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知识分子多，很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为培养抗日的军政干部，新四军办有抗大总分校，各师办有抗大分校；为培养和提高党员理论和政治水平，中共中央华中局办有华中党校，各战略区也办有党校(或党训班)；为培养抗战的文艺人才，新四军军部办有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1942年9月在淮南创办了以韦悫为校长的江淮大学，同年11月在淮南创办了以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兼院长的华中医学院，1945年5月在淮南创办了由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兼校长的华中建设大学；为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基层干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地区公学、行政学院和联立中学；为提高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大力扶持创办中小学，广泛开展冬学运动和识字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许多新四军老战士转入了文教战线，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他们有抗日根据地办“抗大”、党校和各类专业学校的办学经验，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去，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新四军老战士走向新中国教育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面临向现代化进军任务，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当务之急。当时各部队都办了文化速成中学，步校、炮校、航校、海校、军事学院、军医大学和各种专业院校，一大批新四军老战士转到军事院校或当领导、或当教员，更多的是当学员。张崇文抗战期间曾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副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野战军随营干部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副政委、总高级步校政治部副主任。曾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王绍南，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曾任新四军第四师团长的王枫，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干部文化总校校长；曾任新四军第十六旅参谋长的王胜，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装甲兵文化学校校长、第六坦克学校校长；曾任新四军第三师后方医院院长的申涵，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六军医大学校长。各类各级军事院校提高了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指挥员和专业人才。
还有一些新四军干部转到地方办教育。有的担任了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
新四军有3位老战士担任国家教育部部长：一位是刘季平(新中国第4任教育部部长)、何伟(第5任)、刘西尧(第9任)；有7位任教育部副部长，他们是韦悫、钱俊瑞、雍文涛、周林、黄辛白、刘仰峤、段洛夫。
担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新四军老战士：江苏省有吴天石、陶白；上海市有姚力、戴伯韬；浙江省有沙文汉、盛华、刘丹；安徽省有孙兰；福建省有王于畊、陈辛仁；湖北省有童世光、李实。
更多的是担任各类高等院校的领导：夏征农，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周林，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薛尚实，上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盛华，华东纺织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复旦大学副校长、南京工学院院长，曾被国家教育部誉为“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郭影秋，南京大学校长；项南，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顾玉良，上海教育学院院长；姚耐，华东财经学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黄耕夫，上海机械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刘仰峤，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龚意农，安徽水利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家扬，杭州大学校长；鲍有荪，南京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温仰春，华东纺织工程学院院长；童世杰，合肥师范学院院长；吕振羽，大连大学校长；邓旭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子光，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寿松涛，华东航空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姚力，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孤梅，福建师范学院代院长、福州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苏堃，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苏星，武汉医学院党委书记；孙叔平，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哲学系主任、教授；冯定，北京大学教授、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等等。
在教育战线做出新贡献
戴伯韬是近代教育家。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接管上海文教系统单位，首先是各种专业学校和中小学校。大约在一周左右都恢复了上课。后又按照陈毅市长的指示，多次召开大中小学校教师座谈会，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问题，使大家安定下来。到1952年，上海已初步建立了正规学校的基础。他为恢复整顿和发展上海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0年6月戴伯韬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市教育局党组书记。从1954年到1966年12年内，他领导编写了两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此外，他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组织建设，为教育理论书籍的编辑出版，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建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培养一支教材编辑、教育研究队伍，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贯待党的教育方针。1950年5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提出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刘季平，1963年8月任教育部副部长时，提倡学用一致和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教学和死读书。积极主张本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教育思想，发扬忠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推动教育体制改革。邓旭初1977年6月至1986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期间，提出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实行定编定员工作规范，推行责任制，教师聘任制，进行人才交流和工资改革等有成效的改革实践；他开创中国高校的国际交流之旅；开国内高校引进外资的先河；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他是我国高校管理的著名改革家，写有《我们是怎样进行学校管理改革的》《改革必须触及管理体制》《上海交大改革的五年》及《忆上海交大重振雄风》等文章及著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的彭康，1952年11月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翌年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1955年1月，彭康首次提出面向教学、面向学生的工作方针。1956年率领交通大学西迁西安，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体系，建立学生思想政治制度，完善院系和学科体系，制订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彭康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开拓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是交通大学西迁的奠基人，用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西北大地上谱写了华章，为陕西建设高等教育强省和科教兴国奠定了基础。
曾任苏中公学校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的夏征农，1978年7月出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后，首先对那些在“反右”“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与迫害的教师、学生和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及抚慰。他还在学校举办座谈会，批判“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并亲自撰写发表了《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
曾任抗大九分校训练处副处长的姚耐，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长期主持上海财经学院的党政工作。他的办学思想就是坚持将高等财经教育与我国的经济建设实际密切结合起来。他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要发展高等财经教育，而高等财经教育又会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这是新中国高等财经教育的生命力所在。针对教学，他在学生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内容安排以及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在他的倡导下，上海财经学院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在专业设置上恢复了经济学系，并设立了财政经济研究所工作室，使之为教学服务等等。1978年下半年，上海财经学院复建，姚耐又出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把许多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教授、学者重新请回学校，为上海财经学院的复兴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写了《为实现四化办好高等财经教育》《从历史经验看高等财经教育的改革》等教育论文。
用“抗大”精神办学。曾任泰州独立团政治委员兼县委书记的张孤梅，是福州大学的创办人，他一到任就向福州大学党员干部和师生提出，要以延安抗大精神武装头脑、以抗大为榜样创建福州大学的要求。他根据建校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及时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和全校师生大会。那时候福州大学既没有教学楼更没有大礼堂，他以共产党人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师生员工在一片荒野中兴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为福州大学的创办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孤梅作为党委书记，十分重视教师的培养，即使工作再忙也经常约一些教师谈心。大部分教师的名字，他都能记得。他经常深入学生当中了解情况，做学生思想工作。他竭力主张实施理工合办的方针，为后来福州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抓教育质量。王于畊在福建省教育厅工作时，着力依靠教师办学的方针。解放初期，福建高考成绩居华东各省之末，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从1957年起，福建省连续3年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被誉为“高考红旗”。1959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全面提高中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的社论，介绍福建省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福州市高考成绩位于全省前列，北京、内蒙、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云南等地教育参观团先后到福州参观访问。福建南安县英都、仙都县大济汾阳民校扫盲工作卓有成效，大批文盲脱盲，培养出大批农村实用人才。农村干部群众高兴地说：“政治翻身，经济翻身，文化也翻身”。1960年，福建省第八次全省中教会议召开，省教育厅长王于畊总结了中学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指出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尊重和依靠教师，必须研究教学规律，必须建立稳定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她还担任过福建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副校长。
新四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在战争年代，他们用枪杆子、笔杆子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们是新的教育体制的开拓者，新的教育理念的实践者，他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人类灵魂工程师，为新中国培养了无数保卫和建设祖国的高质量人才，他们的功绩永远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