是化工医药专家。抗战期间担任上海仙鹤草素质药厂厂长。他与胡适是近亲。胡适抗战期间在重庆，家属则留在上海，托付给石原皋照顾。石原皋在上层社会和科技界声名显赫，交游广泛，关系很多。石原皋是爱国民主人士，愿为新四军出力。他的朋友汪伯威与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和巢湖大队政委陈明远在大革命时期即相熟，支持过他们的革命工作。通过孙仲德、陈明远引荐，汪伯威、石原皋和蔡辉建立了联系，积极为我方搞物资。1944年夏，石原皋、汪伯威秘密携带一批仙鹤草素止血药品资助七师，由唐晓光、蔡辉接待，并受到曾希圣接见，相见甚欢。曾希圣亲嘱石原皋要帮新四军做对敌工作，还写了亲笔信托石转交上海金融界巨头、伪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劝他抗日立功。唐寿民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内弟华士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与石为好友，亦有抗日救国之心。蔡辉指示石原皋利用此背景，邀友人卢方在上海成立“安源公司”，地址设在江西路同和里1号，卢方任总经理，石任芜湖分公司经理，专营与“集成号”的进出口贸易。成为集成号在上海的又一特贸阵地。石原皋通过卢方结识的日本人渊上，打通了日军内部关系；华士润又沟通了日本三菱洋行上海营业部的主任，联系了一批日商。通过“安源”中介，我方与日商的贸易往来也建立起来。我方输出的货仍以上海稀缺的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以皮革、油脂、酒类为辅；从日商处进的货物有布匹、棉纱、食盐、西药、印刷颜料、五金、印钞纸、焦炭等。石原皋根据蔡辉的意图，曾诱使日商迅速运发大批量货物，而我方则是小批量多批次形式拖延交货，这样既掌握了主动权，在抗战后期，又套取了大批物资。华士润为表抗日救国之心，曾慷慨解囊，先后捐赠约10万元，采购炸药、机械等违禁物资，存放在仙鹤草素厂内，伺机送往汤家沟。此外，石原皋还争取团结了不少上层人士，参加抗日救国，如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方庆咸、曹鸿儒、陈叔文和老科学家秉志先生等；在蔡辉安排下，还动员了化工专家郭成周、医师孙良生、张守智以及机械、化工方面的技术人员、青年学生等数十人来七师参加抗日工作。
贸易总局挣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叶进明回忆道：“在当时利用汪伪的关系对扩大贸易是极其重要的一关。我们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数量之大，要用麻袋、车装，用轮船、汽车运，如果没有南京、芜湖的敌伪机关为我们服务，不仅无法度日，而且会遭到敌伪的打击，很可能连人带钱自投罗网。有了这种关系（指楠木、汪子栋），我们用敌伪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运到南京、芜湖，进出敌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而又难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钞等外币，也可以从这里取得。”（叶进明：《皖中财经工作的回忆》）
抗战胜利之初皖江贸易总局的四场收官之战
从抗战胜利到顺利北撤的2个月左右，蔡辉领导的皖江贸易总局又打了四场非常漂亮的收官之战：
第一战，与国民党争夺日军武器弹药。1945年8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根据上级指示，蔡辉领导贸易总局，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敌伪开展受降的争取工作，和抢运敌伪军火和重要物资过江。刘健农回忆道：“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接受芜湖日伪军投降，七师成立了芜（湖）当（徐）支队，唐晓光任司令员，段洛夫任政委。经过楠木和汪子栋居中联络，日军驻芜湖的司令部吉村乘汽油划子来到二坝，和段洛夫等同志说明，日本人同意向七师投降。当时我正在二坝，亲眼目睹吉村过江来到我方驻地。后来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于是楠木、汪子栋和吉村商定，偷偷运送给我方100多吨物资，包括几十挺轻机枪和弹药。”（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沈君常、吴锦章有如下回忆：“1945年‘八一五’之后没有几天，楠木找到杨大炎的住处，说他已与日军驻芜湖部队吉村队长商妥，要把一批武器弹药交给新四军。随后，楠木同周金祥来到吉村处。当夜，他们又赶到芜湖，忙着向一艘机动舰上装货，所装的约有20余大麻袋，内有几十挺轻机枪和一大批子弹。装妥后，楠木亲自上船押送，将这批武器弹药安全送到我根据地。三天后，蔡辉、段洛夫、吴锦章又做了安排，由陈伟洋派出船队，驶往事先约好的芜湖江边，再次装上吉村队长送来的32挺轻机枪和大批子弹，顺利运到我根据地，自此以后，楠木还经常往返于芜湖和无为之间，不断为我方送来大批军用物资，其中还包括许多服装。”（沈君常、吴锦章：《在特殊抗战中的特殊贸易》）
第二战，收回大江币、取信于民。1945年9月北撤前夕，根据曾希圣和区党委的指示，蔡辉奉命回收全部大江币。其方法是将除北撤时随军转移的军用物资、主要机械设备外，将公家全部一般物资包括粮食、木材、家具、库存货物、各类日用品标价拍卖，敞开回收大江币。收回的大江币，分点集中在牌楼、李桥、石洞埠等地，堆在院子里，浇上火油，当众烧毁。师部还派了武装部队守卫监督。到最后一批部队北撤时，市场上已没有大江币流通。但当地老百姓珍藏了不少。
第三战，安全转移巨额资金、重要机器设备和安排撤退疏散人员。
一是将所有可出口的物资，都变卖换成法币存入敌区的银行或钱庄里，以备应用。
二是贸易总局将全库所存银元、金条、金块、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依号登记在夹被心里，分发给排以上干部及警卫队员北撤时穿着，到目的地缴公。
三是组织水路北撤。七师北撤分陆路（由曾希圣、谭希林率主力部队）、水路两条线。水路自1945年9月开始，即陆陆续续开始，有时一天几船，由汤家沟集中上船，顺江东下过南京至六合县。运输船只以贸易总局和所属长江护航队为主，江流船政办事处配合，除利用护航大队、船政办事处自有船只外，主要租用芜湖航运公司的拖轮和沿江民船。经贸易总局蔡辉亲自安排大的运输行动有四次：第一次，由赵鹏程率队1个连，护送七师参谋长、含和支队支队长孙仲德、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等干部、战士共千余人，乘着由日本人楠木带到汤家沟的日舰挂拖12条大木船，伪装成日军由汤家沟附近的姚王庙出发，直达淮阴。第二次，是由贸易总局用租用的芜湖1艘拖轮和6只木船，护送100多名伤病号和五六十担医药用品，经长江至六合。第三次，是由贸易总局包租杨大炎的拖轮及木船队由姚王庙出发，将大江银行、印钞厂、兵工厂、《大江报》等单位的机器、物资及部分人员转移至六合，转淮阴。第四次，是由贸易总局吴锦章、陈力生组织的船队，将皖江贸易总局机关人员及胡德荣（七师留守处主任，负责七师北撤工作）带领的区党委、行政公署的老、弱、病、妇人员分三批护送至六合。
一共是六批，在转移中没有一批发生意外事故，无一伤亡和财产损失。圆满完成北撤前善后工作后，蔡辉和段洛夫、陆学斌等率贸易总局及其他一批地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挥泪告别皖南人民，从无为汤家沟出发，经斗家坝过巢湖，并再登陆步行，经合肥、全椒、来安、天长、盱眙、泗洪至洪泽湖，又登船经运河到达淮阴，驻在淮阴北部王营镇，历时达1个多月。
第四战，组建两套班子，为北撤后在新形势下开展国统区贸易做充分准备。一套班子由蔡辉带吴锦章、陈力生、谭伟、彭肆、宋泽等，随七师主力部队北撤；一套班子由沈君常、吴谷泉、舒展民组成，赴上海建立联络机构。原在上海的我方人员石原皋、朱玉龙、盛慕莱等重组公司待命，蔡志锷负责调度经营。
解放战争：“大成”再立新功
1945年11月，北撤至淮阴后，由于皖江行署已事实上撤销，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由张凯帆率领编入苏皖边区政府；主力部队进驻山东枣庄。七师师部在淮阴成立留守处。
贸易总局在淮阴成立“大成贸易公司”
1946年2月，以原贸易总局干部为基础，在淮阴城内普恩寺成立由师部直属的“大成贸易公司”。“大成公司”与七师留守处合署办公，归曾希圣、李步新直接领导。因原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对外公开名号为“集成号”，取其集大成而命名。蔡辉任经理，吴锦章、谭伟任副经理。在淮阴时期，贸易业务以经营苏北盐、枣庄煤为主。大成公司在上海的干部分驻主要商业合作企业，以利掌控。舒展民常驻长江盐业公司，该公司由安徽省知名人士范治农在上海开设，我方委托范代理经销盐，收入全部归我方，不属营利性质。大成公司干部沈君常、徐德明、罗志成等常驻上海复兴中路法商同得煤栈。这个煤栈是上海烟煤业大资本家潘以三的下属企业。潘以三曾在汤家沟投资办厂，与蔡辉关系很好。大成公司从山东枣庄搞的煤，按华东局饶漱石的指示，全部都卖给潘以三。为打通关系，蔡辉先派杨大炎在扬州开设阜淮盐号，和反动军警取得默契，打通关卡，又派盛慕莱在扬州城内设立联络站，负责往来接待，建立起苏北—上海的交通线。又在五河、高邮、邵伯、娘娘庙、合德口设立分公司，由宋泽、梁功康等负责；由陈力生成立运输公司，负责水路货物运输。
蔡辉又令朱玉龙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把皖江贸易总局方面存放在上海的军用物资，陆续运抵淮阴，并护送刘晓、陈国栋、阮英平、朱帆、侯奕斋、刘芳等领导同志去上海；接回翁迪民、李雪君、郑日仁夫妇以及黄慧（谭伟夫人）等许多同志回淮阴。
1946年3月—7月，为大成公司鼎盛时期，客商云集，财源茂盛，来往干部，络绎不绝。当时七师师部已离开了根据地，也没有地方政权可依托，工厂也全部移交给地方和军部，基本失去了财税来源（七师留守处还保留着师部直属机关、报社、文工团、后勤、警卫部队，还领导着皖江和皖南敌区的革命斗争，摊子大，花销多，全靠大成公司支撑）。但很快日子又兴旺起来，成为淮阴的“大户人家”，还给军部进口大量特需物资。据蔡志锷回忆：“战争时期的贸易是一种特殊战争，经济斗争主要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朱玉龙等既是“大商人”“大老板”又是掩护南来北往干部的得力保镖。石原皋参加的正原公司，董事长胡静如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长官汤恩伯的机要秘书，朱尧安（余亚农的内弟）为公司经理，汤的部下将领张雪中、李铣等为股东，主要业务是与解放区做生意。1946年6月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1947年3月吴回山东汇报工作，返沪时经连云港，同行8人被捕，即以正原公司职员身份交涉释放。安徽省知名人士范治农在上海开设的长江盐运公司，由大成联络员舒展民常驻该公司，给他的成盐全部作为革命经费，不属于营业性质。上海烟煤业资本家潘以三与华东局饶漱石有联系，七师在山东搞到的煤炭几乎全部给了他。他的华北煤业公司堆栈设在上海复兴中路法商同得利煤栈，大成公司干部徐德明、沈君常、罗志成等常驻该公司。现在有人说：大成公司总经理是潘以三先生。这是不确实的，应予更正。我于1946年6月和朱玉龙去淮阴大成公司会晤蔡辉。那时反动派蠢蠢欲动，三人小组代表，翻译武汉被国民党特务王继美部打伤住院。晚间城外枪声不断，已嗅到火药味。我们问蔡辉急切要什么东西，他回说，准备打仗要药品。我们回上海后立即组织一批医药器材和药品，仍然经运河运至淮阴，由朱玉龙亲自押船，随带好烟、好酒，做为买路钱贿赂通关卡，回时伪装客运航船，又护送一批干部去上海，转往各边。”（蔡志锷：《大成贸易公司外记》）
1946年春，山东枣庄、台儿庄和苏北淮阴地区已在解放军控制下。大成公司拟抢运枣庄煤炭，从台儿庄沿运河经扬州运销上海。因扬州地区有国民党二十五军驻守，如何打通二十五军关系是个关键所在。1946年3月，蔡辉邀请潘以三到高邮商谈在上海建立长江商行（不挂牌），在扬州设分行事。潘以三提出可建立董事会，请若干知名人士任董事，一旦出事，可以为商行作掩护。潘以三的亲家沈迪民是光复会创始人之一，曾入同盟会，堪称国民党元老，中山先生逝世后，沈迪民隐居苏州，常出入书画店“文学山房”，结识在二十五军只拿干薪的副军长唐子长及其外甥王崇汉。潘以三就利用此关系，赴苏州请沈迪民出面宴请唐子长和王崇汉。宴请时，潘以三提出设立长江商行经销煤炭业务的打算，当面聘请唐子长为股东（送股）兼董事，聘请王崇汉为长江商行扬州分行副经理。唐子长得到干股后当然十分乐意，专门写信给驻扬州二十五军李参谋长和赵副官处长，要他们帮助其外甥王崇汉在扬州经营煤炭生意。1946年4月上旬，潘以三偕同王崇汉、徐德明（大成公司干部）、周信伯（大成公司干部沈君常的舅父，扬州名望商人）同往扬州筹建分行时宴请了二十五军参谋长和赵副官处长。这样长江商行扬州分行就顺利开张。4月中旬，第一批煤船20多艘通过扬州，不料途经瓜州时，煤和船主被当地中统分子扣留，幸好有个船员逃出前来扬州报信，王崇汉即与二十五军赵副官处长联系，赵即电话通知驻瓜州营长，把中统分子押解扬州，煤船一出瓜州，顺利驶往上海。潘以三通过王崇汉常送钱物酬谢二十五军李、赵两人。这样，凡从山东、河南、苏北经扬州来国统区工作的同志，只要以长江商行名义，无一人一事发生问题。我解放区仅3个月内就运输5000吨煤炭和食盐到沪经销。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二十五军接到命令准备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赵副官无意中把消息泄露给王崇汉。王崇汉得此讯息后即告罗志成（原煤业职工、后参加革命）。罗派顾永康6月下旬护送我军人员回淮阴时报告蔡辉。因此，后来二十五军大举进攻苏北时，解放军早已充分准备予以痛击，二十五军在褚庄大败，李参谋长在进犯中受重伤。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两淮（淮阴、淮安）遭到轰炸，8月下旬，大成公司奉命转移，经苏北益林、鲁南郯城，几经周折辗转至山东莒南县的萍上时，已是秋末冬初。
大成公司转移山东莒南重整旗鼓再开张
大成公司到萍上后，很快重整旗鼓再开张。开始以安东卫为进出口港口，由刘健农任安东卫分公司经理，又在日照县涛雒（石臼所附近）增设分公司，由宋泽、彭肆、武汉负责，利用海运重开商道。春节前后已打开局面，业务重新恢复。
1947年2月，新四军正式撤编，华东局以七师留守处为班底成立国区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曾希圣、李步新、黄耀南出任正、副部长。应曾希圣强硬要求，华东局批准大成公司划归国区部直属。大成公司的工作重点除了筹款筹资，还要打通海上交通线，为南下敌后的大批军政人员提供经费和护送。为此，大成公司将上海的各个摊子，统交新成立的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上海工作组由方向明、吴文瑞分任正副组长，不仅负责与山东大成公司、国区部的联系，还参与支持皖南敌后斗争。蔡辉则重点抓山东—上海间海上交通线的开辟。
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国民党正在组织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大兵压境，重重包围，形势急迫；另一方面，北撤时长江以南的我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大量集中在山东，浙东独立旅、两广纵队也在内。我军为实现从内线作战转移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把战争由解放区推向蒋管区，从敌侧后牵制敌军，则决定将大批军政干部向皖南、浙江、两广反派遣。但此时，敌人对铁路、公路严密封锁，南下干部屡屡被捕（如大成公司吴文瑞在连云港北部、华东财委徐州联络站张馥馨等在连云港，先后被捕）。唯有海路尚有机会。蔡辉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蔡志锷和朱玉龙。他们不辱使命，历经千难万险，开辟了山东—上海的交通线，为我军政干部迅速南下打开局面，赢得了时间。
蔡志锷对此有过精彩描述：“朱玉龙和我于1947年2月接到杜海林从山东带来蔡辉开辟海运的通知，最后加重语气说‘成败在此一举’。杜海林并口头传达，公家暂无现款，要组织私人投资。当时上海情况，年关（阴历）逼近银根奇紧，物价看跌，叫别人冒风险投资是困难的。但形势给我们以紧迫感，我们两人靠社会信用共同张罗了约2万元资金，采购了大批通信器材、五金、医疗器材、药品、钢材等物资，雇了一艘有防盗武器的机帆船，要价很贵，要预付来回运费伪币4000元（约黄金20两），我们出于途中安全和速战速决的考虑，忍痛接受。向上海海关报关至青岛（当时青岛是国统区），由朱玉龙亲自押船，扬帆出海，陪同去的还有杜海林，凌良才。
“机帆船驶至连云港海面上，朱玉龙遥见有一艘大风帆船触礁遭险，船身正在徐徐下沉，朱自用望远镜窥视，只见很多人爬登船舱上面，挥手、挥衣呼救，朱、杜、凌商定立即予以营救，命机帆船全速驶向遇险船只，由于船上的老大和水手们也怕风险，不敢停车营救，朱等不多考虑，大声说，救人要紧，你们救了人，到上海每人给1两黄金作为酬报，决不食言。言方毕，车息船停，水手们放下救生舢板，奋力划至该大风帆船旁，三三两两地先将妇女老幼病号等救上了机帆船，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全船130余遇险人员全部脱险，上了机帆船。在交谈中得知他们是苏中、华中北撤的干部和家属，机帆船上的饭师傅煮水烧饭，给他们压惊果腹。午夜后1时许，进安东卫港口，将营救上来的人员交该地海上公安局，并请代打电话告知大成公司蔡辉。
“机帆船由引水员领至石臼所港口卸货，当时当地震动很大，因从上海用机帆船运进这样多的急需物资，还是第一次。该船只停靠两天，有重要任务急切回上海，第一，东江纵队北撤干部100余人要求国区部立即派船分批护送去上海南下广东；第二，国民党反动派步步紧逼，南京梅园中共办事处和周恩来同志的日常经费，全被反动派封锁冻结，华东局要国区部火速接济，曾希圣要蔡辉指定朱玉龙专程将经费（约伪币8万元）送往南京中共办事处。在此情况下，一时来不及筹集足够物资回装上海。经讨论决定，先将发报机、五金等给杨浩庐领导的中和公司交换200篓花生油，另船装发。大成公司只给了30篓生油，数十片咸猪肉，其余装几十吨食盐押舱，另外给了特货、伪币和一根大条，回沪脱手后，除足够偿还物资成本和运费外，略有盈余。南下干部转往他址。中共驻京办事处经费，先由朱玉龙去南京看风向，被特务盯梢，甩掉尾巴后乘飞机回沪，不数日由潘汉年到朱家见面、验收。
“经过这次考验，朱玉龙经蔡辉、唐晓光介绍，曾希圣、李步新亲自批准朱为特别党员，由蔡辉单线领导。
“至此，局面已经打开，蔡辉通知驻沪党员回山东大成面商要事。通知过去所有老关系扩大船队，于是杨大炎、庄更生、杜海林、凌良才、王士银、吴福寿等10数人都组织了船队与大成进行贸易，当然他们也多少附带政治任务，大成还派了政治交通员配合行动。
“2月底3月初，第二次去山东时，朱玉龙还雇了两只风帆船，分别由交通员陈松发、倪培根押船，把撤离白区的温宁兄妹带往山东，东江纵队的干部分乘各船全部漂海到了上海。这样，上海山东每三五天就有一次海船来往，在短短四五个月时间内护送苏、浙、皖、闽、粤各地南来北往的革命干部有300多人次。
“护送干部有个规矩，即互不问真姓名、真地址、真实职务。有时叫我付川资也通过别人转交。所以要问我们究竟护送哪些人，去干什么，很难回答，而且没有必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有位同乡老朋友吴建功。吴原是浙江独立旅的支队长，抗战胜利后担任南汇县长，1945年10月北撤时，我去送行，他曾郑重嘱咐我，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对家乡子弟兵家属要着意关怀和照顾，我慨然允诺。别后形势发展很快，1947年5月，我接杨大炎通知说从他船上来了位老朋友要见我，我立刻到天主堂街京江弄堂的公司内，见到了吴建功，意外来客，相见甚欢。吴出示蔡辉给我的条子叫我垫付在沪活动经费，不久，国区部又捎来了革命经费转交了他。我并向他提供了沪郊政治、军事情况。1947年冬，他在南汇县东乡悄悄地建立一支游击小分队。1948年春，他又拉走了南汇大团镇的两个伪保安中队，去浙东四明山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49年解放前夕，这两支队伍已发展成数千人的队伍，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上海、杭州。1951年4月吴受委屈，引起非正常死亡，现已平反。”
海上风险
蔡志锷接着描述道：“第二次船队从上海出发至山东时，有一条先行船，由朱玉龙的表弟邢某押船，驶至青岛海面上被反动派还乡团的匪船洗劫一空，并虏人、船去水灵山（四临山）命赎。蔡辉得知后，把匪徒在根据地的家属逮捕作为抵押，迫使他们释放我方船只和人员。
“陈松发、倪培根的两条风帆船结伴回上海时，陈船载货轻航行快，倪船载货重航行慢，渐渐落后，第二天傍晚驶至水灵山附近，见有一船酷似陈船，乃一面喊话一面驶向该船，临近，船老大仔细观察说不得了，上当了，前面是只匪船，话音未落，匪船打枪，弹如雨下，倪船不示弱亦即还枪射击，但船板为敌弹洞穿数处，水就进舱了，老大立即下令，用棉絮堵塞漏洞，把舱内所有棉被全部拿到舱面，围在船老大航船挡舵的周围，他躺在甲板上用绳索拉着舵看着指南针航行，同时把舱面上三四十篓生油抛在海里减轻载荷，船头就昂起，航行加速，这才脱险。这里附带说一句，船上人员所以如此拼命，运费是昂贵的，我们议定：去山东的货不算运费，回上海的货四六分成，即船家到手40％，如遇天灾人祸，互不索赔。
“有时海上遇风雨迷雾，一次航程多达十天半月。方向明乘杜海林的船，在海上漂了16天才到上海。7月，邬通慧一条船到威海卫遇台风翻船，人虽得救，货都沉没。9月，来找我，要死要活，要我救济，我权衡得失，不得已给了他伪币3000元。他去山东就这么一次，194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向敌人供出我的秘密住址，我遂遭逮捕。”
意外收获
蔡志锷还说：“1947年6月间，美国救济总署的一艘外国轮船给解放区输送剩余物资，停泊在石臼所港口卸货。那艘运输船是大型登陆运兵船改装的，船长是美国人，大成公司石臼所负责人武汉与他联系，他主动提出有些剩余军火可以出售，并有兴趣看一下解放区。于是武汉备了两匹白马，带他到坪上大成总公司和蔡辉见面，大成招待所赵以勤亲自做了西餐款待，大成出面买了两挺机枪和一些弹药。他们送了军毯、夹克衫、香烟等，赵以勤也分到军毯一条、夹克衫一件、白马力司香烟一条（给解放区剩余物资很多，以上是额外给大成的）。但船上有国民党特务，把这事给告发了，后来，听说全船员工都被解雇了。”（蔡志锷：《大成公司外记》）
这条海上交通线，直至1948年8月山东部队转外线作战时才中止。蔡辉先组织老弱妇幼撤至牟平县山区待命，率主要人员撤至烟台，不久胶东半岛受敌人攻击。8月底，蔡辉令赵以勤率船从海道送最后一批皖江干部到上海，由上海工作组派人转送皖南游击区，交皖南特委书记胡明。吴锦章、陈力生等带领大成公司部分同志转回苏中、苏北隐蔽地带待命。9月中旬，在辽宁新金县，华东局宣布国区部撤销。曾希圣、李步新率国区部及武装人员南下，后曾被任命为二野副参谋长。黄耀南与撤至烟台的家属老弱会合，经海路撤至大连。蔡辉带领警卫队在胶东一带打游击。1948年8月胶东解放，蔡辉到山东青州，向华东财委代表孙冶方结清账目，大成公司才正式结束。蔡辉奉调山东省政府出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管财经政策制定。后随大军南下，参与上海敌产接收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成立后，曾山任主任，华东各战区财经主要领导人张劲夫、方毅、孙冶方、薛暮桥、陈国栋、李人俊、汪道涵、蔡辉等齐聚华东财委。蔡辉担任办公厅主任兼机关企业处处长。
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重大贡献
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做出重大贡献，尤其对皖南敌后武装斗争的胜利有特殊功劳。
据时任中共皖南地委书记的胡明同志回忆：“曾希圣同志对皖南的工作十分关心，从1947年开始，继续不断派出大批干部到皖南，对皖南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派来的干部中大多数是皖南本地人，他们有不少是起了独特的作用。如吴文瑞，他对建立上海、皖南交通线起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春，华东局国区部决定成立上海工作组，由方向明任组长，吴文瑞为副组长，成员有石原皋同志（文革前，方向明为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吴文瑞为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
“为了策应大军渡江，1949年1月，上海工作组迁来芜湖，改为芜湖工作站。他们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当时影响最大的是策动安徽省保五旅的起义。该旅旅长王汉昭，广西人，他和我党郑汉同志有联系。1月，保五旅从皖北撤到皖南，方向明决定他们开到绩溪县，并将关系介绍给皖南地委，由地委就近指挥。2月9日，地委把保五旅拟起义情况电报粟司令，粟回示说沿江敌军策反工作应积极进行，但不要他们立即起义，要他们尽一切努力保持现有阵地，以便策应我军渡江。4月20日，地委接到大军渡江的同志，21日，同意王汉昭起义；23日晚，王将部队带到绩溪七都，召开大会宣布起义。24日，按预定计划占领旌德县城，切断敌江防部队南逃之路。数天之后，敌南逃的残兵败将在旌德城放下武器。
“为配合大军渡江，我芜湖工作组对安东号军舰的策反工作起了作用。从20日到21日，该军舰按我方要求，借故拖延上司作战的命令，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配合大军渡江、争取芜湖县长谢汝昌的起义有很大的作用。谢汝昌是实力人物，掌握着1000多支枪的武装，他是青阳人，和方向明同乡，和石原皋是北大同学。经过争取后，石原皋向谢布置任务，要全力负责芜湖治安；保护进步人士安全；确保电厂、纱厂等国家财产不受破坏等。22日晚，驻芜湖敌军全部溃逃，谢汝昌稳住了芜湖。23日，芜湖市完好迎接了我渡江解放军。4月下旬，我皖浙赣支队和平解放屯溪城。4月27日，我二野三兵团渡江大军，进占军事重镇歙县城，歼敌6000余人。5月初，皖南全境解放。5月5日，二野三兵团和皖南游击队在歙县城召开会师大会，热烈欢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欢庆皖南全境获得解放。”（胡明：《永远怀念曾希圣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世事沧桑变故多
蔡辉在1940年—1949年10年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和践行“以商养军”、“特区特贸”“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先后在沙洲（苏南六师）、无为（皖江七师）、苏北、山东以贸易为主要手段，以码头为特贸枢纽，开辟了华中根据地与上海、芜湖等沦陷区城市之间的城乡商品航运大通道，创造了根据地原料产品大规模输出（抗战时期，主要输出粮、棉、油、烟草及特货；北撤至苏北，输出盐；转移至山东，输出煤、盐）和敌占区工业品、军工产品大规模输入，及流通性财政收入高速度增长两大战时经济奇迹。同期，建立起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组建起一支打不烂、压不跨的对敌经济贸易先锋队。这支队伍中既有参加新四军的共产党人，也有党外矢志不渝的爱国志士，以他们为核心，在敌后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经济战线。他们白手起家，大智大勇，不畏艰险，千方百计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为我军输送了大批宝贵的军械、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布匹、纸张、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为我根据地提供了巨额资金；建立起一条又一条地下交通线，掩护了大批干部进出敌占区。在整整10年对敌斗争中，这支经济统一战线大军的核心，没有一个人叛变、没有一个人脱逃、没有一个人贪污，没有发生一次重大事故；在敌人心脏地区购军需、设仓库、开航线，虽然多次遇险，均能化险为夷，没有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创造了二次大战史上罕见的奇迹。迄今，这支默默无闻却百战百胜的神奇商战之师，仍充满后人不可想象的秘密。
新中国成立后，从汤家沟走出来的共产党人，成为安徽省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经济建设的一代创业型领导。安徽省经委、重工业厅、轻工业厅、财政厅、商业厅、外贸厅、物资厅、水电厅、建筑厅、粮食厅、供销合作社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后的许多省、市级领导，都出自汤家沟；叶进明、吴锦章、陈超柱等分别出任上海公用局长、外贸局长、城建局长。这批“长袖善舞”的商战精英，在历次运动中没有一个人由于贪腐问题被查出，终生廉洁奉公。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神话。曾希圣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兼山东省委书记。张凯帆曾任安徽省副省长、书记处书记、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李步新长期任中组部副部长，分管华东干部，生前为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段洛夫生前为高教部部长。石原皋曾任安徽省政协秘书长。汪子栋在日本投降后，受国民党通缉，逃到香港，后回日本，不知所终。楠木随七师北撤至淮阴，参加军部的日本人“反战联盟”，内战爆发前回日本，不知所终。盛慕莱1949年为配合解放，在上海作策反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于解放前夕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被追认为烈士。蔡志鍔1948年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期被捕还有石原皋同志以及数十名大成公司外围商人。一审以“资敌通匪”罪被判刑7年，后通过行贿再审，以“国共合作时期正常商业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和石原皋等先后无罪释放。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上海松江中级法院院长，后受蔡辉案株连入狱。1956年在押安徽劳改时，幸为张凯帆、曾希圣搭救，安排在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任资料员。朱玉龙1950年任华东局党产管理处（机关企业管理处，蔡辉兼处长）所属祥安公司副经理，奉命常驻香港。1952年三反运动中，蔡辉含冤去世，朱玉龙受到牵连，诬为“奸商”，困居香港3年，不敢回沪，丢了党籍。1957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让时任省委秘书长的吴文瑞写信给朱玉龙叫他回合肥，吴文瑞夫妇在长江饭店请朱玉龙吃便饭，劝他回合肥工作未果。后朱玉龙到北京晤吴仲超（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结清“祥安”账目后，于10月再赴香港途中被以“特嫌”由秘密关押，4年后，直至1962年，口头宣布犯走私罪处徒刑4年半，罚金3000元。因他在材料中交代曾替几位中央领导带过几只手表。后由李步新出面会商华东局魏文伯，由杨浦区委统战部每月发生活费25元。文革中，被批斗、关押、停发工资，妻离子散，境况凄凉，1973年患癌症，无钱医治而亡。杨大炎，新中国成立后被“共产”，不知所终。潘以三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文革中罹难，1972年含冤离世。大部分参加经济统一战线的外围商业骨干，因有一般历史问题（如参加过国民党、帮会、社会关系复杂等），或有地产、房产、农田、小企业等私有财产，归入被剥夺、改造行列，终身不被信用。
这支曾经辉煌10年的商战大军，随着领军人物蔡辉于1952年春含冤去世而烟消云散。蔡辉于1952年春在“老三反”运动中蒙受巨大冤屈，仍严守党的“特贸”机密，唯恐在辩解时可能损害党的威信，为此已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但在“特货贸易”问题上，面对党外不明真相群众的激愤指控时，有个别领导人公然当众否定历史事实，反诬系蔡辉个人所为。蔡辉不堪忍受颠倒黑白、反功为过的蓄意谎诬，愤然以死明志。时年仅38岁。随着蔡辉去世，蔡辉和“汤家沟”就被历史尘封了。直至1982年蔡辉平反后，这一段史实才陆陆续续出现在地方党史资料和一些老同志点点滴滴的回忆录中。
只有张家港和汤家沟的一些老人，还依稀记得70年前“小上海”的辉煌，依稀记得有一位背着背包的蔡县长和一位骑着白马的蔡辉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