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主席第二个《五四指示》发表80周年。《五四指示》从战略高度解决了新四军向什么方向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两个重大问题，是指导新四军发展壮大的纲领性文献。今天重温这一重要文献，回顾新四军的成长史，更进一步感到《五四指示》的光辉。
文献发表的历史背景
1938年4月，南方8省红军和游击队在皖南岩寺集中整编为新四军，当时仅有4个支队10300人。不久，陈毅、傅秋涛、张鼎丞、粟裕分別率领第一、二支队挺进江南，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协助国民党军队坚守皖南沿江阵地，参谋长张云逸到皖北指挥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新四军迎敌而上，奋战敌后，初步取得了立足之地。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这是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创建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最早的纲领性指示，史称第一个《五四指示》。
1940年初，国民党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1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在华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平江惨案、鄂东惨案、镇江惨案、竹沟惨案、太和惨案等一系列围攻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和工作人员的流血惨案。
面对反共恶流，毛泽东在1940年5月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就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及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发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叶飞上将曾经说过：“两个《五四指示》，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指引新四军发展壮大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篇章。”
文献下达后的斗争
1939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和项英提出：“创造苏北根据地”，在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新四军“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个方面发展”。项英认为刘少奇的部署没有从江南江北的全局出发，他于12月12日致电刘少奇和中央，指出对新四军的工作“不能作‘左’的布置”。次日，项英又致电中央强调皖南的特殊性：“在将来任何情况下，是以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这在政治上策略上均应如此。”
1940年初，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国民党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缩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为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再对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严令其把在江北的部队调回江南，意图阻断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联系。
项英屈从顾祝同的压力，在1940年4月16日至22日一周之内向延安发去6电，坚决要求将已在江北的叶飞、陶勇两部调回江南。项英的意见遭到党中央和中原局的否决。毛泽东亲自起草，于1940年5月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他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到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09页) 。
紧接着，1940年5月6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我军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的办法是有害的，把国民党首领的演说宣言编成讲话材料是不妥当的。”强调：“红军时代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适用，政治工作是共产党的工作，一切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和办法，都应当坚决拒绝之，我们应该公开的理直气壮的说明我军政治工作的这种立场。”
对《五四指示》，中央要求在皖南由项英传达，在苏南由陈毅传达。项英拒绝传达，并与5月9日、12日、29 日三次向中央提出辞职。最后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为传达。
文献在浙东的成功实践
重温毛主席的《五四指示》，回顾浙东游击纵队的组建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倍感亲切。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以刘少奇、陈毅为核心的新领导班子认真彻贯《五四指示》，使华中地区的抗战出现了崭新局面。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发展壮大和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诞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指示》的巨大威力。
1941年5月10日，中共浦东工委根据路南特委的指示，组成50余人的先遣队南渡浙东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此后于6至9月，浦东部队800多人分批到达三北。然后通过统战关系，相继取得国民党军“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等合法番号。这些部队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也是后来组成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基础。
浦东武装南渡到三北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政权性质的办事处，使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创立。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30万大军溃退，诸暨、义乌、金华、衢州、江山等地相继沦陷。为牵制日军南进，发动浙赣铁路沿线敌后游击战争，“五支四大”“暂三纵”和四明地方游击队组成南进支队，挺进会稽山区，开辟会稽山地区抗日根据地。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形势的变化，根据《五四指示》精神，确定了浙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扩大与发展武装，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谭启龙根据华中局指示到达浙东，成立中共浙东工委，谭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敌后的抗日斗争。与此同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选派的干部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到达浙东，加强了浙东抗战的领导力量。
1943年初，三北游击司令部部队再度挺进四明山。4月22日夜，以第三大队、特务大队等部，兵分三路奔袭由伪军据守的梁弄镇。经17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四明山地区的心脏梁弄，迅速推动姚江两岸和四明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从此，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浙东抗日武装发展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既使日伪感到恐惧，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仇视。日伪和顽固派相互勾结，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面对新的斗争形势，新四军军部认为，在浙东地区的部队已无必要灰色隐蔽，应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命令三北游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下辖第三、第五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后改称淞沪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共有主力2300余人，地方武装1300余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日伪顽夹击的严峻时刻亮出自己的番号，表明共产党、新四军坚持浙东敌后抗战的坚定决心，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到1944年底，浙东军民对日伪作战126次，对国民党顽军作战102次，毙伤日伪军970名，顽军732名；俘日伪军356名，顽军590名。浙东游击纵队主力发展到4000余人，根据地拥有1.15万平方公里面积，228.9万余人，分设三北、四明、金萧、淞沪4个地区，建立了14个县、44个区、283个乡级抗日政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