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
1938年金风送爽的时节，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经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林可胜博士引荐，从八路军驻地来到安徽云岭，以国际红十字会记者的身份对中国革命进行采访与报道。
虽然史沫特莱到中国已有不少时日，但她的汉语水平仍然有限。新四军军部首长为了方便其工作和生活，便把她安排在医院宿舍里居住，因为有医生精通英语。
之前八路军为史沫特莱委派了一名男翻译一路随行，可一到新四军军部，她就宣布：换人！坚决要求重新给她找一个女翻译。新四军中懂英语的人本来就屈指可数，女翻译更是凤毛麟角。数来数去，军部会说英语的女同志只有军医章央芬一人。可章央芬在医院主要负责内科工作，病人大多患有疟疾、结核病、猩红热、痢疾、伤寒、肝炎等重疾，每天光看护病人就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哪里还有时间做其它的事？最终从抗战大局出发，军部领导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安排章央芬给史沫特莱临时当翻译。
那么，史沫特莱为什么一定要换翻译呢？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在来云岭路上的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了，那位男翻译忽然有急事要找史沫特莱，又担心会打扰她休息，就没有贸然敲门，而是透过窗户纸向屋里看，没想到史沫特莱正在洗脚，更没想到史沫特莱抬头，正好看到了这位男翻译。对此，史沫特莱大为光火，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于是坚决要换人。这是章央芬和史沫特莱相熟之后，史沫特莱向她透露的。章央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史沫特莱做了解释，说明那位同志并无恶意，史沫特莱才勉强释怀，同意白天章央芬医院里有事的时候，还是由那位男翻译陪同采访。
有一个会说英语的女军医给自己做翻译，史沫特莱非常高兴，像孩子一样拉着章央芬的手，请求她搬到自己的隔壁房间来住。章央芬爽快地答应了，从此开启了两个异国战士的忘年之交。
史沫特莱的随身行李很简单，除了基本的日常用品外，就只有一台英文打字机。这可是史沫特莱的心爱之物，须臾不离手。有时候去采访，章央芬要帮她拎，她都会笑着拒绝道：“这台打字机可是我的宝贝，就如同你们医生的听筒和手术刀一样重要。”
出生于1892年的史沫特莱，来云岭的时候46岁，正值盛年，高高的个子，一头金黄色的短发，精明强干。但是在20出头的章央芬眼里，史沫特莱已经是一位老太太了。短短几天相处下来，章央芬感到这位“老太太”简直就是个“拼命三郎”。到达云岭的第二天，她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新四军的司令部和政治部，拜访了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采访时，她总是一边看一边问一边记，非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才罢休。
史沫特莱和章央芬的工作模式大致是这样的：白天陪同史沫特莱采访结束后，章央芬就赶到医院救治病人，史沫特莱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挑灯整理采访材料。她将采访到的素材，视内容的不同，或写成新闻，或写成专题报道。每当史沫特莱完成一篇得意之作，都会兴奋地高喊：“Doctor章！Doctor章！”把章央芬从睡梦中唤醒读给她听。章央芬也特别爱听她讲故事、读文章，她们经常彻夜长谈。章央芬还会帮她把稿件送到镇上的邮局，由邮递员辗转寄出。除了寄给史沫特莱任职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外，还有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以及美国的一些进步报刊。史沫特莱这些文章从不同视角，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新四军的作战情况、英雄事迹和战士们艰苦而乐观的生活，为新四军打开了一扇让世界了解的窗户。
新四军的医院，无论是技术水平、医疗作风还是管理方面，在当时国内的军队中都属于一流。医院有设备齐全的化验室、X光室、手术室、药房，以及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竹筒作管道的淋浴室等，床位最多时达250张，还设有严格的消毒制度、医生查房制度和护士交班制度。初次参观，就让史沫特莱赞叹不已，她对章央芬说：一路上我到处看到“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在你们这里具体化为“一切为了伤病员”。医院的病房设在村里的一个大祠堂内，周边看祠堂人住的那些房子，就成了医务人员的临时宿舍。章央芬每天早上都要去医院查房，有时史沫特莱也会跟着去。每逢有伤员来住院，史沫特莱总会抓住一切机会采访他们，常常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候到了吃饭的点儿，还不愿意回来。有一次，罗炳辉将军因为高血压住进了医院，史沫特莱和他交谈甚欢。史沫特莱告诉章央芬：“他讲了那么多打仗的事情，听得我好像也会打游击战了。罗炳辉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打了很多胜仗，日本鬼子对他闻风丧胆，真痛快！我一定要尽快地报道出去。”每当遇到有趣的事情，她总是像孩子一样兴奋。有一天，一个可爱的小战士在采访中给她唱了首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史沫特莱特别喜欢，兴奋地告诉章央芬：“我要把它们全部写进我的文章里去。这是中国老百姓真情实感的流露，纯真朴实！”
除了从舆论上声援中国抗战外，史沫特莱还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争取来自各方的物资援助。有一次，史沫特莱募捐到一车罐头，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她把罐头交给了军需处长宋裕和，要求他全部送到前线，后方一个也不许留。晚上，史沫特莱回到自己的房间，看见桌上放了几听罐头，便以为是自己募捐的罐头被后方截留了，顿时火冒三丈，激愤地对章央芬说：“你们太让我失望了，国民党如此，你们竟然也这样”，一边说一边竟哭了起来，非让章央芬陪她去找宋裕和问个明白。章央芬怎么劝解也没有用，只得陪着她走了三四里山路，找到了宋裕和。一见面，史沫特莱就劈头盖脸地一顿批评，还对章央芬说：“Doctor章，别愣着啊！你翻译给他听，不许贪污。”章央芬只好照单全译了。宋裕和听了哈哈大笑。原来这是副参谋长周子昆想着这批罐头是从美国运来的，史沫特莱一定会喜欢，便特意关照宋裕和留几听给史沫特莱。除此之外，这批罐头全部运到前线去了。史沫特莱还不放心，拉着章央芬在库房里东找西找，确实没有发现罐头，这才高兴起来。在回去的路上，史沫特莱对章央芬说：“你们把我当成外国人看，总是优待我，可我不乐意。我要和你们一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一份力量。”最终，她还是让章央芬把那几听罐头退回了军需处，并要求有机会一定要送到前线去。
相处的日子久了，章央芬和史沫特莱变得无话不谈。章央芬因职业习惯，总是戴着口罩，史沫特莱便调皮地和她开玩笑：“口罩长在章医生身上了。”有一天晚上，史沫特莱喝了酒，主动向章央芬讲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说到伤心处，她放声大哭，说到高兴的地方，她就哈哈大笑，还拉着章央芬跳舞。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前方战事频繁，伤病员不断地从前线抬下来。只要伤病员一到，医务人员就要全体出动，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进行抢救。每逢这个时候，史沫特莱都会主动参加救治工作，为伤员换绷带、洗血衣、喂水喂饭，有时还会帮着护士给伤员换药、喂药，常常忙得满头大汗。她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章央芬和其他的医护人员。有一次军医宫乃泉和章央芬谈起史沫特莱，由衷地敬佩：“人家本来已经是知名记者了，完全可以选择在大城市过优越的生活，但是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咱们这个农村，和我们一起艰苦奋斗。”
云岭的冬夜分外寒冷潮湿。为了照顾史沫特莱，军首长特意给她发了一件棉大衣。一天深夜，在又一次完成抢救伤员的任务后，章央芬和史沫特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凛冽的北风呼啸而过，冷得刺骨。章央芬突然发现史沫特莱没穿棉大衣，冻得直哆嗦，就嗔怪道：“你肯定是把大衣忘在医院了，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帮你取。”史沫特莱一把拉住章央芬，神秘地说：“大衣是在医院，可我不是忘记拿了，而是特意把它盖在一个伤员身上了。”章央芬只得苦笑着作罢，她知道这是史沫特莱一贯的作风，虽然不富有，但是出奇的大方，经常把自己吃的、用的送给伤员。第二天，章央芬向首长作了汇报，军部领导马上给史沫特莱补发了一件棉大衣。起初史沫特莱不肯要，但最后还是收下了，因为她有了自己的小九九。她悄悄地对章央芬说：“以后要是有人更需要，我还会送掉的。”果然第二件棉大衣又被她给送出去了。章央芬说，我都记不清了，那个冬天首长给史沫特莱发了多少件棉大衣，但她自己总是没穿的。
一天清早，天刚麻麻亮，劳累了一天的章央芬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章，快起来，这么好的天，咱们一起去爬山吧！”史沫特莱一把将章央芬从床上拽起。两人踏着晨露，迎着朝阳，携手登上了医院附近的一个山头，并肩坐下。看着云岭灿烂的朝霞和初升的太阳，史沫特莱动情地对章央芬说：“看，多美啊！这是你的祖国，也是我的。我们要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说完，两人相拥而泣。史沫特莱非常热爱中国，常常对章央芬说：“我总是忘记了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我是忠于中国的，我到过许多国家，但无论到哪里，我总归是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才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
一九三八年章央芬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与章央芬朝夕相处近一年之后，史沫特莱离开了云岭，此后两人再也未曾相见。1950年，史沫特莱因胃癌在英国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把一部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40年后，年逾古稀的章央芬重返云岭，面对曾经的青山绿木，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一首诗，纪念故去的战友和那段激情满怀的峥嵘岁月：
稻香飘野君来临，共事十月敬佩深。
青松岭上高唱歌，助我中华寸土争。
辛勤写作夜深沉，国际主义感人深。
悼念逝世四十春，中华飞腾慰君灵。