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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在新四军(上)
作者:丁星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23-04-13 浏览次数:7401
其实,记述新四军的历史,饶漱石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因为他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过许多工作,有过重要贡献。饶漱石在新四军也有错误,但毕竟功大于过。
饶漱石
1954年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根据一年来揭发的事实,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饶漱石的党籍。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以反革命罪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从此以后,关于新四军的文章和书籍,就很少提到饶漱石了。
其实,记述新四军的历史,饶漱石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因为他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过许多工作,有过重要贡献。饶漱石在新四军也有错误,但毕竟功大于过。
一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并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和美国工作。1932年回国,在上海和北方从事工人运动。1935年再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先后被派往美国、法国工作。1939年11月回国。
1940年8月,饶漱石从重庆到皖南云岭,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4个月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4个月里,饶漱石分管东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他先用一个多月作调查研究,发现东南局和各省党组织联络不畅,指导困难。11月6日,他以东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东南局移驻苏南,直接领导苏南、浙西、苏皖边的党组织,而在闽浙边成立分局,领导闽浙赣三省的党组织。11月14日又向中共中央建议,由东南局的另一位副书记曾山去苏南领导那里的党组织,自己去闽浙边。中共中央17 日复电同意这一建议。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部署,形势日趋恶化,饶漱石未能去闽浙边,而是随同新四军军部参加了北移。
这4个月里,饶漱石起初没有新四军的职务。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此为借口,不让他参加军部的会议,不给他看有关新四军的电报,也不和他商量新四军的行动部署。饶漱石对项英不执行中共中央这年5月4日的指示,甚至拒不传达这一重要指示,提出了批评意见,也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自己无法了解情况的困境。中共中央电告项英,所有的电报都要给饶漱石看,并增补饶漱石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依然我行我素,不让饶漱石参加军分会的会议。在1941年5月召开的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饶漱石就皖南事变作报告时讲到了他的这些遭遇,并说有一次他和项英激烈争论,“闹了四五个钟头”。
1940年11月以后,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做北移准备。根据饶漱石的意见,决定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各县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500余人全部随军北移,另行组织以黄耀南为书记的新的皖南特委,作为以后皖南党组织的秘密领导机构,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分别以三五人为一个小组,半年之内不要互相联系,以免暴露。由于这一周密安排,许多新四军干部战士包括饶漱石自己,在皖南事变中分散突围时,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这些党组织绝大多数在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没有被破坏,对后来新四军在皖南恢复抗日游击战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开始北移。出发以前,皖南部队编为三路纵队。饶漱石和军部直属队随第二纵队行动。
1月6日,新四军北移部队遭到预先设伏的国民党军拦击。新四军三路纵队奋起自卫,到7日中午,第一纵队击破拦击通过求岭,第二纵队出丕岭抵达星潭外围,第三纵队占领高岭后也向星潭进发。
7日下午,军分会在星潭附近的百户坑举行会议,讨论怎样突破困境。军长叶挺主张宁愿牺牲一部分部队,坚决从星潭冲出去。项英则以保存部队为理由,反对硬拼。叶挺又提出另一个方案,也被项英否决,但项英自己又提不出办法。大敌当前,这个作战会议竟然开了7个小时之久。最后决定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但又走错了路,只得折回里潭仓宿营。百户坑会议仍然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他得知消息赶到开会地点时,会议已经开了3个多小时。因为不明情况,饶漱石自始至终只能旁听。
8日,项英在里潭仓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行动。这次还是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漱石闯进会场,气愤地说:“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
8日下半夜,项英见到机要处破译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密电,得知国民党军将于9日对新四军北移部队发动全线总攻,惊慌失措,擅自离开指挥岗位,率10余人企图自行突围。危急关头,饶漱石挺身而出,召集军部直属队和第二纵队的领导干部开会,要大家支持叶挺军长出来指挥。天明以后,饶漱石又陪同叶挺集合军部直属队和教导总队讲话。
这时,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向着高坦大举进攻。新四军第二纵队第三团据险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叶挺一面指挥战斗,调教导总队支援第三团,一面和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在苏北的中原局说:“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同时报告了项英等人离开部队的情况。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立即复电叶挺、饶漱石:“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去苏南。”同日又有一电致叶挺、饶漱石并转皖南各部队负责人,宣布中共中央已决定“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和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接着提出:“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同志之指挥,以打破顽固派之包围,胜利的转移到苏南北渡。”
叶挺、饶漱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担负起指挥重任。经过9日的激战,终于将第一四四师的多次进攻击退。黄昏,叶挺、饶漱石率军部直属队、教导总队和第三团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渡青弋江,然后在铜陵、繁昌一带北渡长江。但一路上都受到国民党军的袭扰,边战边走,一夜只走了20余里,于1月10日晨进入石井坑。在石井坑,叶挺、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原局并转中共中央:“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这天下午,项英等人因突围未成,回到军部。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检讨“临时动摇”的错误,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11日,饶漱石和叶挺、项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当前敌情,提出应对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箝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同一天,饶漱石又单独致电中共中央,反映他到新四军工作后与项英的分歧和争论,并表明决心:“我为革命而牺牲,正我初衷,但在这次万一不幸,死不瞑目,并愧不能负中央所予之重任。”
当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饶漱石及全体同志,指出:“希夷、小姚(即饶漱石——编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叶挺、饶漱石,宣布:“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联名致电叶挺、饶漱石,指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应制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突围出去东进或北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同时告知:“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12日深夜,叶挺、饶漱石考虑到继续战斗已很困难,决定被包围在石井坑的人员分散突围,目标是东进苏南,或北渡无为。叶挺、饶漱石率一路冲出石井坑后,于13日拂晓到达西坑,又被国民党军包围。14日,饶漱石以党的名义提议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叶挺下山后,即被国民党军扣押。
隐蔽在山上的饶漱石,被搜山的国民党军士兵发现拘捕。饶漱石诡称自己是从美国归来参加抗日的华侨,到新四军当军需官才几个月。他用金钱收买国民党军连长,由这名连长代办便衣和路条,脱险到达屯溪,找到了党的秘密联络点。然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又经浙江兰溪、金华和上海,来到了苏北盐城的新四军新军部。
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经历,人们提出过两个质疑。
一是饶漱石动员叶挺下山谈判动机何在?是否对叶挺被国民党军扣押要负责任?《文史精华》2003年第6期有一篇《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文中写道:“饶漱石取代项英后却不满足,1月14日,当他得知项英、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可以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
这段叙述距离事实太远了。
首先,饶漱石提议叶挺下山谈判,是执行中共中央1月12日“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是在危急关头试图设法保存部队。叶挺认为此时已经没有谈判的本钱,但仍想利用他作为北伐名将在国民党军的影响,为挽救部队争取一线生机。要说动机,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叶挺为此不计个人安危,并不需要饶漱石“执意要求”。
其次,1940年12月已经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以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这是饶漱石知道的。即使没有叶挺、项英,还有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怎能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他没有这样幼稚。
再次,项英是1941年3月13日被叛徒杀害的,饶漱石怎能在1月14日知道?这篇文章连基本的事实也错得离谱。当年皖南是第三战区辖地,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竟然说成是第二战区。
另一个质疑是饶漱石既已被国民党军拘捕,哪能轻易脱险?有没有叛变行为?1955年审查他时,专案组竟然找到了那个原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三营九连连长叶正顺。此人并不知道当年放走的是饶漱石,但记得那个新四军干部自称美国归侨,他收了钱,就派一名排长带这个新四军干部到茂林找乡长开了路条,送出了警戒线。叶正顺的交代和饶漱石的自述情节略有出入,但大体相同,足以证明饶漱石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变行为。
饶漱石到新四军以前,完全没有军事工作经历。在皖南事变的生死关头,他临危受命,敢于担当,协助叶挺指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而且随时准备牺牲,在突围时又机智脱险,应该说表现是好的,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突围后经过屯溪、兰溪、金华时,还向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布置工作,要求他们正确评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必然实行种种反共措施,还会有一些叛变分子泄露党的秘密,应根据这种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陈毅对饶漱石的这种布置充分肯定,1941年5月17日在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发言时说:“如果没有这种布置,当时必然受到一些损失。因为在新四军领导机关及东南局分散后,整个华南党失掉了领导中心,所以饶漱石同志这种行动有很大的作用。”1944年5月30日陈毅在延安写的《1938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再次提及此事:“饶漱石同志皖南事变突围道经刘英处,告以归山掌握武装为主”,“地方党要采取隐蔽形式,要懂得收容部队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刘英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未能听从饶漱石的意见,后来在温州被捕牺牲。
三
1941年3月8日,饶漱石突围到达上海,立即通过地下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报告了“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离虎口”的经过。接着,由上海地下党派人护送,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3月27日,虽然饶漱石还在苏中,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组成新的中原局,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组成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
饶漱石于4月到达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的苏北盐城。4月30日,就在中原局会议上做了《关于东南党的问题》的报告,介绍情况,检讨得失。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改为华中局,饶漱石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因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远在淮南,又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7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任命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饶漱石成为刘少奇和代军长陈毅的助手。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成立了新的军部,将陇海铁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组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继这些组织调整之后,急需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尤其是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使新四军真正成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要将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在传达与讨论中,要特别强调各部队干部党性的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党中央与军委的信任、尊重与服从。要克服一切自以为是的情绪,反对对中央及军委指示命令置之不理的态度,反对在党内形成独立自主,在政治上形成自成江山,漠视中央漠视军委的现象。”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先后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新四军成立以来特别是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以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5月18日,饶漱石在会上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报告。在分析皖南事变的主观原因时,他通过大量事实深刻地指出,项英对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有着重大分歧,甚至已经发展到对抗中央命令、离开党的领导的倾向。刘少奇、陈毅也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两次会议,使大家提高了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使华中的党组织和新四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此后,饶漱石协助刘少奇和陈毅,在新四军中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他还以很多精力在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发展农民抗日救国会会员,组建地方武装和民兵。12月6日,饶漱石致电在第一师视察工作的陈毅,主张“发展则以地方军为主,而主力则采取精兵主义”。建议第一师三个旅各保留一个主力团,其余六个团可以缩编为五个连或两个营的小团,“以便抽出干部去整理地方兵团,最好还能以主力一部编入地方军。”12月17日,饶漱石又和副军长张云逸联名致电谭震林,要求“普遍建立地方军,大量发展人民武装,同时加强群众工作,以便进一步依靠群众粉碎敌伪扫荡、清乡,大量牵制敌人配合全国反攻,巩固和扩大敌后民主根据地。”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1941年底,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4万余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51.5万余人。
1942年1月,饶漱石协助刘少奇筹备和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从1月20日开始,一直开到3月5日。会议期间,刘少奇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陈毅作了关于军事建设的报告,黄克诚作了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副报告,曾山作了关于政权建设的报告,饶漱石作了关于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还讨论和通过了一些军政工作条例。饶漱石在报告中提出,要普遍地深入地发动和组织根据地的基本群众,切实改善群众生活,建立广大的群众团体,这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力量源泉,是巩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1941年,新四军经历了极其紧张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磨擦作战。这些军事斗争,主要是由陈毅决策,参谋长赖传珠协助实施指挥,因而电报上大多由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署名。但也有一些电报,尤其是1941年7月日军对盐阜地区大规模扫荡期间,新四军军部对三师、一师、二师和独立旅的多次指示,都是由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署名。这说明饶漱石已经参与反扫荡作战的指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